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明朝至崇祯十七年（1644）被农民起义军推翻，以李自成为领袖的大顺政权席卷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大部分领土，以张献忠为领袖的大西势力盘踞于四川。虽然以崇祯皇帝为核心的明中央朝廷已经覆灭，但江淮以南的半壁江山仍然在明朝委任的各级官员统治之下，他们自居正统，继续奉行崇祯年号，后又推立朱氏宗亲建立南明弘光政权。三股势力从势力范围、军队规模、人口数量上远远超过关外的满清政权，那么清国是如何以十数万铁骑挥师入关统一中国的呢？本文从多个角度入手，剖析清朝入关后的军政策略，中国几大势力之间的斗争与联合，重大战役的成败因果，从而揭开明清更替时的历史问题。

崇祯十七年，李自成率领农民军向北京发起进攻，这一年的清国内部也已发生权力更替，皇太极暴病而亡之后，清国军政大权由摄政王多尔衮掌握，他秉承了皇太极的智勇双全，更秉承了入主中原的野心与阴谋。在李自成攻打北京的同时，多尔衮曾派人联络他共图大业，只不过使者到了陕西才得知李自成已取北京，多尔衮便开始筹划入关夺京。李自成攻下北京之后，深知关外清国虎视眈眈，在多次招降山海关守将吴三桂无果后，决定挥师东征。李自成兵临山海关便是明清更替的开始，他的这一次军事行动为清军入关开启了坦途，清朝的统一战争也由此拉开序幕。

八旗铁骑剧照

窃取胜利果实

吴三桂属于明末孤立无援的一支势力，明中央朝廷已经覆灭，与南方地区的联系也被切断，他的选择只有三种，一则战至最后一刻为国效忠、二则顺势降李御清、三则效仿前辈洪承畴降清。第一种选择在此时已经失效，李自成多次劝降无果才发兵东进，第二种选择早在宁荆战役中就有过检验，吴三桂是八路总兵中第一个逃离战场的，所以他选择降清合乎逻辑。李自成是于崇祯十七年四月十三日出兵，吴三桂先是以“财帛”、“裂土”求援多尔衮，多尔衮回信说他志在立国于中原，许降不许援，并率军向山海关方向推进。

李自成剧照

书信往来之间，李自成的军队已将山海关关城三面合围，关城四面有东、西罗城、南、北翼城相互呼应，吴三桂于西罗成前集结军队，在城前石河一带与李自成激战落败。吴军首战败落后，东罗城、北翼城也陷入合围，吴三桂退居关城死守待援。多尔衮得到消息后急行200里至关外，吴三桂见清军赶到，在炮火与亲军的掩护下突围至清军营中称臣。多尔衮采用“以狗搏狼”之策，令吴三桂率军继续战斗，当吴军与农民军战至精疲力竭时，多尔衮的清军铁骑才坐收渔利出击获胜，并打开了山海关，再无需从蒙古越长城南下。

吴三桂引清军入关

此战中的三方势力分别为清多尔衮所率八旗满洲、蒙古、汉军构成的十万主力；明吴三桂所率关、辽两镇兵、山海关乡绅原明许州同知吕鸣章等所率乡勇；大顺李自成亲自统率的农民军。多尔衮观战吴、李互殴一天半之久，乡勇民夫皆成炮灰，关、辽团练精兵与大顺将士损失逾半，史载“二三十里间，凡杀数万人，尸骸积如丘山”。此战反应了清廷利用降敌卖命，以弥补满族自身人力不足的战略，这种战略在未来的统一进程中得到全面贯彻。由于大顺政权失利惨重，直接导致李自成退出京师后返回陕西，清廷的统一方针趋于明朗：集中兵力，巩固北京周边地区的同时，向西北进攻威胁最大的李自成大顺农民军；而后向东南进攻南明，自北向南各个击破。

清廷入主北京之后，民间流言清人要将民众大规模东迁，为了达到安抚人心的效果，多尔衮将顺治接入北京，于十月初一祭拜天地，正式定都。清朝顺利入关定都北京，不光是石河之战的坐收渔利，更多的是依托大顺政权在北方完美“继承”明朝统治，窃取了这一“胜利果实”。吴三桂降清与洪承畴、祖大寿等不同，这是一次地主阶级与满清政权的合作，清朝定都之后加封吴三桂平西王，旨在扩大政治影响，迎合地主阶级的现实需求。明廷灭亡之初，士绅就开始分化，北方一部分士绅的利益被李自成势力所侵占，他们急于投靠强有力的政权。所以吴三桂降清获封带来蝴蝶效应，许多在京、北方的地方官员纷纷投诚，如山海关总兵高第、孔希贵、兵部侍郎金之俊、三边总督李化熙、御史卫周胤等等，还有通过降清官僚的举荐或自荐，成为清廷主政之初的官僚基础，如明大学士谢枡、冯铨、翰林院侍讲孙之獬等。

清廷入主北京城

但不得不承认，清军入关致使中国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由农民起义时的统治阶级与人民内部矛盾转化为民族矛盾。这种矛盾由石河之战带入北京，在石河战场上，山海关附近人民就自发的组织援李抗清，他们将自家粮食送给大顺军营，这种抗清举动也被清廷视为大患。顺治元年（1644）年五月，昌平、三河、天津等近京地方民众自发组建抗清武装；宣化一带民间宗教秘密成立反清组织；山东、山西等明末农民起义军，改旗易帜转向反清复明。清廷对于民间反抗剿抚并用，以往反抗明朝的农民军残余势必清剿，如洪承畴“扫除乱逆，期于灭贼”的思想，这些“惯匪”是无法进行安抚的，必须剿灭；而对于不知情的民众，则要做好面子工程，如“除暴安民”、“复君父仇”的口号，配合全国军民为崇祯帝服丧、废除三响加派的政令，将矛盾引向农民军，扩大阶级基础。

多尔衮剧照

当初李自成席卷黄河流域时，以仁义自诩，换来闯王不纳粮的美名，入定京师后尽揽天下财富，军纪不严导致百姓遭殃，其对明廷遗老残暴迫害，统治基础非常薄弱，受武力屈从之人在清廷入主之后纷纷倒戈。满清虽非仁义，亦属外族入侵，但顺者生，逆者死，为统治需求再无作恶之举，这便较好的接手了李自成的胜利成果。尤其是明廷遗老行政班底，在李自成灭国之狠下，转向辅佐满清贵族施政，加之明中央朝廷府库、档案、卷宗封存完好，国家机器运转阻力较小，改朝换代较为平稳过渡。

既定统一方针的执行与机变

清朝定都以后，便制定了由北向南统一全国的战略计划，北方地区主要势力在清廷入主后分化流动，李自成撤离北京后退往豫陕一带。这个退兵路线清晰明朗，李自成本就以山陕为根基，攻打开封时亦有定都意愿，只不过明守将撅黄河大堤冲毁开封城，否则河南或成大顺政权的统治中心，而最后一次与明廷谈判中，李自成以保有关中为条件遭到拒绝，说明他仍渴望做山陕地区的土皇帝。故而在清军进入北京后，李自成便以豫陕为势力范围，并定都西安。北方士绅分化以后，与投降派对立的士绅集团忠于民族立场，转向抗清或做遗民，或留居北方，或弃家南下，如明陕西副总兵孙守法、明宁夏巡抚李虞夔等。南下士绅与南方本土士绅核心利益虽有差别，但内心驱动一致，他们不甘江山失于农民军，更不甘异族渔翁得利，于是由士绅集团产生的政治代表聚首南京，推举福王朱由崧重建明朝统治，产生第一个南明政权弘光政权，拥兵数十万。位于四川的张献忠也于同年十一月称帝，即大西政权。

清廷定都北京后，于十月开始征伐，以英亲王阿济格为靖远大将军，率3万军经山西入陕、豫亲王定国大将军多铎率2万军由河南趋陕，两路清军剑指西安。经两月推进，多铎渡黄河、破洛阳、定灵宝，进逼潼关，再以红衣大炮破关而入，直逼西安。时至顺治二年正月，阿济格部亦渡过黄河，沿线攻占绥德、延安等地，李自成为避免腹背受敌而主动放弃西安，率残部经蓝田、商州，走武关，退入襄阳，并“声言欲取南京，水陆并进”，于三月攻占明将左良玉镇守的武昌城，企图沿长江东进夺取南京。阿济格部穷追不舍，一面猛攻武昌，一面分兵湖北阳新、江西九江，切断李自成东去之路。李自成东去无望之后，向西南逃奔，五月份于湖北通城九宫山被民兵武装杀死，其尸首被秘密埋葬，故也有不明下落的传闻。大顺军残余在李过、郝摇旗、高夫人等率领下继续抗清，清军则占领了豫、陕、鄂大片地区，黄河流域乃至淮北地区基本被肃清。

史可法漫画

参与围剿李自成的多铎部在李自成放弃西安后转兵东南，目标为弘光政权。顺治二年三至四月，多铎部肃清豫东地区，由皖北分兵进攻徐州、亳州，旨在控制两淮咽喉。民族英雄史可法于扬州指挥军民抵抗，坚守十日城破被杀。此役过后，清军一鼓作气，兵锋所致势如破竹，不到半月便渡过长江，攻占南京，并在芜湖俘获朱由崧，弘光政权灭亡。由李自成、弘光政权覆灭可见，清廷较为准确的分析出时局主要矛盾点，首先农民军与南明士绅之间的矛盾是不可化解的，清军攻打陕西路线为正东与东北，留东南、正南为缺口，李自成顺东南方向退军，旨在挑起农民军与南明消耗，史可法督师扬州时，“自成至定州，我兵追之，与战，斩谷可成，左光先伤足，贼负而逃。”东南一缺口带有引汉族势力相互搏击之嫌疑。

张献忠漫画

至于南方缺口的意图也很明显，清廷早已看出农民军并非团结统一的势力，李自成与张献忠长期不睦并非秘密。顺治元年七月，李自成派马科去四川“招安保宁一路”，“保宁、顺庆先已降自成，置官吏，献忠悉逐去。自成发兵攻，不克”，两大势力在满清铁骑征伐之际，尚互相恶斗，正南一缺倘若正中下怀，也许四川已成第二个山海关。纵观全国，各地的农民起义军各自为战，并未形成紧密联系的统一团体，如满家洞起义军挂着大顺旗号，实际上连李自成自己都不曾知晓该军由何人统领。除陕西地区兵马接受李自成领导外，其余各地大顺军饱受清廷与南明双重打击，皆自顾不暇。

剃发令漫画

清军攻灭弘光政权以后，江南半臂轻易收入囊中，清政府基本稳定了中原及江淮地区，温和的民族政策已达目的，加之投降的汉族官僚为表忠心，纷纷摇首献媚，清廷便开始强硬推行民族压迫政策，以求同化汉民。其中多铎于南京推行“剃武不剃文、剃兵不剃民”之剃发令，后一改温和态度，强令民众剃发，这与汉族“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的文化思想背道而驰，遭遇江南人民奋力抵抗，民族矛盾行至顶峰。多尔衮先后调兵24万，镇压江阴等地号称40万军民的反抗，此间于上海的“嘉定三屠”最为惨烈。明朝遗民虽富民族大义，但终难形成统一有效的抵抗势力，只能留芳丹青，不能捍大厦于将倾，清军很快肃清反抗军民，并以汉族投降官僚兵部尚书洪承畴经略江南，以汉治汉，实施摺抚，安定了江南局势。

江南已定，清廷于顺治二年十一月，以勒克德浑为平南大将军攻取湖广，又以何洛会为定西大将军由陕西增兵四川，旨在平定盘踞四川的张献忠势力。此时何洛会仍忙于肃清陕西境内的起义军残余，故而以招抚为策劝降张献忠，其实这也暴露了清廷兵力不足的弱点，招降未果后，又被大西军击败于汉中，清廷第一次入川计划以失败告终。顺治三年正月，通过镇压与收编，清军扩充军力，由肃亲王豪格授靖远大将军亲征大西政权，此时正逢四川明军残部袭扰的张献忠，为避免双线压力，企图撤出四川，由汉中进入陕西，此行军方向正是农民军领袖高迎祥被孙传庭活捉的路线。无独有偶，十一月二十七日，张献忠部在西充与豪格前部遭遇，张献忠被乱箭射中身亡。

肃清南明流亡政权与“夔东十三家”

随着弘光政权覆灭，两大农民军政权领袖相继身亡，清朝统一战争取得阶段性胜利，但全国形势也在张、李身亡后有所转变。在此之前，农民军与南明士绅的阶级矛盾不可调和，是汉族力量分裂与削弱的根本原因，清军正是利用此间矛盾，及时扩大统治区域，并敢于强硬推行民族压迫政策。但二者身亡之后，清廷的奴役与镇压便无形中促使这两大矛盾体的缓和，以至于南明隆武政权、鲁王监国政权皆受到大顺军第二代领袖的支持与合作；大西军第二代领袖则在云贵地区主动接触永历政权，达成抗清统一战线。

民族矛盾趋使下的反清斗争走向复明呼声，无论是南明政权的正面抗争，还是各地地下复明组织，都推动了全国性质的排异活动，在清廷满汉区别对待的政策下，甚至促成大批降清明军反正。如顺治五年（1648），清江西提督金声桓、参将王得仁，长期受江西巡抚章于天欺辱、索贿，遂揭起反正之旗；又如贵州黎平守将陈友龙反正，率军攻打湖南，此等反正风潮比比皆是，至清廷发出“呼吸危亡，朝暮难保”的感叹。

“夫今之倭，中国人居十九焉。其侦我虚实而以玉帛子女饵寇者，皆中国人也。”——张九一

虽然农民军与汉族士绅为共同目标趋于合作，但两大主体内部矛盾又成为大事难定的祸根。这个问题困扰汉族政权千年之久，中土民众自古不乏抵御外辱的民族精神，但政权内部又多现争权夺利之辈，如赵之李牧遇赵奢、宋之岳飞遇秦桧，力缆狂澜延明朝国祚的于谦也在夺门之变后死于政治斗争，此种案例比比皆是。自战国开始，除汉之武帝、明之成祖远伐大漠以外，汉族王朝的君主多以砖石堆砌的长城防御野蛮民族，因权力的制衡与边关将领的驾驭问题，他们往往忽视血肉之躯筑建的精神长城。特别是有明一朝，如袁崇焕这等抗清名将直接死于帝王之手，在君主专制逐渐深化的背景下，帝王不容英雄主义个体的出现，所以华夏才有功高震主这一老生常谈。君王将皇权凌驾于国家与民族利益之上，他们不愿民心凝聚，更不愿将帅和睦，内斗的根源来自君主猜忌，远贤臣亲小人的行为并非昏庸所致，反而是君主小聪明的表现。窝里斗向来都是皇帝的驭臣之术，这种方式无疑也摧残了民族凝聚力，在对外族入侵时，求和忍让对君王来说则更为廉价，所以到了明末，杨嗣昌“攘外必先安内”的提议深受崇祯帝推崇。这种内斗心态由上至下深入人心，官僚集团如此，农民军亦如此。

长城

南明反清势力并没有在民族危亡时团结一致，反而从万历一朝逐渐形成的党争延续到南明流亡政权中，特别以东林党为代表的江南士绅利益集团最为严重。由于不同党派之间进行了长期你死我活的斗争，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以至相互仇恨的状态，不可能在同一阵营里救国救民，这就有了各派系拥立不同政权的结果。即使到了同一个阵营，他们也是同床异梦，不能精诚团结，所以在清廷统一的大趋势下，投降成为一大主题。弘光政权被灭之后，隆武政权与鲁王监国政权并立，郑芝龙投降直接导致隆武政权覆灭；顺治三年（1646）十一月，唐王朱聿建称监国于广州，年号绍武；桂王朱由榔则在肇庆继位，年号永历。绍武政权建立之初就未将抗清作为第一要务，反而与永历政权相互攻伐，二者互争帝统，最终清军骗开广州城门，朱聿自缢殉国，邵武政权存在四十一天便被覆灭。

朱聿剧照

永历帝在广州失陷后逃亡广西，与农民军达成合作意向，算是抗清阵营的共主，但由于地缘隔绝，永历政权并不能控制和指挥抗清行动，所以从来没有发挥出共主的实际作用，并且永历皇帝始终不能自主，倚人为活。大顺军分作两部，郝摇旗、刘体纯一部，李过、高一功一部，他们先后进入湖南，与明湖广总督何腾蛟、湖北巡抚堵胤锡联合抗清，于顺治四年（1647）收复湖南全境。再随着降清将领反正高潮，南明政府逐渐从地域上渗透入云贵、两广、湘、赣、川等地，掀起第一次抗清斗争的高潮。可这些地方将领与农民军各怀鬼胎，占领区域内扩充羽翼，税收钱粮尽归己有，并未充实永历政权的实力。加之政权内部矛盾重重，各势力分赃不均后大打出手，农民军更被看作不可教化之乱军，饱受排挤，清军很快反攻收回湖广，大顺农民军残部皆逃入四川境内。

大顺残部败走之后，大西军余部在孙可望、李定国的带领下再次联合永历政权。反清势力重整旗鼓再入湖广，并导致清定南王孔有德、敬谨亲王尼堪身首异处，时“两蹶名王，天下震动”，随着大西军抚南将军刘文秀收腹川南，掀起第二次反清高朝。但好景不长，孙可望与李定国的矛盾爆发再次葬送抗清成果，二者爆发大规模军事攻伐，李定国本部人马阵前倒戈，被孙可望打败，而孙可望获胜之后立即叛变降清，以至贵州、广西皆落于清军之手，永历帝朱由榔于顺治十六年（1659）逃亡缅甸，后被降清将领吴三桂连哄带骗抓获，绞死于云南昆明。

永历政权的覆灭是最具代表性的案例，它内部激烈党争，外部争夺帝统，又与归附的农民军势力相互猜忌。归附的农民军不仅心怀鬼胎，且内讧不断，整个南明政权在许多内外事务上将私利置于整体利益之上，内耗内争往往不只伤筋动骨，常常贻误战机，危及生存，以致抗清战争高潮不能发展为最终胜利。另在统一性问题上，永历政权可能是规模最庞大的一次流亡政权，但这个政权表里不一，难以形成统一指挥。以夔东十三家为例，在大顺军归附败走以后，其余部又与广西至夔东地区的大顺旧部以及驻守的南明地方武装首领联合，统一奉南明永历年号，因为共计13部，所以称为十三家军，据载兵力达到20余万。但这十三家军各自为战，没有统一指挥，更无统一补给，以战养战的游击战术更依赖抢钱抢粮，这样的抗清力量说好听了是兵，说难听了与匪无异。故而清廷并未做大规模围剿，只于康熙元年（1662）肃清余患时，才以两路6万大军收网围剿，终被各个击破，虽惨烈英勇，但只是烈士，不是救国救民的良药。清廷对于农民军及南明的征伐至康熙三年（1664）基本完成，这为后来平定三藩、葛尔丹，以及雍正时期的青海罗卜藏丹津叛乱、乾隆时期的大小和卓之乱奠定了基础。

清廷剿抚政策的分析归纳

明表面上亡于农民军起义，实质上又亡于内部官僚腐朽互斗的政治报应。清廷正是抓住这个社会矛盾的复杂性，采用了不同阶层不同对待的方针策略，总体上就是镇压与安抚并用。

“有能削发投顺，开城纳款，即与爵禄，世守富贵；如有抗拒不遵，一到玉石不分，尽行屠戮。但望风投顺，即与叙录；若敢抗逆不服，除本身诛戮外，仍将妻子为奴。”——《摄政王令旨》

清朝入关定都之后，便在全国颁发多尔衮的招降旨意，明确指出顺者昌逆者亡的总纲领。这一纲领在清军征伐之处皆大力推广，并收效甚好。顺治二年六月，杭州监国之潞王朱常涝被清廷贝勒博洛招降，至清军兵不血刃的开进重镇杭州府；顺治三年，洪承畴、博洛针对隆武政权核心掌权者郑芝龙招降成功，直接导致隆武政权覆灭。不得不说，清之招降虽有区别对待，但总体上算是慷慨，如孙可望投降时，受南明总兵杨武追击，是清廷的及时救援才得以全身而退，之后封为义王。所以孙可望甘愿做一个彻头彻底的“卖国贼”，将云南军政情况和盘托出，对清廷攻伐永历政权起到关键作用。

“明朝宗室例不出仕，末季破例进用，遂致扰民，竟亡其国。今正欲平治天下，岂可复用此曹以滋扰害?以后概不准用。已用者俱著解任。其考取举贡生员永行停止，使为太平之民”—— 《科场事宜》

清廷将明朝宗室视为大患，他们是明朝正宗后裔，是先天的反清主义者，沦落地方就会出现源源不断的复明政权，表面上以“仍加恩养”为招降条件，但实质上皆残酷镇压与迫害。如崇祯太子朱慈烺被杀于市，后又将具有合法继承帝位的已降宗室潞王、荊王等十一人处斩。与此同时，清廷颁布法令，禁止明宗室通过考试入仕，并没收宗室赐予的田产，只留自置房屋田地，与庶民一样承担各种赋税徭役。至顺治三年，清廷下令全国普查，规定“凡各直省有故明亲王、郡王流落地方者，该督抚察其投诚实情，有无功次，并将伊家口起送来京，分别蓄养”，此次普查将明宗室成员流落外地者，全部带往京城圈禁，但实际上圈禁者寥寥无几，史料记载的“诛锄殆尽”更为可信。这几大政策实际上是防止地方出现更多复明政权，从人身控制到财产控制，切断反清复明的根源。

明士大夫团体

清廷对于士大夫的笼络成为招降的关键，士大夫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饱受儒家思想熏陶，具有超高的文化修养，但在民族问题上非常敏感，且通过笔杆子造成社会影响。因此，清廷对于士大夫的镇压甚为残酷，同时又非常重视这一阶层，希望通过攻心来化解他们的敌对态度，争取他们的支持。清廷入关以后，便通过征辟、举荐、招降的途径吸引士大夫入朝为官，并参与民生国策，除了原明官员在职者照旧录用外，避难回籍、隐姓埋名者亦可限期回归本职，这既是统治需要，又是清廷招抚政策的强力广告。入关之初，清廷立即恢复明科举制度，继续扩大统治基础，对于王朝交替时的反抗者、观望者起到敲打作用，如傅以渐、吕宫两科开国状元皆用为大学士，以状元宰相歆动汉人，对汉族士子起到安抚与拉拢的作用。清廷对于具有反清“污点”的士大夫群体进行赦免，如原明兵科给事中沈迅，曾于莱阳围攻清军，在顺治一朝并无追究，并复原职。再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此类思想家，曾口诛笔伐力主反清，终究被赦无罪，这些对于化解民族矛盾，利用士大夫阶层赢得统治根基甚为重要。

清绿营军剧照

清朝人口数量少，入关之初，据清史档案记载，满蒙汉八旗兵总人数在二十万左右，这对于夺取、征服、镇守广大土地限制较大，由陕入川时就已经暴露兵力不足的缺陷，所以利用原明官吏和军队是必然趋势。但原明降清官吏、军队本属敌对一方，他们曾与满人刀兵相见，双方存在矛盾和防范心理，所以清廷亦不愿意这类人群得势，更不愿此类人群失控，所以最好的政策就是以抚养战。如山海关前利用吴三桂的关宁铁骑和山海关团练武装先行死战，与李自成农民军相互消耗，这充分表明满清利用原明势力的基本方针和策略，即将招抚的明军充分利用，置于生死线上，既达到消耗敌人的目的，又疲敝降清者实力。所以由顺治初年形成的绿营兵皆用于打前锋或者镇边，且在配置上以步兵为主，罕有精锐骑兵、火器兵的建制。

综上所述，清朝统治阶级内部，满汉臣庶之间虽然也充满矛盾、裂痕，但清朝政权入关之初就能达成统一的、上下贯通的、运转有效的权威政权，这就保证了全局指挥权的贯彻，政令的执行与配合尚且良好。由于清朝的目标是统一全国，因此农民军与南明流亡政权是必须消灭的酣睡卧榻之人，战略目标明确，始终一贯。反观抗清阵营，他们缺少凝聚力，弘光政权甚至还曾执行“联虏平寇”方针，流亡政权与各地地方武装义军、集团、乃至个人，虽坚持抗清复明的大目标，但缺少实际可行的计划与步骤。且从明亡到夔郧山区起义被扑灭共20年间，抗清阵营从未推出一位具备绝对号召力、能将整个抗清势力团结为一股强大战斗力的领袖，所以各种抗清势力因循苟且，甚至为争权夺利、自残内讧。整个抗清活动，除隆武帝有过五路兴师恢复南京的战略计划，并力图实施，其他则都乌有，中兴的时机和力量就此白白流失。这是抗清阵营崩溃、失败的根本原因。清朝很好地加以利用，其政策、策略及其实施就建筑在此基础上。

参考资料：《清世祖实录》、《清代档案史料丛编》、《明季南略》、《清史列传》 、《清史稿》。

参考文献：

• 《读清世祖实录》黄彰健、1977年；

• 《南忠纪》钱肃润、1959年；

• 《南疆逸史》卷五四，列传五，《杂传》，《郑芝龙》，下册，温睿临；

• 《隆武政权的中兴战略及其破灭——关于隆武“兵发五路”收复南京计划的研究》，杨海英、2000年第4期；

• 《清朝全史·第二章·清军入关与各地抗清斗争》，稻叶君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

• 《南明史·第三十二章·夔东抗清基地的覆灭》，顾诚，中国青年出版社，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