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留在大陆的最后3个军统特务，隐姓埋名64年首次相聚合影

文|莫问

编辑|阿荣

2013年9月，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浙江江山的一个养老院来了2名白发苍苍客人，他们此次专程是来和养老院中的一位老同事见面的。

由于年事已高，三位老人的眼睛都已有些浑浊，但他们深陷的眼窝中偶尔射出的那几缕精光，好像昭示着他们不同寻常的身份。

匍一见面，3位老人就紧紧拥抱在一起，不知不觉间，他们的眼中都泛起泪光，渐渐地，三人一起抱头痛哭。

在场的志愿者见此场景，也纷纷湿润了眼眶。

但让他们大概想不到，这三位老人居然是第一次相见。

他们是谁呢？为什么第一次见面就要抱头痛哭呢？

想知道他们违反常理地和初次见面的人抱头痛哭的原因，那就得从军统说起了。

什么是军统

军统，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神秘而狠辣的组织，全名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成立于1938年，是国民党政府两个主要的情报机关之一。

军统局首任负责人戴笠，人称“戴老板”，此人阴险狠辣，堪称乱世枭雄，在他的领导下，军统从无到有，一路走向巅峰。

据说军统局人数最多的时候有五万余人，另有特务武装部队近二十万。

1946年，由于长官戴笠因飞机失事死亡，军统局进行了改组，改组后影响力大不如前。

在老百姓的话里，他们还有一个名字，叫“特务”。

“特务”这个词在是一个让人毛骨悚然的字眼，一旦被特务盯上了，那这人就要倒霉了，必将面临生不如死的折磨。

《红岩》有关于重庆渣滓洞特务残害地下党的描述，那种凶残手段和血腥场面，让人看了都不寒而栗、心惊肉跳。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当家作主，“特务”作为国民党残余和帮凶被彻底镇压肃清，成为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但客观上讲，抗日战争时期，军统局在刺探日军情报、惩办“伪军”叛徒等方面作出了很多贡献。

据说，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的情报就是戴笠的军统局破译并最先上报，但由于美国当时看不起中国，未予以重视，后来美国在珍珠港遭到了重大损失。

本文说的三位主人公就都是这个组织中的一员。

电台维修专家祝仁波

祝仁波，上海人，1922年出生。他家里比较富裕，他的父亲是上海一位小有名气的实业家，据说家中在上海的城隍庙附近有好几套房子。

祝仁波从小就很聪明，动手能力强。

他的父亲对他也寄予厚望，早早地送他到“洋学堂”学习，祝仁波没有辜负他父亲的期望，成绩一直比较优异。

如果放到现在，良好的家庭条件，不错的学历背景，这些足以让祝仁波过上平安富足的生活。

但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内有军阀混战，外有列强入侵，平安稳定的生活对于每一名中国人来说，都成为了奢望。

青年的祝仁波虽然接受的是西式教育，但他爱国的心是炽热的，他懂得不当亡国奴的道理。

他表姐的丈夫陈一白是当时有名的电讯专家，受到陈的教育和熏陶，他更坚定了自己学习报国的理想。

1935年，陈一白在浙江的一所警察学校里当教授，在祝仁波的请求下，将祝仁波推荐到学校学习无线电技术，祝仁波从此踏上了抗日报国的道路。

祝仁波在警校学习期间，有表姐夫的榜样指引和认真教导，加上自身学习功底扎实，很快就掌握了无线电特别是电报机维修方面技术，仅用了一年就毕业了。

1936年祝仁波刚毕业时，正赶上戴笠的得力手下魏大铭在全国范围招揽人才。

电报机技术精湛的祝仁波被魏大铭看上了，直接就被招录进了军统。

那时，戴笠的军统还在筹建初期，加上戴笠营造了抗日救国的形象，许多青年学生都怀着抗日救国的热情加入了军统，祝仁波也是如此。

从这时起到1948年，祝仁波在军统待了近13年。

说起待在军统的时光，祝仁波最自豪的就是参加了腾冲之战。

腾冲位于中国云南省，是一个紧挨着缅甸的额边界县城，它是滇缅公路的重要节点，是日军侵略东南亚的重要战略补给线。

为了守住这块战略要地，日军布置了大量的碉堡工事，并派重兵驻守。

1944年5月，中国远征军赴缅甸抗击日军，沿滇缅公路向腾冲发起了进攻。

据史料记载，腾冲战役前后共持续了127天，中国远征军以自身伤亡1万余人为代价，击毙（伤）日军6000余人，光复了腾冲，这是国民党政府抗日期间第一个收复的县城。

腾冲战役的胜利属于英勇的中国远征军，是一次值得永远纪念的关键战役，它打响了中国军队反攻侵华日军的第一枪。

在腾冲作战的关键时刻，由于日军的狂轰滥炸，远征军的电台被炸坏了，急需新的电台。

于是远征军紧急向重庆发电寻求支援。

此时戴笠的军统已经发展成一个庞然大物了，当时中国最新先进的无线电技术也在那里。

戴笠对中国远征军还是比较支持的，当即就让电讯处长魏大铭派得力干将带电台前去支援。

魏大铭素有“戴老板的灵魂”之称，对戴笠言听计从，收到命令，他立刻派出自己的副官祝仁波带着电台连夜赶赴前线。

祝仁波在前线帮助军队修复电台，架设电台，解决了当时部队通信的大问题。

受到前线战士们的感染，祝仁波曾一度产生了留在军队消灭日本鬼子的想法。

然而他的顶头上司魏大铭再三催促，甚至还要发通缉令抓他回去，祝仁波只得恋恋不舍得离开前线回到重庆。

祝仁波前后在抗战前线待了一个半月，但这一个半月是他一辈子最美好的记忆。

抗战胜利后，1948年，祝仁波因为厌倦内战，自动脱离了军统，悄悄地返回老家，改头换面做起了生意。

女译电员王庆莲

王庆莲，1928年出生，浙江江山人。她自幼家贫，1岁时父亲就去世了，母亲独自抚养她长大。

有一段时间家里实在揭不开锅了，母亲选择将王庆莲送到杭州的一座孤儿学校，但因为太想家，没过几个月，年仅10岁的她偷偷溜回了家。

但是回到家还是要挨饿，更加雪上加霜的是，日本鬼子打到了王庆莲的老家，她家里日本人烧了个精光，无家可归的王庆莲母女只能外出乞讨度日。

亲眼目睹日本鬼子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年幼的王庆莲心里恨极了日本人。

直到王庆莲15岁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王庆莲看到了军统招人的布告。

王庆莲那个时候根本不知道军统是什么，只是抱着试试的态度去报名，出乎意料的是，她竟然被录取了。

开始的时候，王庆莲被分到浙江一家印刷厂做密码本印刷工作，一年后因为表现良好，被掉往译电科。

王庆莲就这样进入了她一生中的“风光时刻”——成为了军统本部工作人员，那年她16岁。

王庆莲聪明勤奋，还上过几年学，不到2个月就掌握了译电技术。

不过毕竟还是个孩子，稍微适应了环境之后，王庆莲活泼开朗的天性就逐渐显露出来，天不怕地不怕的，军统的人都叫她“娜尼鬼”（江山话就是小姑娘的意思）。

王庆莲人长得漂亮，身材也好，穿旗袍很合身，而且性格开朗，是当时的军统本部的一枝花，很多人都认识她，每年军统举办“四一大会”，她都被选去当招待员。

爱说爱笑的王庆莲在军统本部颇有人缘，但她的顶头上司，军统唯一的女少将姜毅英却不怎么喜欢她。

女人天性都爱美，十七八岁的王庆莲更是这样。当时军统管理很严格，王庆莲却很喜欢打扮自己，经常涂脂抹粉偷偷溜去舞厅跳舞。

这件事被姜毅英发现了，当时就准备关她禁闭，还好王庆莲是江山人，是戴笠的老乡，在军统中有优待，才只是被记了一次大过。

抗战胜利后，因为跟姜毅英关系不好，王庆莲没能坐上回南京的飞机，她只得自己返回，一路上舟车劳顿，走了个把月才到南京。

1946年王庆莲敬爱的“戴老板”因飞机失事遇难，军统内部发生派系斗争，王庆莲借着请长假回老家照顾母亲的机会脱离了军统。

“戴老板”的机要秘书戴以谦

戴以谦，1925年出生，浙江江山人。他性格内向，寡言少语，却是三位老人中最有“背景”的一位。

他与军统最大的掌权者戴笠有亲戚关系，据说戴笠是戴以谦的本家爷爷。

虽然一开始戴笠并不认识戴以谦。

戴以谦家境也比较贫寒，年纪轻轻就出去工作养家糊口，起初他在国军的一支部队做书记员。

一次偶然的机会，戴笠到戴以谦所在的部队公干，戴以谦负责接待，戴笠在接触中认可戴以谦的才华，有意招揽，结果一了解两人居然还是亲戚。

戴笠用人本就看重裙带关系，他认为老乡、亲戚永远不会背叛自己，因为戴笠本人是江山人，军统内部还形成了一个著名的派系——江山帮。

这下知道了两人的亲戚关系，戴笠更加重视戴以谦了，没过多久，军统的一纸调令递到戴以谦所在的部队。

部队不敢耽误立即放人，戴以谦就这样空降军统，担任了戴笠的机要秘书。

在保密性比较强的军统局，机要秘书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岗位。平时要寸步不离待在戴笠身边，负责整理戴笠的文件、讲话、书信等机密内容。

靠着戴笠的关系，戴以谦没有经过考核磨砺，就直接担任了这样重要的岗位，人人都能看出他有多受器重，一时间，他在军统可以说是炙手可热。

有一次，戴以谦的一个堂弟在别的部门犯了事，本来要坐10年监狱的。戴以谦将此事告诉了戴笠，请戴笠帮忙。

戴笠为了收买人心，亲自关注这件事，上下疏通关系，没多久戴以谦的堂弟就无罪释放了。

戴以谦还借着是戴笠机要秘书的关系为自己的家人亲戚找了几份不错的工作。

每每谈到这些，当时87岁的老爷子脸上都会露出微笑，仿佛是回到了那段意气风发的日子。

然而，好景不长，戴笠空难去世后，树倒猢狲散，戴以谦只得跑到北平继续从事特务工作。

这个时候的军统遵照蒋介石的指示大肆从事反共活动，戴以谦虽然没有直接办过杀害共产党人的案件，但是他通过工作关系提供了几名共产党外围人员的线索，导致了北平地下党的一些损失。

1949年傅作义和平起义后，戴以谦感到大势已去，于是隐姓埋名回到老家继续当起了农民，就此脱离了军统组织。

晚年聚首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三位老人作为参加过抗战的老兵，还陆续被落实了政策。

祝仁波由于没有亲人，独自租住在上海城隍庙附近一间由5平方米的住房里，每月按上海低保人员标准领取生活费。

但祝仁波也没有就这样荒废余生，他发挥自己的特长，搞了个修理铺，靠给街坊们修理家电。

王庆莲落实政策以后，恢复了粮食局的工作，按退休处理，每月领取退休工资，至今已经领了31年了。她感慨的说：从内心里感谢共产党，养了我31年。

戴以谦出狱以后已是妻离子散，由于身体状况原因，他被安排到浙江一家养老院安度晚年，每天练拳养生，生活很满足。

2013年的一个下午，在关爱抗战老兵网的志愿者帮助下，3位老人64年后首次相聚，一见面，想想自己各自以往的遭遇，他们不禁抱头痛哭。

虽然是首次见面，但是他们像老朋友一样诉说着自己当年在军统的历史，建国以后怎么挺过那段动荡的日子，往往是说着说着又哭了起来。

不过最后都表示对目前的生活很满意，对共产党很感恩。

临走时，3人要求来一张合影，纪念他们这次跨越半个世纪的相遇，也为这段即将尘封的历史画个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