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视同仁背后的大国自信:简析大唐的外国留学生政策

唐朝作为中国封建史的巅峰,不止于其震铄古今的广袤疆土和文治武功,更在于其开放和包容,作为极少没有修建长城的大一统王朝,大唐对于外来者似乎毫无偏见和排斥,各国家和民族的商人、使节和留学生们一直络绎不绝。

▲“百灵来朝”:来盛唐的各国使节

当时与外邦的教育交流也日渐频繁,各国不断派遣留学生赴唐习业,唐朝在接收和管理留学生方面也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制度。

PS:笔者所言之留学生,指的是大唐国子监的正式学生。


当这些学子们或远渡重洋,或跋山涉水来到长安之时,眼睛里想必都是小星星,因为太开眼界了。

不是想来就能来,多了还要请回去

“太宗数幸国学太学,遂增筑学舍一千二百间,国学太学四门,亦增生员,其书算等各置博士,凡三千二百六十员,其屯营飞骑,亦给博士,授以经业,已而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诸国酋长,亦遣子弟请入国学,于是国学之内,八千余人,国学之盛,近古未有。”--《唐会要》

作为大唐最高学府的国子监想必有一定的门槛,虽然“天可汗”收纳了大量的外藩贵族子弟,但他们的学问肯定跟不上大唐学子的水准,估计过来长见识的居多。故而他们读的应该是“预科班”甚至“语言班”,说他们是留学生实在过于抬举,规模太大后对于国子监的名声也有所影响。

因而这种情况很快得到了扭转,况“至永淳(高宗年号)以后,乃废”。到元和二年 ( 807) ,国子监奏报,两京诸馆学生,总数已减为650 人。

两京诸馆学生,总六百五十员,请每馆定额如后:西监学生,总五百五十员。国子馆八十员,太学馆七十员,四门馆三百员,广文馆六十员,律馆二十员,书馆十员,算馆十员。--《唐会要》

总的说来,贞观之后国子监六学员额大幅减少,在这样的情况下,接收的留学生数量并没有今人想象得多。

那么,各国每次派往唐朝的留学生人数究竟是多少呢?

新罗每次赴唐留学人数,崔致远先生认为“虽惭入洛之贤,不减浴沂之数”。“浴沂之数”就是六七人。当然学者们的说法不一,人数也并不恒定,大抵在2-12人不等。

▲日本遣唐使的小船

再来看日本。自公元 630 年日本第一次派遣唐使直到公元 894 年正式停派近的270 年间,留学生都是随遣唐使一起来的。引用日本赴唐学问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所言,其同来的留学生和学问僧共11人。而且在这有限的留学人员中, “僧徒的人数,超过一般留学生的三倍半以上”。

日本共派遣唐使 19 次,真正派遣留学生的次数也 就是 12 次。目前能在各类资料中翻检到有姓名的留学人员共有 102 人。其中 “学生占 26 名, 僧徒占 92 名”([日]森克己《遣唐使》)。平均每次也不过二三人,与圆仁的说法一致。

待遇:食宿全包,费用自理

留学生的费用由唐王朝与生源国共同负担。其中食宿和四季时服由唐廷发放,购书和其他费用则由生源国出资。

唐敬宗宝历元年 (公元825年) ,新罗派出金允夫、金立之、朴亮之等12 名留学生入唐,宪德王金彦升呈 《分别还蕃及应留宿卫奏》表,希望“仍请配国子监习业,鸿胪寺给资粮”。《唐会要》载, 开成元年 ( 836) 六月敕:准新罗王子金义宗等二人上学,“衣粮准例支给”。

▲北京国子监旧址

区区几十个留学生的食宿,莫说盛唐,哪怕是一座县城也养得起,这并不能说明他们有超国民待遇,因为这跟大唐的学子并无区别,只是费用负担方不一样而已:本土学子由国子监直接给予,留学生则由鸿胪寺(外交部)供给。

▲《猫妖传》中的空海和白乐天,历史上皆有其人

但这些福利随着安史之乱以后唐王朝经济的凋敝,并不一定能够满足学生们的要求,公元804 年日僧空海在替同来之留学生橘逸势所写 《为橘学生与本国使启》中就称: “此国所给衣粮, 仅以续命,不足束修、读书之用。”

高昂的开销

食宿全包并不意味着来了就能上学,学费什么的一分都不能少,实际上留学生的开销极大,他们在出发之前往往会收到一笔不小的赏赐作为开销。

比如新罗赐给赴唐留学生买书银大约为300 两。《三国史记》载: “前学生李同等三人,随进奉使金 胤入唐习业,仍赐买书银三百两。”,日本则更加大方,但这些钱并非是用来喝酒玩耍的。

一、行束修之礼

▲尊师重道,古今皆然

本土学生在入学之前都要向先生纳献束修,行拜师之礼,这是“礼”既是程序,也是必须,上自皇太子,下至平民都不会例外,朝廷甚至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规定。

“开元初,( 日本国) 又遣使来朝,因请士授经。 诏四门助教赵元默就鸿胪教之,乃遗元默阔幅布,以为束修之礼。”--《唐会要》

留学生自然不能免俗,尊师重道就是给他们上的第一堂课。

二、采购(买买买)

留学生来自藩属国派遣,自然是需要回国效命的义务,因而空手而归显然不合适。谁也不敢说自己读过的书都能够背下来,书籍是主要采购项目。

第8次遣唐使多治比县守 “尽市文籍,泛海而还”。唐人莫休符所撰 《桂林风土记》中提到 “新罗、日本前后 遣使入贡,多求文成文集归国”。在活字印刷术尚未发明的大唐,书本并不便宜。同时别的大唐器物也在他们的采购范围之内。

三、人际交往

▲晁衡和诗仙有来有往

留学生想融入大唐的士大夫集体,一定的交往和人际关系处理是必不可少的,如李白就有一件阿倍仲麻吕赠予的日本裘,其《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云: “身着日本裘,昂藏出风尘。” 诗下 小注曰: “裘则朝卿所赠,日本布为之。”,这些费用显然不是没有生产能力的留学生所能负担的。


大唐对于留学生的管理既有量身定做的条款,也有适用于外国人的法律。

并非来去自由的留学生

“新罗学生内,许七人,准去年八月敕处分。余时十马畜粮料等。既非旧例,并勒还蕃。”--《唐会要》

这是开成二年 ( 837)的一道敕令,从余者 “并勒还蕃”看,所派留学 生若超过唐廷规定人数,会被遣退回国,可见唐朝政府对留学生人数的规定很严格,执行也很到位。

就归国程序而言,必须先上奏唐廷,获准后方可带留学生还国。若得不到唐廷准许,不能私自返国。

▲阿倍仲麻吕剧照

“慕中国之风,因留不去,改姓名为晁衡。仕历左补阙、仪王友。衡留京师五十年。好书籍。放归乡,逗留不去”--《旧唐书· 日本国传》

上面的“晁衡”就是大名鼎鼎的阿倍仲麻吕,他于公元 716 年随第 8 次遣唐使赴唐习业,完成学业后入仕唐廷。但实际上阿倍并非不想走,而是未获唐玄宗准许。据日本《国史》记载,开元二十一年 ( 733) ,阿倍也欲随同第九次遣唐一起归国,但“亲老请归,不许。”,即未获得准许。

阿倍仲麻吕无疑非常失望之,并写下了一首《思归》“慕义名空在,输忠孝不全。报恩无有日,皈国是何年?”可见他对于归国的期盼。

由此可见,获得唐廷准许是留学生归国程序中重要一环,谁都不可以擅自离境。

最早的涉外法律

大唐歪果仁云集,为了维护正常社会秩序,唐廷对来华的使节、商人和留学生都做了详细的规定,体现了大唐法律开明严谨的特征。这也是中国法在历史上第一次对涉外犯罪作出较为全面、系统的规定。

在《唐律疏议》涉外犯罪的规定中,规定了死刑的律条占三分之二。比如“私与禁兵器者,绞”;“以故陷败户口、军人、城戍者,绞”;“诸漏泄大事应密者, 绞”;“化外人来为间谍”,“绞”等。可见对于国家安全是非常重视,对于泄密和间谍行为与当下的世界各国一样敏感,而这些法律同样适用留学生。

▲不好意思,放错图片了。

所以玄奘取经选择偷渡,主要是处境管理太严格了,唯一敢给他们开绿灯的人是皇帝。

很有意思的一条规定就是,外国妇女可以嫁入中国,男士却不能与唐朝妇女结婚。

▲想娶大唐的莺莺燕燕并非易事。

当时发现在唐朝的胡人“先是,回纥留京师者常千人,商胡伪服而杂居者又倍之”,其中有人“衣华服,诱娶妻 妾”,因此在大历十四年(780 年)政府发出诏令“禁之”(《资治通鉴·唐纪四十一》)。“禁之”就能体现唐律中对中国妇女婚姻“保护”规定的精神,也使这一规定在现实生活中得到进一步落实。


大唐从不歧视留学生,并将其看做真正的臣民。

留学生的科举和仕途

外国留学生不仅可以在唐朝的学校中学习,学习成绩优异者,还可以同唐朝的学子一起参加科举考试,考试成绩优秀者,还可授予官职。

▲高宗时代皇帝亲自主持殿试

唐穆宗以后,科举的科目中还专门设立了宾贡科,用来鼓励学习成绩优秀的外国留学生踊跃参加科考。宾贡科不同于一般科举科目,它从命题、阅卷到录取都是单独进行,另有一套标准,不与科举考试其他科目混淆,实际上照顾到了外国留学生。通过宾贡科考试的留学生,同样可以被授予官职。

芙蓉零落秋池雨,杨柳萧疏晓岸风。神思只劳书卷上,年光任过酒杯中。--崔致远《兖州留献李员外》

为了参加科考,留学生们除了学习经史,还多修习诗文。看看这首诗,你能相信作者是个老外吗?

在唐为官的留学生远不止阿倍一人:

藤原清和,日本人,官拜秘书监,至三品,终生未回日本。

崔致远,新罗人,12岁来大唐留学,僖宗时官拜溧水县尉。

金思兰,新罗人,即新罗王金兴光之侍子,玄宗时官拜为太仆员外卿。

李彦升,大食人,宣宗时一举中第,受翰林学士。

最有名的阿倍仲麻吕从正九品的洛阳司经校书,仕唐五十四年,历仕玄宗、肃宗、代宗三代皇帝,备受厚遇,官至客卿,荣达公爵。担任过左散骑常侍兼安南都护、安南节度使。大历五年(770年)终于长安,时年七十二岁。代宗为了表彰阿倍的功绩,追赠从二品潞州大都督。


综上,哪怕在“朝贡外交”的不对等交换体系下,除了科考之外大唐并没有给留学生任何超国民待遇,甚至相对于微薄的食宿费用,留学生的开销给大唐GDP带来的贡献要大的多。这体现大唐作为华夏文明圈中心高傲而自信的姿态:不会强加,更不会施舍,这也是文化传播的原则。

结语:心态决定手段

应该说,大唐对留学生的一视同仁在朝贡外交体系下是非常难得的。不止于留学生,各色人物当年齐聚大唐,西域的胡旋舞和胡姬、大食国的商人们、各国贵族子民们都在长安城其乐融融,而唐朝接纳海内外各国民族进行交流学习,形成开放的国际文化。

▲盛世的首要条件还在于威慑四方的武力

这种文化的融合并非照单全收和良莠不分,而是以中华文明为主干前提下的吸收和完善,因而大唐所有的富丽堂皇并非一锅大杂烩。而每一个大唐子民既不会对外来者指指戳戳,更不会毫无原则地“跪舔”,国家上下充满着自信,并表现出从容、开放和包容,正是这样的心态最终成就了不可复制的伟大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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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面更新:2024-0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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