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期间，作家巍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情感充沛，且流传度极广的文章，文章的名字为《谁是最可爱的人》。

2021年，教育部重新将这篇文章，编入中学七年级的教材之中。

穿越厚重的时光，无数后人仍旧被这些文字感动得热泪盈眶。

却不知这篇文章里，出现了一个小小的错误，在关于是否要更改这一错误时。

教育部出现了两种声音，第一种声音认为错误容易误导后代，建议更改。

第二种声音则认为，这个错误的存在，反而证明了中国志愿军的英勇无畏，建立保留下来。

经过多方商定，最终他们没有更改这一错误。

这个错误就出现在以下一句话当中：

他们的名字是：王金传、邢玉堂、胡传九、井玉琢、王文英、熊官全、王金侯、赵锡杰、隋金山、李玉安、丁振岱、张贵生、崔玉亮、李树国。

隐藏的秘密

即使再细心的人，也很难发现其中的错误，毕竟其中的错误的原因是来自于信息差。

说起这个错误，还需要从1990年的东北地区开始说起，中国的父母爱孩子，往往为其做长远的打算。

一个姓孙的工人的也不例外，他渴望送儿子参军，为儿子谋一条不错的出路。

奈何当时的中国，不同于他生活的时代，服兵役虽说是青年的义务，但是能参军的都是有关系的人物，没有关系的人很难达成这个心愿。

孙姓工人向来老实，不肯托关系走后门，结果可想而知，儿子最终落选。

没有实现当兵的愿望，他望了一眼儿子失望的表情，燃起一根香烟。

天边的白云如同人的命运般，变幻莫测，院落中的枝桠发了新芽。

在这个充满生机的季节，他们却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

“我去一趟保定，回来给你答复。”

孙姓工人扔下一句话，而后义无反顾地奔向保定市。

没有人知道他去干什么，家人们知道他当过兵，但从未听说他在军队中有什么关系。

抵达保定后，孙姓工人找到第三十八军的驻地，主动报上自己的姓名：“我叫孙玉安，曾经在这支部队打过仗，我来找你们领导。”

并不是谁随便说上一句话，就可以轻轻松松见到领导。

领导每日里要忙碌的事情许多，不可能事无巨细地全部关注到。

短时间内他无法证明自己的身份，情急之下，他询问工作人员：“是否看过巍巍写的《最可爱的人》？”

巍巍在《最可爱的人》中，清楚地记录了第三十八军参与的松骨峰战役。

身为第三十八军的一员，工作人员岂能不知，这支部队曾经的光辉事迹？

孙玉安说道：“文章提到的孙玉安就是自己。”

工作人员听到对方的话语后，表示出十足的怀疑。

巍巍在文章中提到的人员，皆是革命烈士，早已魂归西天。

难不成眼前之人是假装？可看着对方朴实的外表，实非奸诈油滑之人。

工作人员立刻将消息报告给相关领导，相关领导即刻展开调查。若孙玉安说的是事实，那么这肯定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真假孙玉安

老人说的是事实吗？

松骨峰一战，三十九军的前沿部队，为阻击美军机械部队，与之浴血奋战，最终只剩下七人。

后来杨大易师长带领作家巍巍来到战场，巍巍触眼所及，血流成河。

情不自禁写下了文章的第一句：

在朝鲜的每一天，我都被一些东西感动着；我的思想感情的潮水，在放纵奔流着。

美军号称世界上装备最先进的部队，而中国的部队则手持着小米加步枪，与之相比，完全不在同一个档次。

但武器永远不是决定战争胜利的全部因素，一支部队若想取得胜利，需要天时地利人和三者同时达标。

松骨峰之战，志愿军拥有的只有一个优势，即不畏艰险，不怕牺牲。

巍巍清楚地在文字里记录下，当时战争的惨况，志愿军在弹尽粮绝之后，没有选择撤退，而是选择用血肉之躯与敌人同归于尽。

他们当中有的人抱着美军滚下山崖，有的用尽最后一丝力气仅仅扼住美军的咽喉，还有的则扯住美军的双腿，避免他们前进。

美军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但他们从从未见过这样的战法，完全不惜个人性命，不少人选择当场逃跑。

松骨峰战役也以志愿军的胜利而结束。

美国人始终找不到答案，同样是军人，为何中国志愿军，能表示出如此巨大的牺牲？

其实真正的答案，就藏在巍巍的文章《最可爱的人》当中。

无数志愿军，之所以愿意奔赴战场，是因为他们心目中有自己的祖国。

他们不愿意让战火蔓延过鸭绿江，不愿意祖国的大地再起烽烟。

只要想着祖国大地上，他们的兄弟们能安详地坐在灯光下享用晚餐，多少苦他们都能忍受。

孙玉安自始至终抱的也是这种想法，本来战友们以为他已经牺牲在战场之上，却不想他保留着几分清醒。

一位朝鲜的百姓将他救回家中，精心照顾，而后他顺利地返回故乡。

返回故乡后，他从来没有提过当年的战绩。

当地相关部门也仅仅是参战士兵对待他，给他分配了一个看守粮站的伙计。

因为工作认真，领导几次给人分配房子，涨工资，但他将所有的机会悉数给了同事。

有人笑他傻，他笑而不语，不做回答。

有人甚至怀疑，他就是《谁是最可爱的人》里的孙玉安，他立刻表示仅仅是重名而已。

战友们已然故去，他不想踩着战友们的遗体为自己增光添彩。

若不是因为儿子的事情，这件事情很可能会永远地被他深埋心底。

后来，儿子的事情得到解决后，他再也没向组织提出任何非分的要求，还是按照原来的生活习惯，像一个普普通通的老人那样。

但他与普通老人还有着一些不同，他始终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