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北流亡士族是孙权手中的一枚棋子，由于他们在江东没有深厚根基，所以在政治上不能对孙氏政权造成威胁。相反的，江北人士想要在江东扎根立足、传承家业，就不得不依附于孙氏，以避免成为本土士族的“附庸”。正因为这样，江北流亡士族成为了孙权用来制衡本土士族的天然棋子。

汉朝末年，黄巾起义爆发，导致北方战火不断，苍生离乱，于是有大批的士族子弟为了避祸来到江东。这些士族在江东并无根基，所拥有的仅仅只是家族的名望而已。在后来孙权与吴郡四姓的政治斗争中，江北流亡士族掺杂其中，却在更多时候只是扮演被孙权拿来制衡对手的角色，处境敏感而尴尬。他们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二张、诸葛瑾、步骘等人。

张昭的“难拜相”

孙权执政江东后，文臣中以张昭为首，这不仅源于孙策临终前的一句“内事不决问张昭”，还源于张昭的个人能力和声望。

然而身为江北流亡士族的领袖，张昭的身份是尴尬的，他不足以给孙权的统治造成威胁，却也不能在政治上提供足够的助力。说白一点，孙权想要彻底掌控江东的局面，仅靠一个张昭远远不够。

所以当孙权进位吴王时，朝内外对张昭“拜相”的呼声很高，却被孙权一句淡淡的“张昭不是最好的选择”就给否决了。所以孙邵成了东吴的第一任丞相。孙邵是谁？前扬州牧刘繇的旧部。孙权启用孙邵的目的就是想要团结江东的“原住民”们，确保自己坐稳位置。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江北流亡士族地位的尴尬，明明是孙权手底下最忠心也最强大的文臣团体，却不得不沦为二流的角色。

孙邵死后，史书记载：“百寮复举（张）昭”，群臣再次推举张昭任丞相，但是孙权说什么呢？《三国志•张昭传》记载孙权的原话：“领丞相事烦，而此公性刚，所言不从，怨咎将兴，非所以益之也。”孙权说张昭性格刚烈，如果有事情不按照他说的办，他就有怨愤，所以他不合适。

表面上看来，孙权是因为张昭的性格否决了张昭做丞相的提议，但真实情况并非如此。孙权弃用张昭后，提拔顾雍做了东吴的第二任丞相。顾雍是谁？“吴郡四姓”中顾家的领袖。孙权的心思可算是明明白白了。

孙权很清楚，江北流亡士族可以用，但不足以支撑他全面掌控江东，他必须获得本土士族的支持和配合，而“出卖相权”是最好的办法了。从孙邵到顾雍，我们可以看到孙权为掌控江东所做的努力，张昭却最终成了“牺牲品”。

步骘的“站队”

在东吴的历史上有一件大案，众多的文臣武将牵涉其中，或被赐死，或被流放，这就是“二宫并阙”。

步骘在这场“立储之争”中的站队就非常耐人寻味了。当时吴郡四姓中，陆家的陆逊、顾家的顾谭、朱家的朱据等都整整齐齐的站到了太子孙和一边，做了“太子党”；而时任骠骑将军的步骘，却选择站在了鲁王孙霸这一边，成为“鲁王党”的最高级别支持者。很多人认为这是江东本土士族和江北流亡士族一次明显的对立冲突，我认为并非如此。流亡士族是没有资格和本土士族对抗的，双方的实力根本不对等，真正站在江东本土士族对立面的，是站在步骘背后的孙权。

原太子孙登死后，孙权立孙和为太子，不久后就立孙霸为鲁王，一应礼制与太子等同。这种行为导致吴郡四姓纷纷站出来支持太子、谴责孙权，“太子党”的实力对“鲁王党”形成碾压之势。孙权眼见太子势大，就需要推出一个足够重量级的人物来抗衡对方，于是步骘这枚“棋子”就登场了。

孙权推动了两派的对立，最终以雷霆之势对两派进行打击。其中陆逊受到责骂忧愤而死，顾谭被流放，朱据也遭受了严厉的惩罚，反观步骘家族，却被孙权有意无意的放过了。甚至身为流亡士族却站队“太子党”的诸葛恪，也毫发无损全身而退，后来还成了托孤重臣。

纵观整个孙权的政治斗争史，我们不难发现，江北流亡士族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虽然重要，却没有自己坚定的政治主张，始终没有形成一个紧密而团结的集体，这当然是孙权想要看到的。

一枚“拿来即用”的棋子，这恐怕是江北流亡士族最真实的写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