史海捞真（上集）

史海捞真1、帝王琐事

其一。秦始皇，算是中国的皇帝之最了。他统一中国后，把最高统治者的称号改为皇帝。他自己因此称“秦始皇”。

战国以前，秦字的写法是上边两个并列的“王”字，下边一个“木字”。秦始皇想，一把木椅上坐着两个王，还还了得！于是下令把这个字改为“秦”。这个“秦”字，占春秋各一半。雄图大略，尽在一字之中。史官提出异议，当场被砍了脑袋。

然而，改后的“秦”字，“春”无日而气沉沉。昏昏沉沉，则气数将尽。因此，这个“秦”字，实为不祥之兆。事也凑巧。秦始皇死后的第二年，就暴发了陈胜、吴广起义。秦二世很快被推翻了。秦始皇终正寝了。

当然，秦朝之灭亡并非秦始皇改字所致。不过，秦始皇改字，确未保证秦始皇千秋而万代。

其二。皇帝也爱寻根。

刘邦打败了项羽，做了汉朝的开国皇帝。遗憾的是，刘邦出身于小农之家。仕途之中，做过泗水亭亭长，比芝麻粒还小的官。于是他便在身世上做起手脚来。他向群臣编造了这样一个谎言：一次，一条蛟龙闯入刘家，与刘邦之母性交，于是生下了刘邦；所以，刘邦就成了龙子。龙子做皇帝，就名正言顺了。

为了做稳皇帝，不惜撒下弥天大谎，往生身老母头上扣尿盆，亏他想得出来。难怪后人骂他“杂种”。

为了做稳皇帝，什么礼义、廉耻、道德、良心统统可以不要，什么荒唐事都可以干得出来。这，恐怕是一种皇帝病。

其三。人常说“伴君如伴虎”。真乃警世格言也。

朱元璋做皇帝后，疑心功臣勋将们谋反，于是大开杀戒，一批一批大臣，被他借口杀掉。他嫌这样太慢，索性把文臣武将骗到“庆功楼”“庆功饮酒”，然后令锦衣卫锁上楼门，放起大火。可怜当年跟随朱元璋南征北战的开国元勋，只走脱了徐达，其余全部命丧火海。

在皇帝面前，同是一个人，需要你时，你可以倍受恩宠；不需要你时，你就很难在世间存在了。至于你的功勋，对于皇帝来说，是分文不值的。所以，你也不能把它看得太重。

其四。康熙在位期间，十分讲究俭朴。龙袍上必须有补丁，圣履上打着包头。满朝文武上行下效，纷纷穿起旧袍旧靴来。一时间，京城里出现许多旧官袍、旧靴履的专卖商店。然而，价钱却比新的贵几倍。

康熙算是有道明君了。他倡导俭朴，总比倡导奢华强。然而，康熙君臣的俭朴，充其量只是个漂亮的外衣；其本质意图无非是要树立一个“好皇帝”形象。幌子而已。

圆明园和避暑山庄两座耗资巨大、空前绝后的皇家园林，不就是这位倡导俭朴的康熙授意修建的吗？

两相比较，一件旧龙袍又算得了什么！

史海捞真2、刘备在人才问题上的致命弱点

说起思贤若渴、尊重人才，很容易使人想到刘备。其实，刘备在尊重人才问题上也犯过错误。

当初，刘备为了攘除奸凶，扶助汉室，不顾关羽和张飞的阻挠，冒着风雪，三赴隆中，请诸葛亮出山辅佐，其爱才惜才之心何等可贵！然而，在蜀国日益强盛的情况下，刘备对诸葛亮的器重却逐渐降温。关羽大意失荆州之后，刘备本应听取诸葛亮的求全之策，但他却骄傲自大，一意孤行，拒绝诸葛亮的多次苦谏，竟盲目率领倾国之兵征伐东吴，从而把蜀国置于两面受敌的危险境地，犯了重大的战略错误。“朕亦颇知兵法，何必又问丞相？”这句话充分证明刘备对孔明的轻视。也算是“苍天有眼”，由于刘备的自作主张，终于被陆逊火烧连营七百里，七十多万大军毁于一旦，刘备也不得不逃奔白帝城。

从三顾茅庐到败逃白帝城，不难看出刘备在人才问题上的一个致命弱点：在兵微将寡、四处打“游击”时可以“思贤若渴”，而在人多势众、发展顺利的情况下就把人才忘掉了；身为布衣、无职无权时可以“惜才如命”，而位高权重进便自以为是，目中无人了。这正是刘备在对待人才问题上的悲剧所在。尽管刘备在临死之前认识了自己的错误，诚恳地向诸葛亮道歉，承认自己“智识浅陋，不纳丞相之言，自取其败”，但悔之晚矣。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人还是有一些的。但大都和刘备一样，未能善始善终。就说名声显的汉高祖刘邦罢，他起事时，礼贤下士，广结英才，但他做了皇帝之后，便将爱才之心抛在九天云外，还一举杀害了功城略地、战功卓著的韩信。他的得力谋士张良，为什么放着高官不做、厚福不享，偏偏要去当苦道士，怕也是看出了什么门道吧。难怪韩信在被害前发出了：“飞鸟尽，良弓藏；狡兔亡，走狗烹”的醒世长叹！

史海捞真3、“华表木”的演变

华表木起源于“谤木”。《淮南子·主木训》曰：“尧置敬谏之鼓，舜立诽谤之木。”《后汉书·杨震传》又云：“臣闻尧舜之时，谏鼓谤木，立于朝。”“诽谤”一词，古今有着截然不同的含义。古时是一个褒义词，是指议论是非和指责过错而言，后来才渐渐地演变为造谣污蔑、恶毒中伤的贬义词。

华表木就是谤木，即诽谤之木，简称华表。以横木交柱头，竖立于交通要道的街口处，专供来往行人写谏书和提意见用。此乃古代原始民主的产物，时过境迁，华表的形式与内容都变了。

华表逐渐变成了街心路口的标志物，后来又演变成了桥梁、宫殿、城垣或陵墓等建筑物的装饰品。更令人捧腹的是，古代做为征求人民意见用的华表木，愈变愈离奇，简直变得使人难以相信的地步。譬如，天安门前的华表石柱顶端，雕刻的怪兽造型，就是历史的见证。怪兽似犬非犬，遍体鳞甲，腆胸昂首，尾巴翘起与鬃发相连，弯曲的象鼻子直冲天空。据传说这种怪兽名叫犼(hǒu)，原产我国北方，性猛食人，后绝种。因华表顶端的石犼仰首向天，游人称之为望天犼。在四个华表顶端，两兽向北，两兽向南，相传面向北的一对石兽，因朝着皇宫，叫“望君出”，意在奉劝帝王不要久居深宫，要经常到宫外去体察民情。面向南朝着宫外的一对石兽叫“望君归”，意在期望皇帝外出时不要留恋湖光山色，及时回朝处理政务。华表木就这样在历史的漫长岁月里，变来变去成了美化封建帝王的装饰物。

特此，联想一下现实。“意见箱”，现代兴起来的一种广泛征求人民意见用的器物。其用途与华表木相同，可谓物异工同了。意见箱与华表木，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时代的产物。从原始民主到现代民主，经历了沧桑巨变。按说，意见箱的命运应比华表木幸运得多。人民群众在自然场所不能发表意见和建议，可以投进意见箱里去。遗憾的是，有的地方，意见箱并没有成为群众实行民主监督的有效工具，而只是一种“道具”。更有甚者，为了表示自己能听取群众的批评和建议，不仅在门上设置了意见箱，而且在走廊里、商店里、办公室里或公共场所，还设置了“检举箱”、“监督箱”、“留言簿”等；但群众的意见和呼声并无人真正理睬。

史海捞真4、“歪点子”与“顺风锣”

据说，古代贤明的禹曾经说过：谁在君主面前巧言令色，讨好卖乘、乱出“歪点子”，就割掉他的舌头；谁趋炎附势，曲意迎合，打“顺风锣”，就掌他的嘴巴。这道圣谕，是真是假，已无法考证。然而，可以肯定地是：历朝历代，从没有任何一位帝王沿用过这条规矩。

举几个例子，秦始皇有一天心血来潮，要去打猎。于是，身旁的大臣马上奏道：“陛下英明，应立即建一个最最大的打猎场，这个打猎场起码得东到函谷关，西到陈仓。”这个“歪点子”，真够荒唐透顶了。然而，却有大臣立即敲起“顺风锣”：“这个打猎场建成后，边关从此不必派兵把守了，只要多放些禽兽在里面，敌人一旦袭来，那些麋呀，鹿呀，就用角去顶触；那些虎呀，豹呀，就用利齿去撕咬，便可御敌于门外了。”

秦二世当皇帝时，想处处表现其豪华。于是有阿谀之徒上奏：“应该把天下的城墙用油漆漆了，那才真够气派哩！”这个“歪点子”，连三岁的小孩也懂得在是胡说八道；然而，又有人立即敲“顺风锣”：“那太好了，城墙漆得油光亮亮的，敌人想爬也爬不上去，一爬就滑下来。”

雍正帝是个酗酒成性的大酒鬼，他自己对此也供认不讳；民间对他酗酒误国颇多愤词，他也时有所闻。然而，有个叫路振扬的提督，向以巧言令色闻名朝野，一次他朝见雍正，故意在雍正脸上左看右看，然后奏道：“臣在京许久，每日进见，仰见天颜，全不似饮酒者，外面传闻皇上饮酒之说，全系谤言。”几句话说得雍正心头乐滋滋的。嗣后就更无所顾忌地开怀狂饮了。

这些出“歪点子”、敲“顺风锣”的无耻之徒，这些攀龙附凤，巴结奉承的庸俗之辈，都博得“龙心大悦”，而各得其利。

一位外国哲人有名言：“权势者的衣袖上，总会有甩不掉的阿谀的虫子，而权势者们往往爱这些虫子如同缀在衣袖上的珍株。”看来，这类阿谀的虫子并非仅是国产，全世界都有的。

史海捞真5、文不如其人

文学史上，文如其人颇为多见，但也有文不如其人的。

孔子宣称“不患无位，患所以立”，视富贵若浮云。实际上，“三月无君则惶惶如也”。他任过鲁国司空、大司寇，代理相国，丢官后不辞辛劳游说列国，乞求诸候：“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不想当官是假的，还是想有一项乌纱帽。

曹操权倾朝野，挟天子以令诸候，欺献帝，杀皇后，压大臣，时时想篡汉自立。可是你看《让县自明本志令》，他说他象乐毅和蒙恬那样忠君，说自己“本志有限”，“领兵不欲多之”，愿归隐乡里“读书射猎”。这里，说与做判若两人。

李白羡慕权贵，曾哀求长史韩朝宗荐举，又托友人吴筠的情面当了翰林学士，也任过永王的幕僚，投奔过县令李阳冰。这和他的宣言“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总是不合辙的。

朱熹的“私德”不堪入目：他霸占别人死后财产，吞侵赈济钱米，却把“正心诚意”、“存天理灭人欲”吹得震天响；他强娶两个尼姑作妾，儿媳在丈夫死后怀了孕，他倒力主“贞操”、“清心”，宣扬伦理纲常，实为双重人格的伪君子。

明末清初的钱谦益、吴伟业和阮大铖也是人与文相悖的典型。钱的文章波澜壮阔，虎虎有生气，吴颂扬“慷慨多奇节”之士，阮更写就褒善贬恶的《燕子笺》。单看著作，准以为作者是壮夫义士。然而清兵一来，都匍伏屈膝做二臣，奴才本像暴露无遗了。

曾国藩是进士出身的拿刀文人。他办团练，捕杀不拘常例。后招募湘军，杀害太平军和捻军将士数十万，人称“曾剃头”——杀人象剃发一样快、多、利索。可是你翻翻《曾文正公全集》、《曾国藩教子书》，却大讲宽恕仁爱信义，温良恭俭让，对人（包括对儿子）说尽谎话，压根儿看不见刽子手的影子。

吴虞曾被称为打倒孔家店的英雄，他用资产阶级思想做武器，狂热主张男女平等，自由民权，激昂声讨封建吃人礼教。这都该肯定。但他本人却是大男子主义的实行者，一夫多妻，直到六十岁还纳小妾，言与行格格不入。

文不如其人的人不独中国有，外国也有——比如培根。

培根是英国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知识就是力量”这句名言就出自他之口。但是，这人品行不好，干了不少缺德事。他年轻时为了当律师和谋取议会中的席位，千方百计地讨英国女王宠臣埃塞克斯勋爵的欢心。当埃塞克斯勋爵失去女王的宠信遭到审判时，他又一反常态，以一个志愿听证人和被告亲密朋友的身份，指控埃塞克斯勋爵阴谋篡夺王位。是他把曾有恩于他的不幸的埃塞克斯推向了断头台。他自己却去领了一千二百镑的报酬。他把钱装进口袋时说：“女王给了我一些好处，但不象我希望的那么多。”了解培根这些历史的人，无一不认为他是骗子。培根的卑鄙行为和他的哲学思想这样的不一致，使人们总觉得他的哲学思想是讲给别人听的，是乏味的。

史海捞真6、才子皇帝多误国

魏晋南北朝最后一位皇帝陈后主，就是一位天生的音乐家，他创作的《玉树后庭花》在当时是极为流行的歌曲，后人把陈后主的歌曲当作亡国之音。

北宋的宋徽宗也不是个做皇帝的料，而是一个天才的画家。在他的开创和影响之下，宫廷画形成了中国画史上独树一帜的既忠实于细节又强调画境诗意的风格流派。在中国历史上，这样的皇帝艺术家很多，如汉成帝、梁元帝、隋炀帝、宋宁宗等。

五代时期的南唐李后主，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都算是个一流的词人，对中国词的发现做出了重大贡献。但写词并不能帮他治理好国家，只能使他的国家一天天腐败下去，当北宋的军队攻入都城的时候，他仍在吟酒赋诗。这些情意缠绵、悱恻伤感的诗只能感动才子佳人，却吓不退百万大军。于是，他做了俘虏。

皇帝艺术家既把身心投入了艺术，肯定无暇顾及政治，其政治只会越来越糟糕，皇帝艺术家逐渐蜕变成昏君，那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其实，这还是浅层的原因，深层的原因在于，政治是一种理性行为，艺术是一种感性表达，一个完全沉浸在感性当中的人，在常人看来，尚且像疯魔，更不用说把他放在朝堂之上了。

史海捞真7、宋朝富而不强

唐强宋富，这已是历史的定论。既然宋朝比唐还富裕，人口也要多得多，且在宋代大规模的农业生产水利工程的兴起，使宋的生产力水平大大提高，中国的四大发明中的三项如印刷术、指南针与火药，正是在宋代出现的；那么，为什么反而强盛不起来呢？

从《南方日报》读到一则史论，得到一个观点：由宋代的建筑可以知道富裕的宋朝为何强盛不起来。

宋代建筑艺术，较之汉唐，发生了相当巨大的变化，它由汉唐的雄浑质朴、宏伟大气，转变为宋代的柔丽纤巧、清雅飘逸。最具特征的是，宋代建筑挑檐，不似汉唐的沉实稳重，而是翘立飞扬，极富艺术感，而且相当柔美细腻、轻灵秀逸。这显然是一种世俗化亦贵族化的表现。而这，可以说是受到唐代晚期市民社会的兴起，及至到宋代，整个社会的市井化、商业化的影响。

南宋年间，偏安的国都临安，人口逾百万，但皇族与官吏竟占全城总人口的1/4，他们大都是北宋的王公贵戚南下而来的，于是，到处花天酒地，夜夜笙歌。这一来，刺激了城市经营手工业、商业的人口增长。酒肆、歌馆、青楼，小摊贩，可谓夜以继日营业，真是“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许多人骄奢淫逸，醉生梦死。因此，宋代建筑，正是适应了这种贵族化了的市民社会的生活，食不厌精，寝不厌软，住也就更追求精美、精致。

耽于享受、疏于治国，外弱而内敛，今朝有酒今朝醉，社会的颓风，不会因高度的富裕而冲淡，反而只会更不可救药。多么美轮美奂的建筑，多么富足的粮仓，也敌不过人家的铁蹄！

史海捞真8、贞观时期的刑法制度重视人的生命

贞观三年三月，有一个人叫刘恭，脖子上有纹路，是胜利的“胜”字，看上去怪怪的。他延迟不用这个来吹牛，说自己的命不得了，“当胜天下”，结果引起了官方的注意。这家伙被认为有谋反的嫌疑，于是被逮捕入狱。唐太宗在录囚的时候，问完这个案后，就把这人给放了。他说，如果他真有天命我杀他不得；如果他没有天命，那我杀他干什么？

贞观时期的刑法制度，体现了皇帝的最高司法决定权，其实也是死刑慎重的表现，是重视生命的体现。这样的好处，是所有死刑都要经过皇帝的批准。这样，皇帝重视生命的观念就可以发挥作用。

有一年，河北卫州发生一起杀人案，案情上报皇帝，结果发生了乾坤大逆转。一个叫杨贞的卫士要经过卫州，到长安来值班。他就在卫州的一个叫板桥店的小旅馆里过夜，第二天再出发。就在这天晚上，这个小旅馆发生了案件。旅馆的老板被人杀了，检查发现杨贞身上的佩刀有血迹。于是，大家就怀疑是他杀了老板。地方官府一顿严刑拷打，打得杨贞只好承认老板是他杀的。卫州官府当然要判他死刑，但是没有处死权，就把这个案件上报中央。唐太宗看了这个案宗，觉得非常奇怪。杨贞跟这个老板素不相识，他没有杀人动机啊。所以这个案件很不合理，派人重新调查。一调查便查出来，跟杨贞没有关系，他是被人嫁祸了。原来是老板娘跟她的情夫一起杀掉了老板，然后嫁祸杨贞。如果皇帝不重视人的生命，此事的结局就是杨贞白白做了替死鬼。恰是碰到唐太宗这样的皇帝，冤案便没有继续下去。

当然，贞观时期的制度也不是十全十美。比如，对于重大的犯罪行为“十恶”，处决就不论任何时间；还有什么“官当”等条规，证明法律面前不是人人平等的。但与同时代的世界其他国家相比，贞观时期司法制度的“重视生命”是十分突出的。

史海捞真9、孔子是个百万富翁

先看一下平民孔子的奋斗历程。《阙里志·年谱》云：“二十岁为委吏，二十一岁为乘田吏”。孟子曰：“孔子尝为委吏矣，曰：‘会计当而已矣’，尝为乘田矣，曰：‘牛羊茁壮长而已矣。’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耻也。”孔子做管理仓库的小吏时只说：“账目清楚了。”做管理畜牧的小吏时也只说：“牛羊都长得很壮实。”从不议论朝政，也不说三道四，时年20岁的孔子只是中规中矩地干好本职工作。

孔子35岁时，因鲁国内乱，去了齐国，齐景公很赞赏孔子，欲起用之，因孔子旧友齐相晏婴从中阻挠，才算罢了。即便如此，齐景公还是对孔子许诺说：“你在齐国可享有季孙氏（鲁国上卿）、孟孙氏（鲁国下卿）之间的名位。”

鲁定公十年，鲁、齐两国夹谷之会，齐景公欲侵占鲁国领土，孔子以“礼”据争，齐侯很给孔子面子，不但答应定盟和好，还将郓、龟阴三地归还鲁国

后来，孔子任鲁国中都宰，仅一年，“四方皆则之”，干出政绩的孔子，又被提升为鲁国司空、大司寇。“司空”这个官不算小，位至上卿，主管全国的土木工程。而“大司寇”则是一国的最高司法行政长官，相当于刑部尚书。又据《史记·孔子世家》：“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摄相事”、“朝七日而诛少正卯”。当了七天宰相的孔子，就处死了鲁国大夫少正卯。此时，职位之高，权利之大的孔子，也算“郁郁不得志”吗？

那么孔子当这么大官，究竟能挣多少钱呢？卫灵公问孔子：“居鲁得禄几何？”对曰：“奉粟六万。”《史记正义》释：“六万小斗，当今二千石也”。《汉书·律历志上》：“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如此推算，不难看出，一石等于120斤，六万斗就是24万斤，今天的“粟”（小米）一块五一斤，孔子的年薪（24万斤×1.5元）折合人民币大约36万元。

孔子出任大司寇四年，收入应该在144万元左右，其中还不包括任司空时的年薪和周游列国时得到的馈赠。另外，春秋时期将相王侯都有分封的土地，孔子家的地里每年能收多少石粮食，折合多少现在的人民币，没有依据，就不好估算了。总之，孔子很有钱，是个不折不扣的百万富翁。

史海捞真10、北洋时期的一则警察厅布告

北洋时期的警察究竟是什么样子呢，80年前今天的一则警察厅布告大概可以让我们看到他们的一个侧影。

当夏溽暑，人民饮食起居，稍一不慎，莫不染患疾疫，本厅以保民为职责，对于公共卫生，尤为注意，举凡关于卫生各事项，自当妥筹进行，认真办理，查津埠近来因感受暑热，以致身故者，时有所闻，大概以劳动者居其多数，而劳动最甚者，为人力车夫，终日奔驰于炎大烈日之下，最易感受暑热，在彼车夫，为衣食所迫，故不得不如是，但揆诸人道殊属自亏，自应量予取缔，责由道路岗警，积极限制，不准车夫奔驰，以免受热猝毙，又路旁所设施茶处，在商民出资有限，囿行人获益实多，想津埠不乏明达之士，定必乐从，除分令外，合行布告，仰各商民一体遵照，切切此布。

天津警察厅这份布告是针对广大商民的，因此文句浅显易懂，说理也很明白。

这布告的背景，是因为每到三伏天，暑热难当之际，总有一些人力车夫不顾身体，为了抢生意拼命跑而不幸暴毙街头。天津警察厅为避免出现此种情况，因此发布告责成所各段警察，劝阻车夫快跑。同时，为了解决他们的茶饮问题，让车夫在拉车时能够在路边喝到茶水，故也在布告中鼓励商人捐点钱在道路边设立施茶处。这种布告既没有唱高调，例如禁止车夫在酷暑营业，而是酌加限制其速度，以免意外。从车夫角度出发，如果能够在疲惫不堪、口干舌燥时能够时于路边喝到一碗茶水，当然对他们是非常实际的帮助。通读此份布告，能够感受到人性化政策的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