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沦落风尘到闻名世界画坛-旅法中国女画家潘玉良的真实故事

　　传奇式的婚姻

　　公元1906 年（清光绪三十二年）夏，当17 岁的潘赞化乘船沿长江东下，途经扬州、镇江的江面时，他再也不会想到，就在江北岸古老的扬州城里，有一个贫苦人家的七八岁的黄毛丫头将来会和他结合在一道，演出一段至为感人的传奇式的故事。

　　潘赞化是安徽桐城县人，1889 年出生。这时正是清朝末期，朝廷的腐败和列强的侵略使中华民族危机日亟。他的少年时期就是在中国日益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深渊过程中度过的。中国的灾难点燃了这位少年的爱国激情。

　　1905 年初，他的安徽同乡陈独秀、柏文蔚等人组织反对清政府和列强侵略的“岳王会”，年仅16 岁的潘赞化不顾杀头的危险，毅然加入其中。通过陈独秀的介绍，潘赞化得以结识年长自己11 岁的桐城小同乡吴樾，对这位鼓吹暗杀、革命的师范学堂学生佩服得五体投地。然而，就在这年10 月间，传来了吴樾在北京暗杀清廷出国考察的五大臣，不幸殉难的消息，使潘赞化为之唏嘘不已。

　　1906 年夏，在陈独秀的影响下，潘赞化辞别父母，买舟东下，到上海换乘海轮赴日本留学，随后入早稻田大学学习。而陈独秀恰也是在此时第三次东渡日本，并入早稻田大学学习英语的。陈、潘二人是否相携结伴而行，虽无确凿史料记载，但决不是不可能的。头年8 月，孙中山在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许多立志革命的中国留学生纷纷加入，潘赞化自然也成为其中一员。

　　他一边学习，一边从事革命工作，至1908 年奉父母之命，返国成亲，女方是小镇上的名门闺秀。婚后，潘赞化再次东渡到日本继续学习。

　　1911 年10 月，武昌起义爆发，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欣喜若狂，纷纷买票回国，参加光复战斗。潘赞化也返回安徽，参加了芜湖的光复革命，不久被芜湖军政分府任命为芜湖海关正监督，管理皖北各处海关、常关，共五关、十三卡。其时，潘赞化还只有22 岁。

潘赞化

　　1913 年“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爪牙倪嗣冲统治安徽，肆意捕杀国民党人，潘赞化自然免不了颠沛流离。及至1915 年底，蔡锷在云南发动护国战争，讨伐袁世凯帝制。各省志士纷纷聚集在护国军的大旗下，安徽籍的将领龚振鹏等人直接参战，潘赞化也赞襄义举。在护国运动的打击下，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而且于1916 年6 月羞愤交加而一命呜呼。这年初夏，27 岁的潘赞化重返家乡，继续担任芜湖海关监督。就在这个时候，他遇到了张玉良，一个具有中国古典传统色彩的英雄与美人的故事在现实中展开了。

　　张玉良就是本节开头提到的那个扬州城里七八岁的黄毛丫头，这时已是17 岁了。她是如何从扬州来到芜湖的呢？这话还得从头说起。张玉良生于1899 年，原籍江苏镇江，上辈迁移至扬州。父亲靠手艺为生，不幸当张玉良刚满周岁不久即撒手人寰，留下孀妇带着两个女儿艰难度日。然而祸不单行，到1906 年，张玉良的姐姐和母亲也相继去世。幼小的张玉良被舅舅带去抚养。可这个舅舅却不务正业，吃喝嫖赌佯样都来，几年内把姐姐遗留下的一些财产挥霍一空，竟至无法为生。浪荡哥儿是什么事都干得出的，他一咬牙，把这嫡亲的外甥女卖给了芜湖妓院。

潘赞化

　　清朝末年民国初期，安徽的妓女大多是从江苏拐骗收买去的，大抵来自三个地区：苏州地区的称“苏州帮”，扬州地区的称“扬州帮”，清江浦（今淮阴地区）的称“苏北帮”。在这些地区专门有一批人物色、收买贫家女儿，写下卖身契，付清银洋，然后用船运到安徽各地妓院。妓院中又分“清馆人”和“红馆人”。后者是直接卖身接客的。而前者或是年纪尚幼不能接客的，或是文化修养较高、能写诗作画，只在场面上应酬的。张玉良初到芜湖时，还只有14 岁，又完全不解风月场上事，自然属于“清馆人”。

　　民国时期常有“打花会”的陋习，又叫“喝花酒”、“打茶会”、“打茶围”等，因地而异。所谓“打花会”，就是一帮富人借妓院、茶馆、饭店等地款待客人，同时点名要若干妓女来陪酒。应召妓女不仅要劝酒、唱小曲，往往还要陪宿。当时许多官场人物也都经常“打花会”，许多政界、商界的秘密勾当，往往就是在这种灯红酒绿、软语巧笑之中实现的。所以，“打花会”成为当时官绅军阀交际、应酬不可或缺的一种手段。

　　张玉良和潘赞化就是在“打花会”时相识的。潘赞化既然是官场中人，自然不能免俗，少不得有这方面应酬，这是不能用现在眼光来看待的。但他又毕竟是参加过辛亥革命、护国战争的新派人物，具有民主和尊重女权的思想，因此他对张玉良这样因家贫而被迫卖笑的青楼女子深怀着一腔同情。

　　更何况张玉良天资聪颖，善解人意，17 岁的大姑娘虽不是沉鱼落雁、闭月羞花之貌，却也是出落得水灵灵的——双眼皮、高鼻梁、一张秀气的瓜子脸嵌着一双笑靥，显出温柔而又活泼的神情——完全符合中国传统美女的标准。因此，当张玉良向潘赞化诉说了自己悲惨的身世和跳出火坑的愿望后，潘赞化便慨然解囊为她赎了身，并毅然与她结为夫妇——准确地说，应当是纳其为妾，因为潘赞化的原配妻子尚在桐城县老家。纳妾讨小，是旧中国婚姻制度的阴暗面，但在当时是合法的，对潘赞化与张玉良的结合自然不能用新婚姻法去考究。相反，潘赞化此举却是为中国美术界、世界美术界挽救了一个杰出的艺术家！

　　走上艺术之路

　　结婚后，张玉良就把自己的姓氏改成“潘”，一则是因为当时有妻从夫姓的习俗，更重要的是体现了潘赞化给了她新的生命。潘赞化在上海乍浦路租赁了一间房，金屋藏娇，让潘玉良住在那里，自己则往来芜湖、上海之间。

　　玉良自幼丧失父母，未读过书，在妓院里学得些唱词，也全不解其意，所以潘赞化延聘教师，为她授课。他要把这块跌落风尘的璞玉雕琢成一块晶莹剔透的美玉。但是，潘玉良后来走上艺术之路，却又是他始料未及的。

　　在潘玉良所住的乍浦路上，有一所中国最早的现代美术院校——上海图画美术院。这所学校是由著名画家、美术教育家刘海粟于1912 年11 月创办的。该校即为今南京艺术学院的前身。该校在中国美术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拥有许多个“第一”，如第一所美术专门学校，第一个实行男女同校，第一个实施模特儿裸体写生，第一个将学生画展向社会公开等。因此，该校和校长刘海粟连续多年遭到社会上的封建卫道士和守旧分子的攻击、诬蔑。

　　1925 年秋曾掀起一场轰动上海滩的“模特儿风波”，迁延数年之久。及至1927年孙传芳统治东南五省时，更下令通缉刘海粟，迫使他亡命日本。这已是后话，但足见上海图画美术院在一些人眼中的“异端”地位。

潘玉良

　　该院的一名教授洪野先生与潘玉良是邻居。每当洪先生在家中作画时，潘玉良总是好奇地在一旁观看，并提出一些问题。洪野从她的发问中，敏锐地觉察到潘玉良在美术方面的天份，便尝试着教她画些素描。果然潘玉良对美术的悟性极高，加之独居家中旁无杂务，一心一意专注于此，没多久便颇有些上路了。洪野随后又教她色彩和透视，进步也是显著的。洪野还告诉潘玉良：“要学习美术，必须要有较高的文化修养，没有文化就没有艺术。”

　　潘玉良在洪先生的指导下，又买来诗词骚赋等作品，请先生讲授。

　　潘玉良这时只有十八九岁，也就比现在的中学生略大一些，年纪轻加上聪明勤奋，所以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无论在美术基础还是文化知识方面，都有了很大提高。她下决心要报考上海图画美术院。潘赞化果然开明，完全尊重潘玉良的选择。1918 年，19 岁的潘玉良被上海图画美术院录取，从此走上了艺术之路。她的素描功底非常不错，因此在西洋画科学习，师从著名画家王济远。

　　刘海粟曾对学生说过：“学西洋画不去西方，就等于没有学！”意大利是欧洲文艺复兴发源地，涌现过达·芬奇、拉斐尔、米开朗基罗等艺术大师，他们的作品真迹至今还是后学者临摹的楷模。法国巴黎的卢孚宫珍藏着多少世纪以来的世界级艺术珍品，蒙娜丽莎的微笑曾使来自各国的艺术门徒流连忘返，为之倾倒。潘玉良自然也梦想着到欧洲去，亲自观摩、临摹那些伟大的作品。

　　1921 年，当潘玉良取得上海美术专门学校（上海图画美术院改为这个名称）毕业证书后，在潘赞化的支持下，她又考取了安徽省公费津贴留法的资格，成为里昂中法大学的第一批学生。但她到法国来是为了学美术的，所以一个月之后，她又去投考里昂国立美术专门学校，因素描成绩优异而被录取，跟随德卡教授学习油画。两年后，她又来到渴望已久的巴黎，成为巴黎国立美术专门学校西蒙教授指导的油画班的插班生。在这个班上，有她上海美专的校友徐悲鸿。这位原本高她几班的同学正带着他的娇妻蒋碧薇，在这里过着艰苦而又充满浪漫情调的学习生活。潘玉良与徐悲鸿夫妇及其他留法学美术的中国学生经常一道外出写生作画，切磋技法；参观卢孚宫，临摹那些大师名作；共同在艺术的山路上攀登。

　　1925 年潘玉良从巴黎国立美专毕业，算起来，她在法国已经呆了五个年头，虽然与潘赞化靠鸿雁传书，表达情意，但离别祖国和亲人的时间确实也够长了。然而，潘玉良认为到欧洲一趟不容易，回国后恐怕是再难有机会出来了；而她通过几年的学习，深感艺海无涯，自己还只是在浅海滩上捡拾贝壳而已。她打消归国的念头，下决心继续深造，于是搭上南下的列车，只身来到意大利，进入罗马国立美术专门学校，跟随著名的康洛马蒂教授继续学习油画。

　　在罗马期间，她经常到著名的艺术博物馆法迪坎宫临摹那些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大师们的作品。她如饥似渴地吮吸着缪斯女神的乳汁，充实丰富着自己。她的扎实的功底和杰出的表现能力，使得罗马国立美专的教授和学生们对这位中国来的女士都刮目相看，以至于雕塑班的教授主动建议她应当再学雕塑。潘玉良于是一边画油画，一边在私人画室学习雕塑。1927 年，她从油画班毕业后，随即考入雕塑班，正式学习另一种艺术表现形式。

　　这时远在万里之外的祖国，政局正发生着巨大的变动。北洋军阀被打垮，国民党新军阀起而代之，紧接着各派新军阀又你争我斗地混战起来。潘赞化的芜湖海关监督之职被新权贵们取代，他被安排到南京政府的实业部担任一个有职无权的差事，心情抑郁，好久不给潘玉良写信。而教育部发放的留学生津贴也因内战频仍，无人顾及，竟至三个多月没有寄给潘玉良。

潘玉良

　　这时正是潘玉良学雕塑的后期阶段，也是最艰苦的阶段。搞雕塑，先要扎胚子，然后把泥土往上抹，非常消耗体力；而且艺术家工作又往往是不舍昼夜的，当创作灵感涌动时，会完全忘记了休息。终于有一天，潘玉良发觉自己眼睛几乎看不见了。她知道这是极度缺乏营养所致，因为好久以来，她只靠一两片面包度日，既没有肉类，也没有蔬菜。然而，困难并未吓倒决心献身艺术的潘玉良，她终于挺了过来。1929 年她从罗马国立美专雕塑班毕业。

　　这时正在欧洲旅行的刘海粟恰好来到罗马考察，应邀参观了罗马国立美专毕业生作品展览。这位上海美专的校长亲眼看到，自己当年的弟子潘玉良成为油画、雕塑双艺兼长的人才，她的作品受到教授们的赞赏，自然欣慰异常。他得知潘玉良准备归国的打算后，当场写下聘书，聘请她担任上海美专西画研究所主任兼导师。

　　1929 年，在欧洲习艺9 年的潘玉良终于学成归国。潘赞化在上海码头迎接她的归来，禁不住一再地端详阔别多年的爱人。出国那年她才22 岁，而今已是30 岁的少妇。学业的艰苦在她脸上留下了成熟的风韵。是的，她在艺术上成熟了，在思想上也更加成熟了，她满怀着希望，要把学得的知识毫无保留地教给年轻的艺术信徒们，为繁荣祖国的文化艺术竭尽自己绵薄之力。

　　在荣誉和屈辱中奋斗

　　当潘玉良兴奋地来到母校上海美专时，她当年的老师、如今西画系系主任王济远热情地欢迎她的到来。“我要为你举办一次个人画展，让国人们了解你！”王济远立即操办起来。不久，《中国第一个女西画家画展》在上海展出了。200 多件作品出自潘玉良一人之手，有临摹西方古典大师的作品，有她自己创作的佳作，有风景、有人体，真正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申报》专门发了消息报道。正在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担任系主任的校友徐悲鸿得知消息，立即发聘书，邀请她担任中大艺术系兼职讲师。

　　潘玉良在京、沪两地兼职，不免奔波，所幸是潘赞化在南京任职，她到南京也就是回家。这一时期，她除了辛勤执教外，同时还努力地创作。在上海，她参与发起组织美术团体“默社”，并积极参加活动，与同行们交流绘画心得，互相观摩作品。由于她的教学、创作，也由于她在法国、意大利留学多年的经历，在上海美术界、上海美专中，潘玉良的名气越来越大。

　　然而，一个真正有事业心的正直的艺术家在社会上必然会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和打击，更何况潘玉良是一个妇女，是一个青楼出身、具有小妾身份的妇女呢！不久，她就感到身边有暗潮涌动，令她困惑、痛心。她不愿公开抗争，只想忍辱退让，于是向刘海粟和王济远辞聘，到中央大学艺术系任专职教师，与徐悲鸿分任油画系的课务。

　　当时许多具有远见卓识的画家都认识到，西洋画要在中国站住脚，就必须从民族绘画中吸取营养；而中国画要有创新，也必须从西洋画的基本功和技法中学习长处。刘海粟、林风眠、徐悲鸿等人最初都是学油画的，以后转画国画，把西画的素描、透视、设色等技法、技巧，与国画的诗意、空灵结合起来，成为融通中西的一代大师。

潘玉良雕塑

　　潘玉良也敏锐地觉察到这一点，因此一有空闲，她就观摩学习国内画家的作品。她不仅欣赏刘海粟、王济远、林风眠等人的油画，而且对齐白石、张大千等人的国画、篆刻也推崇备至。从1932年开始，她尝试着用毛笔和宣纸画素描，生动的线条表现出中国画特有的柔和和风采。她以临摹西方古典大师的深厚功底，兼取国内各家之长，力求形成自己特有的风格。

　　在归国后的八九年中，潘玉良创作了大量的作品，以油画为主，其中大多是风景，而尤为人们所叹服的是她的人体画。她参加过9 次画展，其中5次是她的个人画展，一次与他人联合在日本展览。由于她的油画在国内美术界属于佼佼者，外国驻中国的外交官十分喜爱，争着收藏她的作品。在一次画展上，当时的教育部部长王世杰以1000 大洋的订价收购她的一幅作品。那幅题为《壮士》的油画，表现的是一个裸体男子正在搬去一块巨石，以拯救石下的花草，反映了潘玉良期望着，中国能有巨大的力量战胜日益嚣张的日本帝国主义。

　　当时出版的《近代中国艺术发展史》一书在介绍绘画部分时，列举了几名国内的西洋画家，其中第二人就是她。文中是这样记叙的：“潘玉良，现代女画家中之杰出者，留欧多年，油绘和粉画兼长，色彩浑和，艳而不浮，写人体尤有独到。”由此足见当时国内美术界对潘玉良的高度评价。

　　作为一个国内最高学府的教师、一个卓有成就的艺术家，潘玉良有自己的社交圈子，那大都是一些留学海外归来的高级知识分子。她常与画家徐悲鸿夫妇、张大千、作家方令孺、教育部科长郭有守夫妇以及张道藩等人相过从。1930 年，雕塑家张辰伯曾专为潘玉良塑了一尊头像。这是现在我们唯一能见到的潘玉良在当时的形象。那年她31 岁，剪着童花头发型，两侧短发齐腮，额前覆发及眉，显得活泼、秀美。丰满的鹅蛋形脸庞透出温柔，凝视的眼神和紧闭的嘴唇则显现了坚定、自信的性格。

　　然而，潘玉良的这种坚定和自信，往往回到家中就荡然无存了。并不是潘赞化不再爱她，也不是邻里们有什么闲话，而是她痛楚地意识到，一个现代的艺术家和一个旧式婚姻制度下的小妾，这两种迥然不同的身份同时落在了她一个人身上。这两种社会地位的巨大反差所形成的压力，使她柔弱的肩膀无法承受。

　　那一时期，潘赞化的原配妻子常来南京小住。那是个抱着封建伦理思想的旧式妇女，她并不反对潘赞化纳妾，但认定妻是主子妾是婢，要求潘玉良像小妾服侍正妻那样，向她磕头请安。潘赞化稍有异议，她就大吵大闹，搅得合宅不得安宁。潘玉良为使丈夫和自己能有一些平静，只得忍气吞声，接受这种屈辱的地位。这种不能与外人道的痛苦，使她经常彻夜流泪，她的心在流血……经过反复考虑，潘玉良终于向潘赞化提出重返欧洲的打算，表示要把全部生命献给艺术事业。

　　潘赞化理解玉良的心境，知道她做出这样的决定是多么的艰难。这意味着潘玉良放弃国内舒适的工作和相对安定的生活，独自一人到异国他乡去闯荡；能不能闯出一片天地，等待她的是成功还是失败，一切都在未卜之中。她能忍受那种“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孤独吗？还能再熬过那种3 个月只靠几片面包度日的艰苦吗？然而，潘赞化在玉良的坚决恳求下，终于同意让她出国。临别时，潘赞化把他参加护国战争后得到的，刻有“云南起义纪念”字样的怀表赠给了潘玉良。他不知道此去经年能否再见，就让这块怀表带着自己的心意，跟随自己的爱人一道去远方吧！

　　在异国土地上的崛起

　　1937 年，潘玉良又回到了巴黎。这回她没有助学金津贴，除了带来的费用外，往后的生活就要靠她奋斗来维持了。巴黎有着来自世界各国的艺术家，许多人贫寒、清苦，租不起画室，于是聚在一起租用画室作画、雕塑，友好相处。潘玉良就在这样的画室里勤奋地创作出一批作品，并且售出一部分——她终于依靠自己的艺术才华来维持自己的生计了。

　　在巴黎的中国同胞了解到潘玉良的艺术功底，邀请她为格鲁赛先生塑一尊头像。格鲁赛生前致力于向法国人民介绍中国文化，尤其是艺术，并多方帮助留法学艺的中国艺术家，因此得到中国旅法艺术家和侨胞们的敬重。潘玉良从未见过格鲁赛，当她接受定货时只能根据格鲁赛的照片从事创作。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格鲁赛的头像塑成，巴黎赛鲁西博物馆馆长审阅鉴定后，极为赞赏，遂邀请格鲁赛夫人前来参观。格鲁赛夫人见塑像真实地表现出其夫的风貌，十分激动，当即热烈拥抱亲吻潘玉良，并请潘玉良复制一具石膏像给她，以留作纪念。格鲁赛头像铸铜后，至今还收藏在赛鲁西博物馆里。

潘玉良作品

　　潘玉良的作品在艺术家如云的巴黎站住了脚，她的绘画和雕塑陈列在巴黎一些画廊里标价出售。她的身影也出现在巴黎蒙巴拉斯（巴黎艺术家聚居地）那些颇有名气的艺术沙龙里。但是她不与任何画廊签订合同，因为那样她就不得不根据画商的要求而作画，进而阻碍自己在绘画艺术方面的探索。

　　她依靠自己在油画和雕塑两方面扎实的功底，努力探求新的技法、技巧。她孜孜不倦地致力于中西画的结合，追求国画和西画在艺术上完美的统一。她曾用墨和国画颜料在宣纸上画水彩画，形成她专有的独特风格。由于她顽强的努力，她的作品受到中外艺术鉴赏家的高度评价：“她的油画含有中国传统水墨画的画法，以清淡的色彩点染画面，其色彩浓淡疏密又与线条互为相依，非常自然地显露出远近明暗、虚实生动的韵味。”“她在雕塑上的成绩不亚于绘画，成为两艺闻名的美术家。”“她的画有雕刻的立体意境，雕刻也有画的风趣。”

　　潘玉良在创作上的认真、精益求精是令人惊叹的。在国内，她曾表示过要为著名画家张大千塑一尊像，由于繁忙而未能如愿。到法国后，她开始完成这一夙愿，但作品完成后却始终未曾面世，因为她前后反复修改达20 年之久。如今，这尊青铜铸就的张大千像已被巴黎现代美术馆收藏。张大千那硕大的头颅前额饱满，双目炯炯有神，一抹美髯飘拂在胸前。整个塑像不仅形似，而且神似，充分表现了张大千那种豁达不羁、追求至善真美的境界的精神。

　　潘玉良在艺术上的勤奋与追求，使她取得了极大的成就和荣誉，从1937年移居法国到去世之前，潘玉良共创作绘画和雕塑达4000 余件。她的作品参加过许多次展览，其中1953 年、1959 年两次，是应欧亚出版社主持的多尔赛画廊的邀请，举办的大型个人画展。展品包括油画、水彩画、版画、雕塑、浮雕等百余件。她的作品除在法国展出外，还参加过英国、希腊、日本、比利时、瑞士、德国等国的画展。在比利时，她的展品获得银质奖章，在法国则获得巴黎大学的多尔烈大奖。欧洲各国博物馆、美术馆都购藏有潘玉良的作品。在英国皇家美术学院展览时，她的大部分展品都被伦敦博物馆收购。

　　在法国，巴黎市政府、国家教育部、巴黎东方美术馆、国立现代美术馆都收藏有她的绘画与雕塑。在巴黎的中国艺术家们为潘玉良的成就而自豪，他们在潘玉良的发起下，组织了“中国留法艺术会”，推举她为会长，大力开展中西艺术交流活动。

　　当我们看到潘玉良在1945 年所绘的油画《自画像》时，可以看出她更加成熟了。这时，她已经46 岁，移居法国又是8 年过去。但她额发依旧及眉，大部分的头发整齐梳向后头。垂及双肩，整个发型还保持着中国的式样。修饰过的眉毛下，一双眼睛透出中年妇女的沉稳和风韵，但也流露出那一丝掩盖不住的淡淡的哀愁。

　　一颗炽热的游子之心

　　这哀愁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她有家，却因为这家庭的构成而不能回家；她有国，也因不能回家而难以归国，更何况她离家这许多年中，祖国大半时间一直陷于战火和苦难之中。

　　她思念丈夫，盼望着潘赞化的来信，从他的信中了解故国的变化。抗战爆发后，潘赞化随国民政府西迁入川，日子过得十分清苦。除了到江津小住，与当年引导他参加革命的陈独秀在一起，还能握手言欢、促膝交谈之外，他几乎默默无言，信写得也少了，渐渐竟断了信息。抗战结束后，潘赞化已经50 多岁，回到桐城，致力于乡淬教育，办起一所“孟侠中学”，纪念当年的战友吴樾。大陆解放之后，潘赞化又由人民政府安排到安庆市担任安徽省文史馆馆员，生活渐趋安定，与潘玉良的联系，也终于恢复。

潘玉良作品

　　她思念祖国，一颗爱国的赤子之心怦动在她的胸膛，她希望能用自己的艺术报效祖国。1937 年上半年，她还未离开祖国时，日本帝国主义已在华北扩大侵略，为了支持华北抗战，潘玉良曾应邀在上海雕凿了一尊玉佛像，把所得的酬金尽数捐赠前方将士。1937 年12 月，她在巴黎听到南京被日军占领的消息，不觉大恸。她寓情于艺，特地创作了一尊《中国女诗人》的全身雕塑，并刻上“生当为人杰，死亦为鬼雄”的诗句，再现了南宋女词人李清照的爱国形象，寄托自己的满腔激愤。

　　潘玉良还举办过作品义卖，将画款购置防毒面具和药品，从欧洲运往祖国。1941 年，潘玉良决心回国参加抗战，用自己的画笔来讨伐日本法西斯。当时海上交通受阻，她打算取道苏联，也因苏德战争而未能成行。1945 年4 月，潘玉良又以“中国留法艺术会”会长身份，联合艺术家们联名上书国民政府、国民参政会和国内艺术界，吁请有关方面调查在日本侵华期间，日军掠夺和破坏中国的艺术品、文物等罪行，准备在战后向日本索赔。大陆解放后，潘玉良时刻关心着祖国的繁荣进步；中法建交后，她与中国驻法大使馆保持着密切联系，黄镇大使经常光顾她的画室看望她。潘玉良还一直保持着中国国籍。在海外举办画展时，她总要强调“中国女画家潘玉良”的字样。她以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自豪。

　　她念念不忘回国，在家信中她写道：“我精神很痛苦，老想回祖国。”

　　解放后，她曾有过好多次计划。50 年代，潘玉良了解到新中国妇女地位提高，可以扬眉吐气地和男人一样工作，她想归来。可是她深爱潘赞化，希望和他厮守终身，而回国后若不离婚，仍摆脱不了小妾的身份，于是她又犹豫了。

　　1959 年，潘玉良荣获巴黎大学多尔烈大奖，在向丈夫报喜的信中，她改动了唐代杜甫所写的《月夜忆舍弟》一诗，用以表达自己盼望回归祖国之情：“遐路思难行，异域一雁声。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身居繁华界，心涌故园情。何时飞故里，不做寄篱人。”

　　这时潘赞化的病已经很重，不久即告辞世。家中对潘玉良一直隐瞒着这个消息。潘玉良预感到不幸，多次催问，才得知真实情况，她极度悲痛。她深挚地爱着自己的丈夫，是他把她从苦海中解救出来，又是他为她提供了学习艺术，得以展示自己天赋的机会。然而从1916 年至1959 年，两人的结合虽长达43 年，但实际上海天阻隔、异地相思的岁月却有30 年之多，她尤其痛心的是，在丈夫久卧病榻的日子，未能亲侍药汤，尽一些心意。

　　但是，丈夫的去世又使潘玉良从此摆脱了小妾的身份，回国后不会再面临妻妾名份的问题，于是她决意回国。当她把手中的工作告一结束之后，国内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大批知识分子惨遭迫害，潘玉良只得望而却步。

　　这场史无前例的浩劫延续了10 年，潘玉良等不及了，她终于病倒了。“四人帮”粉碎之后，她向朋友们表示：“我要回去！只要回去，我的病就会好的。”

　　然而，医生根据她这时的健康状况，认为她不能做长途旅行。这位老艺术家流下了伤心的眼泪——她知道，今生今世再也回不了祖国了。潘玉良久久地摩挲着丈夫赠送给她的那块怀表，对旅法华侨团体的负责人说：“我生前不能回国，不能安息在祖国母亲的怀抱里，这是终身的遗憾。请你有机会把这块伴随我22 年的怀表送回祖国，交给赞化的孩子们。还有那幅画于1945 年的自画像，也请带回祖国，就算我终于回到了母亲的怀抱。”

　　1977 年7 月22 日，潘玉良在法国的土地上永远地闭上了眼睛。来自各国的艺术家、旅法华侨、法国友人聚集在墓地，默默地然而是虔敬地向棺木上投上一支鲜花。旅法华侨和艺术家们为潘玉良营造了一座肃穆而庄重的墓碑：黑色的大理石平滑如镜，镶嵌着她的白色浮雕像，墓碑上用汉字隶书镌刻着“艺术家潘玉良之墓（1899—1977）”。人们赞美潘玉良的艺术成就，赞美她炽热的爱国情感，也赞美她笃于情谊、助人为乐的高尚品质。

潘玉良作品

　　是的，讲到潘玉良的为人，人们会谈起许多许多……1929 年潘玉良归国时，当年引导她走上艺术道路的洪野先生因病而陷于困境，一家人生活无着。

　　潘玉良毅然长期从自己的工薪中抽出一半左右，交给洪野先生维持家用。虽然潘赞化元配对她有失宽厚，但她却把原配的孩子接到南京，用自己卖画所得资助他们上学。在日后旅法20 多年时间里，潘玉良一直从国外汇款给这些孩子，帮助他们成家立业，鼓励他们为国效力。对到法国留学的中国艺术家，不论是大陆人，还是台湾去的，她都关怀备至，呵护有加。

　　1979 年，旅法华侨团体的负责人归国时，把潘玉良托付的怀表和自画像带回了祖国大陆，实现了她的临终遗愿。祖国人民从此知道了潘玉良，知道了这位“第一个以雕塑作品走进巴黎现代美术馆的中国艺术家”，知道了她的传奇式的从艺经历和充满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人们撰文、写书、拍电影，传颂着这个20 世纪中国艺术史、中西文化交流史上重要人物的事迹，也表达着祖国人民对长眠异国土地上的潘玉良的呼唤：“归来兮，画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