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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750年，大唐安西节度使高仙芝，攻打昭武九国之一的石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

此战，起因于石国的内部斗争，即一伙人亲唐、一伙人反唐。反唐势力逐渐做大，不仅在石国搞事情，而且攻打其他亲唐小国，甚至在西域结成了一个反唐同盟。

为彻底控制昭武九国、打击反唐势力，身为安西节度使的高仙芝，亲自带兵征讨。此时的大唐，在西域是一个碾压级的存在。所以，石国招架不住，只能向高仙芝请降。

如果是李世民时期，大唐的处理策略，一般是受降而后安抚。但是，玄宗时期的大唐，却完全不是这般套路。

伪与石国约和，引兵袭之，虏其亡即部众以归，悉杀其老弱。

这就是高仙芝对石国战事的残暴处理。但是，此种残暴，不仅没能威慑住反唐势力，反而适得其反。石国王子逃至其他西域诸胡部落，广泛散播大唐的出尔反尔和残暴弑杀，于是诸胡多怨。甚至，石国王子还跑到西方的黑衣大食，代表诸胡小国向大食求援。大食派兵来攻，大唐决定应战。

于是，公元751年，唐与大食之间就爆发了怛罗斯之战。

01.怛罗斯之战，两大帝国之间的一场遭遇战

公元前200年到300年之间，在世界的东方和西方同时诞生了两大帝国，一个是西方的罗马帝国、一个是东方的秦汉帝国。

公元200年到300年之间，西方的罗马帝国分裂成东西罗马，东方的大汉帝国也进入到三国时代。同时，在东西方之间的伊朗高原上，还诞生了第二波斯帝国。

在这个历史中，阿拉伯人一直在阿拉伯半岛上放牧、经商。

帝国是一种文明秩序，而文明秩序一定要有物质基础。物质基础才能决定上层建筑。按照这个逻辑，阿拉伯地区就不可能产生傲视寰宇的帝国秩序，原因就是物质基础不够，简单说就是穷。阿拉伯半岛干旱少雨，仅有零星的几个绿洲，而阿拉伯人的生活方式只能是游牧和经商。所以，它就是另外一个西域的翻版。

但是，正如雪域高原可以依靠信仰巩固吐蕃帝国一样，阿拉伯人凭借伊斯兰信仰建立了一个庞大帝国，而且他们还攻灭了第二波斯帝国。先是白衣大食倭马亚王朝，后是黑衣大食阿拔斯王朝，而大唐遭遇的对手就是黑衣大食。

在公元8世纪的时候，阿拉伯帝国地横跨亚非欧三大洲，面积1300万平方公里。而此时的大唐呢？更厉害，几乎雄踞整个东亚，并把势力拓展到了中亚地区，面积1600万平方公里。

位于中亚的昭武九国以及石国重镇怛罗斯（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州），就在两大帝国的边缘地带。大唐一路向西、大食一路向东，两大帝国势必要擦出火花。而怛罗斯之战，就是这点火花。

怛罗斯城，石国常分兵以镇之。

所以，怛罗斯就是大唐与大食之间擦出火花的地方。安西节度使高仙芝率三万大军，试图先发制人、控制怛罗斯这个关键要塞，于是长途奔袭700里，至怛罗斯城下。但是，大食军队的速度更快，在唐军到达之前，其先头部队数千人已经占领怛罗斯城，其接续部队一万人已经跟进，其东方总督、大食名将艾布•穆斯林率一万人在后方筑垒，防止唐军夺占怛罗斯后趁势进攻。

相持五日，葛罗禄部众叛，与大食夹攻唐军，仙芝大败，士卒死亡略尽，所馀才数千人。

大唐军队与大食军队激战五日，未分胜负。但是，葛逻禄部临阵倒戈，导致大唐与大食的力量对比，骤然发生变化。于是大唐兵败，高仙芝被迫撤退。

安西都护府的汉族兵力在两万人左右，此次西征还组织了两支胡人部队，一支是西域拔汗那军；另一支就是葛逻禄雇佣军。所以，葛逻禄雇佣军临阵倒戈，决定了怛罗斯遭遇战的最终胜负。大唐只能放弃中亚的昭武九国，退守安西都护府。

02.怛罗斯之战，其影响并不深刻

怛罗斯之战，大唐虽然战败，但并没有再次组织力量，对大食实施报复。大食虽然战胜，但也没有快速向中亚和西域投入力量，与大唐争夺西域。

因为这只是一场遭遇战，比之两大帝国动辄十几万、几十万的南征北战，怛罗斯之战的规模不算大。唐军与大食在怛罗斯也就激战了几天的时间，然后很快就分出了胜负。比之对吐蕃、对突厥以及对高丽的累年战事，时间短得可怜。

至于大食的兵力数字，有二十万之说，又有增兵到三十万之说。但这个兵力数字太夸张，所以不可信。

据《中亚简史》记载，公元750年被阿拔斯王朝取代的倭马亚王朝，其军队数量也就在25到30万之间，而倭马亚王朝在呼罗珊总督区（今伊朗至中亚地区）的兵力数量一般控制在4到5万人。

阿拉伯帝国是绿洲上的国家，即便能组织动员30万军队，也无法解决30万人的后勤问题。

公元750年高仙芝征伐石国，公元751年大唐和大食怛罗斯之战。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大唐只能动用安西都护府的军队和两支胡人部队，而大食也不可能倾国举兵。所以，怛罗斯只能是遭遇战，双方都不可能围绕西域进行战略大设计，不可能实施十几万或几十万的大兵团投送。

大食方面是受石国王子的求援，所以只是对西域事务进行插手，不可能放弃拜占庭，把主要力量投向中亚。

此战之后，大唐与大食的关系肯定会发生变化，之前通使通商而现在却兵戎相见。但是，也远没有到仇雠敌战之国的地步。

公元751年7、8月间爆发了怛罗斯之战，但是公元752年12月，黑衣大食谢多诃密就遣使来朝，而大唐也接待甚隆。以后，大食使者不断，仅天宝三年，也就是公元753年，阿拔斯使臣就来了4次。

还有一个广为流传说法，就是大食军队在怛罗斯之战中俘虏了大批唐军造纸工匠，导致造纸术传出中国、传到西方。但实际情况却是，在此战之前，中亚地区就已经使用纸张了。以经商著称的阿拉伯人，更可能通过商业手段获得造纸术，而不需要通过战争手段。

此战动摇了大唐在西域的统治根基，导致于阗以西、波斯以东原内附唐朝的十六个羁縻都督府、八十个州、一百一十个县、一百二十六个军府丧失殆尽。但是，安西都护府所主要辖制的四个军镇，不仅时移世易而且时置时罢，唐高宗时期就两次罢废四镇，武则天时期也曾罢废过一次。所以，大唐的国力和进取心允许，就会设置四镇、向西拓展；大唐的国力和进取心不允许，就会放弃四镇、向东收敛。

武后长寿元年，即公元692年，大唐恢复四镇，部署常备军24000人驻四镇，可以认为是安西都护府的兵力配置。怛罗斯之战，战损一万多人。

仙芝众为大食所杀，存者不过数千。

但是，设置安西都护府的主要目的有两个，一是控制西域、一个是防御吐蕃。而同时，担任防御吐蕃的还有河西节度使所部，兵力配置在73000人。所以，只要国力和进取心允许，大唐并不会因为怛罗斯之战而失去对西域的控制，因为大唐帝国还防得住吐蕃帝国。因为西域的主要竞争对手是吐蕃而不是大食。

这是大唐方面，虽然伤亡惨重，但不足以彻底改变其对西域的控制。还有阿拉伯帝国方面，阿拔斯王朝并没有趁势向东挺进，抢占大唐的西域控制权。因为这个王朝的战略重心还在叙利亚地区，主力部队在跟拜占庭帝国死磕。所以，它根本就无暇顾及中亚和西域地区。

因此，怛罗斯之战，就是一场遭遇战，规模不大、时间不长，影响没有多么深刻。大唐控制西域的形势，没有改变；大食挺进中亚和西域，没有动作；大唐和大食之间的关系，也非仇雠敌战。

但是，此战却暴露了大唐的问题，而暴露的问题才是大唐由盛转衰和失去西域的根本原因。

03.大唐安西节度使高仙芝是高句丽人

国家武德、贞观已来，蕃将如阿史那杜尔、契苾何力，忠孝有才略，亦不专委大将之任，多以重臣领使以制之。

在李渊和李世民时期，大唐不分华夷，胡人将军、胡人战士，能用尽用。征高丽，有突厥兵相助；征西域，有薛延陀相助；征薛延陀，有铁勒兵相助。大唐武功卓著，可以说一半靠汉人府兵、一半靠胡人战士。

但是，自诩“四夷可使如一家”的天可汗李世民，却从不专委胡人以大将之任。大唐出兵，一般是行军大总管领兵，行军副大总管参谋，行军总管各领所部。胡人将军，可以做到行军总管、也可以做到行军副大总管，但是从来做不到行军大总管。如征高昌之战，汉将侯君集为行军大总管，胡将契苾何力为行军副大总管。

但是，到了玄宗时期，特别是李林甫专权以后，大唐的胡人将领不仅越来越多，而且能够专任一方。作为总揽地方军政民的节度使之职，很多都由胡人担任。如兵力最雄厚的范阳节度使，由粟特人安禄山担任；位置最关键的河西节度使，先是粟特人安思顺（即安禄山的堂兄）后是突骑施人哥舒翰。

怛罗斯之战的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就是一个高句丽人。

皇帝是传统王朝的国家领袖，宰相是传统王朝的政府领袖。作为国家领袖的皇帝和作为政府领袖的宰相，从来都是相互利用、相互斗争的关系。但是，在重用胡人这件事上，皇帝唐玄宗和宰相李林甫则是出奇地一致，唐玄宗想用胡人将军、李林甫乐用胡人将军。所以，玄宗时期的胡人将军不仅多而且身居要职。

帝相如此一致地重用胡人，所为何故呢？

对于皇帝唐玄宗而言，摆在他面前的就三种人可以用，一种是豪族；一种是寒门；一种是胡人。豪族不仅不好用，而且用多了会反制皇帝，东汉就是前车之鉴。所以，作为统治阶级代表的皇帝们，恰恰不爱用豪族，而偏爱用寒门。大唐虽有科举，但科举晋身的却多是豪族。因为在印刷术普及之前，读书非常费钱，所以读书是豪族专利。皇帝自然无法通过科举大批启用寒门子弟，不是皇帝不想用寒门而是皇帝不能用寒门。但是，胡人却可以用，其出身低微，皇帝最好控制；本就是胡人血统，唐玄宗认为他们肯定也不会造反。但这只是唐玄宗的认为。

对于宰相李林甫而言，他有两个身份，一个是帝国宰辅，要成就一番历史功业；一个是李家哥奴（李林甫的小名），要实现一生的官运亨通。所以，李林甫为大唐做事情的时候，也一定要为自己的做事情。他与大唐帝国之间有着一个非常大的利益接合部，也就是利益不完全一致。李林甫自然没有篡位之心，但却有独揽相权之心。所以，无论是谁，不管他是人才还是蠢才，只要威胁了自己的宰相之位，就一定要用斗争去消灭。在豪族、寒门以及胡人这三种人里，谁最不能容易威胁李林甫的相位呢？当然是胡人，李世民不讲华夷之辨，但是并不意味着大唐就不讲华夷之辨。胡人委以节度使之任，再加上边帅不得入相，李林甫可以在制度上消灭一切威胁自身相位的对手。

04.不断长大的帝国与不断拉大的利益接合部

大唐帝国的最大利益，自然是聚帝国精英于朝堂和边疆，从而朝堂威武而边疆巩固。但是，精英从哪来、用哪的精英以及怎么用这些精英，就不会只是帝国利益的问题。

因为世界从不单纯。大唐帝国不断长大，大唐帝国内部就会演化出拥有各自利益的派系。而这些派系的利益和帝国利益之间的接合部，也会越拉越大。

武则天在位的时候，努力培植关东豪族重臣，目的就是打压关陇贵族。经过女皇的铁腕手段，关陇贵族被打压下去了。唐玄宗一开场就是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于是君臣一心、上下一气，打造了开元盛世。

但是，这时候大唐精英，虽然不是关陇贵族，却是关东豪族。皇帝想用寒门或平民，但皇帝唐玄宗却不能用，因为平民精英和寒门子弟很难出现在帝国朝堂上。所以，在用人方面，皇帝的利益主张就与帝国利益的需求之间，存在着一个利益接合部。所以，唐玄宗便弃帝国利益而就皇帝利益，没有寒门精英就用胡人将军。安禄山、哥舒翰等人能够升迁到封疆大吏的节度使，跟唐玄宗的这个利益主张密切相关。但是，玄宗的利益，并不见得就是帝国的利益。

同样存在利益接合部的，还有宰相李林甫。这个人做了17年的大唐宰相，是一个让安禄山都胆战心惊的人。别人都在马斯洛金字塔的底部而我却在追求自我实现，这是我们评价别人的一个认知偏误。李林甫也有自我实现的需求，而且作为大唐宰相，他有追求自我实现的能力和机会。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李林甫，比自我实现更看重的应该是自己的宰相之位。

至林甫，（唐玄宗）曰：“是子妒贤疾能，举无比者。”

李林甫为什么嫉贤妒能？开始是为了当上宰相和保住相位，后来则是杀了太多的人、结了太多的仇，所以不得不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李林甫也只能说：势已然，可奈何？

所以，在李林甫时代，大唐帝国的大量精英被冷落、被陷害、被弃之不用。但是，帝国运行总要用人。用什么人最合适？这个最合适，对于帝国而言，肯定是长于所任的精英；但对于李林甫而言，则是不能危及其相位的胡人。胡人可以当将军、可以当大将、可以当节度使，但至少还不能当宰相。所以，李林甫重用胡人，但重用胡人未必就是大唐帝国的利益所在。

因为胡人将军的利益与大唐帝国的利益更不一致，其中的利益接合部更大。不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而是这伙人太忠心，但忠心的对象是玄宗皇帝、林甫宰相和帝国朝廷。

胡人将领就是一帮彻底的代理官僚。但是，代理官僚也有自己的利益，而且他们的利益与帝国利益之间的接合部更大。

宗法分封未必坏而代理官僚未必好。单从国家而言，这是一个回应性与可统治性的问题。分封的诸侯，在意本地利益，自然对于地方具有很强的回应性。回应性强的地方会有很强的凝聚力，汉代的一个太守、唐朝的一个节度使，就能对草原扫荡一番，而后来的大宋和大明就少有这样的狠辣地方官吏。代理官僚不是没有回应本地需求的能力，而是缺乏去回应的愿望。比之地方回应性，他们更在意朝廷的态度和皇帝的意见，回应性差但是帝国的可统治性却会强。

大唐帝国重用无根无底的胡人，就是在用代理制官僚，来加强帝国的可统治性。无论是安禄山还是高仙芝，他们的命运，都取决于大唐皇帝和大唐朝廷。至少，在唐玄宗和李林甫这两个人的眼中是这样的。

而正是因为胡人将领无根无底，正是他们的全部命运寄托在帝国中央，所以他们要的是战场武功，只有不断立功、不断杀伐、不断拓土，才能得到封赏、保住高位。

05.怛罗斯之战只是冰山一角，安史之乱才是彻底爆发

唐太宗时期的战争原则，是巩固疆域、羁縻四方。所以，按照这个原则，高仙芝就不应该攻杀投降的石国军民，因为羁縻西域就要回应西域的本地需求。但是，高仙芝却伪约受降而大肆攻杀。其所作所为，已经彻底违背太宗时期的战争原则。非但高仙芝如此，其他胡人将领也是如此。大唐的武力拓边，在唐玄宗时期，已经成了穷兵黩武和好大喜功的模式。胡人将领只有不断杀伐立功，才能赢得玄宗皇帝的关注，也才能不断得到封赏、长期保住官位。

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

武皇唐玄宗要重用胡人将领，胡人将领要赢得皇帝关注，手段只有战争，这是一个不断加强的正反馈回路，所以也就只能“边庭流血成海水”了。

中国虽安，忘战则民殆。

这句话是李世民说的。大唐帝国一旦进入稳定的均衡态，就一定会自废武功，然后看着草原做大，所以需要在战火中竞争淬炼。

但是，李世民还说过一句话：

自古以来穷兵黩武，未有不亡者也。

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李世民能够把握地很精准。但是，只有自信的李世民能够做到，或者说只有大唐活力最强时期才能做到。

而当利益接合部越拉越大之时，大唐只能进入到一种无法自拔的体制化：帝国中央重用胡人将领，胡人将领拼命征战，征战的胡人将领得到重用，得到重用的胡人将领继续征战。大唐帝国成了一部战争机器，而结果就只能是：

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

怛罗斯之战的同时，也就是公元751年，还爆发了第一次征南诏之战。鲜于仲通举兵八万出兵南诏，云南王阁逻凤谢罪请和。

仲通不许，囚其使。进军至西洱河，与阁罗凤战，军大败，士卒死者六万人。

如果是李世民时期，这应该是一场不该发生的战争。但是，在唐玄宗时期却一定要发生，然后大唐损兵折将。

还是公元751年，安禄山向唐玄宗请求到了河东节度使之位，而后志得意满的安禄山发动了契丹的战争。但是，此战并没有为安禄山赢得封赏，六万唐军几乎全军覆没。

朝廷与胡将之间，或者最好说朝廷与边将之间，早已成了一个正反馈回路。朝廷专任边将、边将开疆拓土、朝廷重用边将、边将继续拓土。但是，这一切都要建立在帝国力量的基础上。

“自古以来穷兵黩武，未有不亡者也”，当对外战争打不动了，这个正反馈回路就会走向相反的一面。边将或胡将，不能战场扬威；皇帝和朝廷，就不再重用他们。自然也要收回他们的权力，换另一波更有能力的精英，或者改变征战的国策。然而，这个正反馈的回路链条，岂能说调头改变就调头改变的？

当大唐的实力和进取心无法对外扩展，同样也有实力和进取心的胡人将军，也就封死了在帝国系统内部的向上通道。对外征战的晋升通道封死，而在内造反的晋升通道却富贵逼人。

胡人将军和节度使们也有自己的利益，他们不会轻易放弃手中的权力。特别是已经做大了的安禄山。在怛罗斯之战四年后，安史之乱也就不得不发了，大唐帝国走向崩溃。

怛罗斯之战仅是一场遭遇战，影响不深刻，但是其暴露的帝国问题却极为严重：

朝廷专任胡将，获得了帝国的可统治性却忽略了地方的回应性，所以战争就变成了一种纯消耗。

在帝国力量还能够支撑的情况下，这就是一个正反馈的回路，朝廷重用胡将而胡将拼死效力。

但是这个正反馈回路不是帝国的利益所在，而是皇帝的利益、宰相的利益以及胡人将军的利益。这些人与帝国利益之间都存在着一个越来越大的利益接合部。

在帝国力量已经不能支撑的情况下，这个正反馈的回路就不能持续，朝廷将会不再重用胡人将军，而胡人将军在系统内的向上通道就会被锁死。

但是，改变从来不会那么容易，而崩溃从来都是轻而易举。既有实力又有进取心的胡人将军，可以把向外输出的暴力转变成向内输入的暴力，以获得他们想要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