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二十四年的一个夜里，坤宁宫失火，大火蔓延到乾清宫，皇上皇后的住处都被烧了个干净。第二年，皇极殿、建极殿和中极殿又失火，也被烧掉了。

万历皇帝遇到了问题：修建新宫殿的钱从哪来？

万历没死多少脑细胞，就想出解决办法：派能干的宦官到全国各地开矿 ，并增加临时税种（矿税店税商税船税），这些税钱直接进皇宫，不入国库，作为皇帝的私房钱。

这是万历年间大兴矿税，宦官横行、鱼肉百姓的开端。

东汉、唐与明朝，被视为中国历史上“宦官之祸最烈”的三朝。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黄宗羲，甚至认为没有哪一朝比明朝更严重，他说: “奄宦之祸……未有若明之烈也。”以至于得出“明亡，不亡于流寇，亡于宦官”的观点。

事实上，朱元璋时代对宦官控制很严格，规定宦官“不得兼外臣文武衔，不得御外臣冠服，官无过四品，月米一石，衣食于内庭”。并在宫中立有“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的铁牌，明令禁止宦官干政。

宦官究竟怎样从被严格限制，一步步掌握大权，甚至为乱朝政的？

01

明朝高级宦官并非普通奴仆，而是知识分子。

一般印象中，宦官只是一群只善于阿谀奉承，自身没有什么才能、文化的奴仆，宦官干政是由于皇帝昏庸造成的反常现象。事实上，对于明朝绝大部分时候来说，这是一种天大的误解。

不少宦官的确出自贫家，由于生活困难或者秉性无赖而自宫，进入宫廷中。可若是把所有宦官看做无能之辈，不过以阿谀而得宠，因宠而弄权，那是很不符合事实的。

明太祖朱元璋表面上立下“宦官不得干政”的铁牌，实际上的操作却是另一回事。他经常派遣宦官作为自己的代表到外国去，颁布自己的诏谕，派宦官到国内各地去监察税收的事情也时有发生。这是明朝宦官参与政治的开端。

明宣宗朱瞻基即位之初，就开始有意识地扶持宦官势力。为了加强对宦官的培训，宫中正式设立了专门的宦官教育机构———内书堂。允许宦官读书识字、舞文弄墨，此后成为定制。

（ 宣宗) 始立内书堂，教习内官监也……至是开书堂于内府，改刑部主事刘翀为翰林修撰，专授小内使书，选内使年十岁上下者二三百人，读书其中。其后大学士陈山亦专是职，遂定翰林官四人教习以为常。

十岁前，天资聪明的宦官会被选送入内书堂。内书堂的教师都是翰林院的翰林，宦官在此处接受的教育，与外边的世家子弟没有太大不同。他们毕业后的升迁，也与文官仕途的标准极为相似。

像那种单凭皇帝宠信宦官，目不识丁而被提升到高位，在明朝屈指可数。据《酌中志》载:“凡不识字而秉笔者，穆庙时孟冲，神庙时张明，先帝时魏忠贤、王朝辅，止四人耳。”

内书堂在宦官通往权利上层中的作用可见一斑，也可见文盲宦官是多么难以走上高位。

02

宦官凭借对皇帝的重要作用，权利日益强大。

明中叶后，宦官作为皇帝私人秘书的趋势已经不可避免。皇帝每天需要阅读几十个奏章，这些奏章冗长而难读，所谈问题又多使用儒家经典中的传统观念和语言来表达，要弄清其中问题的主次和真正含义往往有些困难，再加上其中还有许多专有名词和人名地名，皇帝一个人要弄清楚就更困难了。

这时受过良好教育的宦官就派上用场了。皇帝会派司礼监中的五六名太监，作为“秉笔太监”，命他们仔细研究各种奏章题本，再向自己做简要的口头汇报。

秉笔太监阅读研究这些奏章，往往需要付出很大的耐心，花费大量的时间，他们轮流值班，任务重的时候他们要看到半夜，才能在第二天在皇帝面前给出准确的解释。

经过他们的概括和解释，皇帝对大部分奏章就不必细看，只需要大致看看其中的重要段落，注意人名地名之类的就足够了。

秉笔太监中特别优秀的人，他们的文字水平甚至能够修饰出自大学士之手的文章辞藻。大学士原来属于文学侍从之臣，翰林院中的佼佼者，才能供职于文渊阁作为大学士。在明朝不设丞相的情况下，大学士的地位相当接近与丞相。

秉笔太监的才能与文字功力，可见绝不平庸。他们得以在皇帝面前享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也绝不是靠侥幸得来。

执掌司礼监是明朝宦官最高的职位。而司礼监权位变化的关键，是明宣宗朱瞻基赋予了司礼监太监“批红权”。明宣宗令内阁准备条旨，然后这些条旨由他亲自批阅，但实际上他本人很难办到这一点，已是“或亲书或否”。

明宣宗尚且如此，其后诸帝大多深居后宫，荒嬉享乐，昏庸怠政，于是“批红权”全由秉笔太监代行。秉笔太监成了皇帝的代言人，实权反而在内阁首辅之上，连大学士也只能承旨办事，于是司礼监趁机窃柄专权。

明朝的何俊良在《四友斋从说》卷八讲了个故事，叙述了一个宦官对自身地位变迁的亲身体会。嘉靖年间的一个宦官说：“我辈在顺门上久，见时事几复矣。昔日张先生（首辅张璁）进朝，我们多要打个躬。后至夏先生（首辅夏言），我们只平眼望着。今严先生（首辅严嵩）与我们拱拱手，方始进去。”

这套鞠躬拱手上的礼仪变迁，实际上体现了明朝行政权力变迁的过程。

03

皇帝的纵容是宦官势大的后盾。

宦官势大时，威风超过六部尚书。他们和高级官员一样穿用绯色袍服，有的人还能得到特赐蟒袍和飞鱼服、斗牛服。他们可以在皇城大路上骑马，在宫内乘肩舆，这些都是莫大的殊荣，为人臣子者所能得到的最高待遇莫过如此。

然而他们的显赫权势，又有着不可逾越的限制：他们不能走出皇城，永远不能做一个文官，他们的任免决定于皇帝个人的意志，也只对皇帝直接负责。

这种限制，又决定了他们不必对后代对天下负责，除了讨皇帝的欢心外没有别的责任和义务。

正德、嘉靖之后，皇家伙食费每年就要花36万两白银，仅此就占去国家全年白银收入的十分之一左右。国家征收的税费，也已经包括从官员工资到后宫胭脂钱等所有项目。万历皇帝征收矿税，事实上就是让百姓交第二遍税钱，满足自己的私欲。

万历的行为遭到朝廷上下的反对，但他并不理睬，派出身边的宦官去各地督促办理此事。

陈奉是特派到湖广征税采矿的宦官，他率领着一批主动投靠来的亲信党羽，“剽劫行旅，恣行威虐”，征税到了和拦路抢劫差不多的地步。他还下令大规模盗掘坟墓，找寻金子。他的党羽十分威风，光天化日下就敢闯入民宅，奸淫妇女，有的甚至将妇女直接掳入官署中。

陈奉激起了民怨，有一回去荆州征税，数千人堵在路上，冲他扔石头。陈奉逃走后，点了五个不配合他工作的官员，向皇帝告状，说他们煽动百姓作乱。

万历皇帝迅速批示，抓了两个，撤了三个，其中两个还是四品知府。

万历二十九年，陈奉摆酒宴客，放火箭玩的时候，把老百姓的房子烧了。百姓拥到陈奉门前讨说法，陈奉却派兵镇压，打死了很多人，还将死者的尸体切碎扔在路上以示震慑。湖广巡抚对此“噤不敢出声”，这时却有个叫冯应京的五品佥事偏要像皇帝上疏告状。

陈奉见此，也反过来告冯应京的状。万历皇帝只听陈奉的，不听冯应京的，贬了冯应京的官。有两个官员出来劝阻，万历更加生气，干脆将冯应京除名。

陈奉不断向万历打报告，说这个那个官员阻挠他。这些人要么被撤职，要么被抓到监狱。

万历果真如此糊涂，被宦官蒙蔽了双眼吗？

冯应京被捕不久，万历皇帝病重，他召来首辅大臣，对他交代后事。他说：先生到前边来。我这病一天比一天重了。享国已久，没什么遗憾的。家儿家妇就托给先生了，请你辅导他当一个贤君。矿税的事，我因为宫殿没完工，用了这个权宜之策。今可与江南制造江西陶器一起废止不要了，派遣出去的内官都叫他们回京。法司也把关着的罪囚释放了吧，因提议而获罪的诸臣都恢复官职，给事中和御史就如其所请的那样批准补用好了。我见先生就是这些事。

通过这份遗诏，可见万历的心里也十分清楚是非。然而他的病第二天刚见好，立刻又后悔了，继续征他的矿税，宦官也就继续横行天下。

小结

从明宣宗培植宦官势力开始，就开始埋下宦官乱政的隐患。宦官在宫廷中本就是皇帝的贴身亲近之人，又开始有着替皇帝分担繁重政务的作用，还掌握了关键的“批红权”，再加上万历此等以自己私欲为首要的皇帝，纵容、宠信宦官，明朝的宦官专权、为所欲为也就不可避免了。

参考文献

1. 《明史》

2.论朱瞻基与明代的宦官之祸，郑彩云

3.明代宦官专权的形成及其原因探析，陈义

4.《万历十五年》，黄仁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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