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寇凖的个性特点

在北宋前期士大夫官僚中，寇凖可以说是个性比较鲜明的一个人。寇凖的个性特点集中于一个“刚”字，寇凖的“刚”表现为刚直、刚强、刚毅，这种个性为他赢得了皇帝的垂爱和正直官员的支持。

同时寇凖之“刚”又有刚而又刚之意，寇凖个性过刚，使他行事上缺乏技巧，不知迂回通达，是其仕途屡受挫折的重要因素。总之，寇凖一生跌宕起伏、乍起乍落的政Z生涯与其独特的个性特点密不可分。

寇凖刚直的个性表现在为政上是直言敢谏，不畏权势，敢任天下之责。他敢拉住皇帝的龙袍，强令太宗听其意见；他敢直言指出宰相的缺点、过错，这为寇凖赢得了宋太宗的赏识，太宗将他比喻为唐朝著名谏臣魏征。

刚直的个性使寇凖遇事能够冷静处理，尤其善断大事，其中最突出是寇凖在澶渊之盟的表现。景德元年（1004年），辽朝大军进攻北宋，当时满朝文武皆不知所从，甚至有人主张南幸，唯有寇凖挺身而出，刚强的个性使他拒绝在危机时刻妥协。

他用刚直的、强烈的言辞说服皇帝、痛斥逃跑者，最终促使真宗亲征，从而扭转宋朝不利的战局。

寇凖刚强、毫不退缩的个性在战争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可以想象假如这场战争的领导者不是刚毅果断的寇凖而是老成持重的毕士安或王旦，战争的结局将会是另外一种情形。澶渊之盟后，寇凖由于杰出的功绩受到真宗与群僚的尊重与崇敬，成就了他宦海仕途的辉煌时期。

刚直不阿、嫉恶如仇的个性也为寇凖赢得一批正直之士的称赞，毕士安称“寇凖方正，慷慨有大节，忘身徇国，秉道疾邪，蔡齐称“寇凖忠义闻于天下，社稷之臣也”，王旦赞其“忠直”。他们在寇凖遭到攻击、仕途受到挫折时给予支持和回护。

如景德二年（1005年），一个叫申宗古的平民受人唆使诬告寇凖勾结真宗的兄弟安王元杰造反，真宗继位本来就充满曲折，对这样的事情最为敏感，而这种诬告还容易越辩越黑，因此寇凖大为不安。这时，与寇凖同时为相的毕士安挺身而出，为其立辩，才使寇凖安定无事。

大中祥符末年，寇凖任枢密使，多次指责王旦的过失，而王旦却经常称赞寇凖，对寇凖的指责并不计较，而且帮助寇凖消除了真宗的怀疑。寇凖行事不谨慎，容易给小人留下攻击的口实，正赖这些正直大臣的维护才使寇凖的仕途少了些曲折。

寇凖个性中刚直有余而灵活不足，使他容易情绪冲动，好争好辩，不顾场合，有失大臣身份，少包荒之量而引起君主的反感。寇凖几次被赶出朝廷，都与此有关。

如太宗淳化四年（993年），寇凖与张士逊不合，多次在太宗面前争论，一次两人又争辩起来。太宗对大臣在朝堂上相互指责争辩非常反感，所以即使这次错并不在寇凖，也被太宗罢知青州。

至道二年（996年），寇凖被冯拯指控，寇凖又在朝堂上争辩不休，太宗提醒他若廷辩，失执政体，寇凖仍然力争不已。寇凖不是不明白太宗的意思，但是他认准的道理，决不让步。因为这次辩争，寇凖又被罢知邓州，仕途再度受到挫折。

而寇凖似乎并未从中吸取教训。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寇凖又与林特多次忿争，令真宗很生气，结果寇凖又被罢枢密使，以使相出知河南府。

刚直的个性使寇凖对自己讨厌的人和事，从来不迂回婉转，直言不讳且言辞刻薄。这种个性并不善于团结大多数人，如若没有得力大臣的调和，还可能是矛盾的爆发点。

虽然朝中有吕端、毕士安、王旦等人对其惺惺相惜，宽宏容忍，但对朝中一般官员来说，寇凖绝不是一个容易共事的人，这使他得罪不少人，成为其仕途屡受挫折的又一因素。

如澶渊之战时，寇凖明知道是王钦若提出南幸计划，却依然当着他的面对真宗说：“谁为陛下画此策者，罪可诛也。”遭到王钦若的嫉恨，结果被他的谗言罢相。

类似的还有真宗晚年时，寇凖因讽刺曹利用是武夫，挖苦丁谓给自己拂须，被他们联合打击，再次罢相远贬雷州，永久的离开政Z舞台。

寇凖晚年在贬所雷州时，经过政界的大起大浮，阅尽世态炎凉，对人生有了更深刻的体悟，他的个性也由此变得看透世事而平和。当丁谓被贬赴崖州，路经雷州时，寇凖并没有趁机报复，当家仆要前往报仇时也被他制止，寇凖还派人给丁谓送去一只蒸羊，表现出宽宏的气度。

寇凖刚直不阿、敢作敢为的个性与宋初那些恭谨默守的同僚相比，显得格外突出。他敢于“挽衣留谏，面诋同列”；敢于力排众议，促使皇帝亲征；敢于公开反对刘后干政。

但从现实上讲，个性太强的人很难在纷繁复杂的政Z生活中站稳脚跟，所有寇凖刚直的个性成就了他在澶渊之盟时的一番伟业，也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虽然如此，寇凖鲜明的个性使他在宋初名臣中独具魅力，为后世所敬仰。

二、寇凖与真宗的关系

君臣关系的好坏直接影响着个人宦海的沉浮。寇凖在真宗朝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又多次遭到罢贬的命运，其仕途的起起伏伏与他和真宗关系的亲疏有着密切的关联，臣子建功立业的关键是能否得到君主的信任与重用。

真宗前期，寇凖与皇帝的关系还比较密切。一方面是真宗能够坐上太子之位，寇凖功不可没；另一方面，寇凖的才能和忠直也是众所周知的。真宗继位之初，地位尚不稳固，需要寇凖这样的实干者。尤其是寇凖在澶渊之盟中的胆略和才干，挽救宋朝于危机，令真宗敬佩。

但寇凖与真宗这种密切的关系并未维持长久。寇凖个性刚愎自负，澶渊之盟后又居功自傲，而真宗个性软弱，喜欢厚重含蓄，温和宽容之人，对寇凖居高临下、咄咄逼人的气势自然无法容忍。

随着和平环境的到来，寇凖刚愎自负的个性和不守祖制的施政方针，都令真宗难以忍受，两人关系的破裂也就不可避免。

寇凖为政上勇于任事，不守祖制，与真宗主张的清静治国理念相抵触，自然不会受到真宗青睐。御史台是宋朝最高监察机构，为防止宰执引荐亲故，控制台谏官，御史官员的任命一般都是皇帝亲擢，而宰相应当回避。寇凖插手御史的任命，必然给人以专权的嫌疑。

寇凖罢相半年后，真宗再次对辅臣提到“执政之地，百僚具瞻，品藻拟论，当务公共，轻诺寡信，怨用是长，不可不戒也。寇凖之居相位多致人言，岂不由此也？”寇凖擅自除官，有擅权市恩侵夺皇权之嫌，必然引起真宗防范。

此外，寇凖遇事不谨慎，不知避嫌，也影响了君臣关系。寇凖喜交游，嗜饮酒，为相时，公然召集两制中人在私邸聚饮。知天雄军时，又擅自给护送契丹使节的振武军士赏银。

寇凖认为他只是在做分内之事，并无过错，但在君主眼中，这些便是收买人心，交结朋党，影响皇帝的权力与威严，寇凖这样行事，自然不受重用。

寇凖的同年王旦在真宗朝后期连续任相十二年，深得真宗信任，何以王旦可以深得帝心，备受重用，而寇凖几起几落，三次入相时间合起来还不足五年。

从个性上讲，王旦宽容大度，“有谤不校”，其胸怀和气度远在寇凖之上。寇凖任枢密使时曾多次指责王旦，王旦对此并不忌恨，依然称赞他。即使对所厌恶之人，王旦也能保持大家风度。

《宋朝事实类苑》记述：王旦因为王钦若的阻扰未及时指出真宗诗中的误字，而王钦若则私下向真宗奏陈，引来真宗对王旦的责备，王旦只是拜谢认错，并未解释其中原委。

相比较寇凖的刚愎自用，心胸狭隘，遇不平之事定要辩论清楚，王旦的宽容忍让，更能赢得皇帝的喜爱。而且，王旦对于一切可能引起君主猜疑的事情都尽量避免。

王旦为相时，推荐过很多人，但从不告之，这样就将恩宠归功于皇帝，避免结党弄权的嫌疑，也赢得皇帝的信任。最重要的是王旦在为政上，不像寇凖那样积极表现，好用新人，不行故事，他谨守法制，慎所变革，这与真宗和当时主流执政理念相一致。

也就是说王旦之所以能在丞相任职十余年，关键是和皇帝保持了良好的关系，赢得皇帝的充分信任，在皇权的授意和默认下得以长久任职。这也是为何寇凖、王旦两人同时面对同一个皇帝、同样的政Z环境而政Z命运却大不相同的原因。

宋真宗虽然不喜欢寇凖好刚使气的个性和不守祖制的施政理念，但对寇凖的忠心从未怀疑过。所以真宗和他商议令太子监国一事，在丁谓等人攻击他时，真宗也给及最大的维护，甚至在临终前仍言“惟寇凖与李迪可托”。

真宗从未怀疑寇凖的忠直，这对仕途多舛的寇凖来说算是一种安慰吧。从另一方面讲，寇凖以强烈的个性，因左右天子而被视为大忠，也为后世的君臣关系提供了一种典范。

三、寇凖与保守政风

北宋建立以来，朝廷内外逐渐兴起了保守的为政之风。宋太祖立国时，中原地区已饱受了自晚唐以来近二百年的大动荡，为稳定社会恢复经济，宋太祖在施政上提倡黄老之术，主张清静无为，宋太宗继承了宋太祖的统治思想。

尤其在太宗统治后期，随着多次攻伐辽朝的失败和不断爆发的国内起义，宋太宗也由锐意进取而变得苟且偷安，提出“守内虚外”之策，对黄老思想越发推崇。

并要求大臣能“体黄老而行化，用致乎无为。”除太祖、太宗提倡清静致治外，赵普、吕蒙正、吕端和赵普等两朝宰执大臣也多为老成持重、恭谨墨守的循吏。

不可否认，黄老无为思想对宋初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这种思想强调清静无为、少思寡欲，在政Z上表现为因循保守、墨守成规、反对生事、反对变革。

由于太祖太宗朝属于王朝创建期，诸多迫切问题需要解决，所以即使在为政上高唱黄老之调，亦无法过多无为。宰执虽有因循持重之人，但官僚集团整体还是表现出一种积极进取、奋发向上的状态，敢于任事、激进如赵昌言、王沔、温仲舒、寇凖等也颇受皇帝青睐。

宋真宗是典型的守成之君，生长于宫廷，缺乏父辈的开创精神，他即位之初便主张遵守成规，慎所变革。真宗朝的宰执大臣也多为厚重含蓄、稳健保守之人。

不同于太宗朝宰相动辄遭到罢黜，真宗朝宰相任职时间都比较长，真宗前期基本是李沆主政，后期主要是王旦、向敏中。这些老成持重、恭谨墨守之人长期控制朝政，循规矩、少变更，因循保守之风弥漫朝野上下。“守旧规，戒生事”成为真宗朝君臣的共识。

寇凖主要的政Z活动与这股因循之风的形成几乎同步。寇凖与当时宰执多以不生事为原则不同，他个性中张扬着一种力求有为的积极进取精神。寇凖勇于任事，敢为天下先，这与当时无所作为、谨守成宪的政Z氛围格格不入。

宋真宗时，将太祖太宗时期开始酝酿的选官制度——磨勘法确立并发展起来，形成“文官三年一迁，武职五年一迁，谓之磨堪，不限内外，不问劳逸，贤不肖并进”的局面。”这种依年限资历的选官之法，压制了贤才，造成官员冗滥，不负责任，行政效率低。

寇凖意识到这种制度的缺陷和弊端，勇于调整和纠正，拒绝循资用例，唯才是举，其见识和气魄远在同僚之上。但是在论资排辈，以资进序已成惯例的环境下，寇凖这样做必然引起同僚的不满和皇帝的猜疑。

实际上，澶渊之盟后，北宋内部统一稳定，外部边境安定，此时太祖太宗时所制定的以“防弊”为主的措施，经过四十余年的发展，其弊端已经显现，“三冗”问题突出。

真宗朝臣本应利用有利局势，根据客观环境的变化及时调整统治政策，但在因循保守政风的影响下，统治集团普遍形成“利不百，不变法”的观念，澶渊之盟后，真宗抵制对太祖太宗时的“祖宗之法”的改革和调整。

这种观念一经形成，便根深蒂固，很难改变，以致宋仁宗后有志之士试图有所变革，都遭到这种因循守旧之风的诋毁，结果积弊日深，发展到后来不可收拾的地步。

欧阳修对此评论道“国家自数十年来，士君子务以恭谨静重为贤，及其弊也，循墨苟且，颓堕宽弛，习成风俗，不以为非，至于百职不修，纪纲废坏。”

寇凖为相，“以进贤退不肖”为己任，敢于打破磨勘取人的束缚，不用旧例，是“第一个对这样的束手束脚的条条框框提出发对意见”的人。其勇于任事，以天下为己任的胸襟与魄力，也为后世所敬仰效仿。

结语:

宋太祖立国后，鉴于五代藩镇割据，武将纷争的经验教训，释武将兵权，起用文臣处理政事，实行崇文抑武的政策。宋太宗继之，通过大规模扩大科举取士，将大批知识精英引入政Z场中，并委以重任，科举入仕者担任从中央到地方的主要职位，文人士大夫的地位空前提高。

真宗时士大夫力量得到进一步发展，与太宗朝的专制统治不同，真宗是典型的守成之君，长于宫廷，性格懦弱，其政Z经验、能力、声望、功绩较其父辈相去甚远，因此他很难拥有太宗时的强势皇权，而此时随着武人、旧臣势力的消退，真宗朝以科举入仕的士大夫史无前例的成为政Z主宰。

他们熟悉官僚制度的运作，长于政务，这使真宗在政事上更多依靠宰执集团，给予宰相更多的权力。

如刘静贞所言“在封建帝国时期，就理论上说，皇帝固然以其绝对的优势，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现实政Z的错综复杂，却非仅恃世袭得位的继体之君所能支吾，因此，皇帝至尊的意志不得不向现实、向长于应对现实的士大夫群体退让。”

寇凖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中举入仕的，统治者对士大夫官僚的重视是寇凖得以施展才华、建功立业的前提。澶渊之役时，真宗改变太宗北伐时“中书不预闻”的情况，使寇凖有权处理军务，统筹规划安排，为北宋成功抵御辽军提供了保障。

真宗后期，寇凖因施政上不守祖制，被排挤出朝廷，长期在地方任职，但真宗对寇凖一直信任有加，晚年亲自与他商议令太子监国一事，在寇凖遭到钱惟演等人攻击时，真宗也给予最大的维护，仁宗时对寇凖名誉的恢复，这些无不体现统治者对士大夫的重视。

当然寇凖在士大夫群体中偏向个人权力型，其好刚使气的个性使他很难团结更多的同僚，他常以个人的角色在政Z事务中发挥作用。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读书人加入到士大夫的行列，他们参与政Z的愿望和主体意识的日渐增强，势必要发出自己的声音。

在这种情况下，士大夫们便更希望以群体的形式共同参与政Z，以“公议”、“士论”来发挥舆论影响，从而扩展其政Z活动空间。所以寇凖的行为必然会受到抵触，成为其仕途坎坷的原因之一。

与此同时，真宗朝统治集团将“祖宗之法”奉为治国理念的圭臬。这一方面是赵宋开国以来君主统治意愿及治国方略的演变。宋太祖建国后，为恢复经过二百余年动荡的社会经济，在施政上提倡黄老之术，主张清静无为。

宋太宗继承了宋太祖的统治思想，后期又提出“守内虚外”之策，对黄老思想越发推崇。真宗以守成之君继位，缺乏父辈的开创精神，为政上主张遵守祖制，慎所变革。

另一方面，宋初的宰相群体也多为恭谨墨守，老成持重之人，他们在执政上主张循规矩，少变更，因此遵守祖宗法制、抵制变革成为真宗朝统治集团普遍的行为模式和心理特征。

寇凖与当时宰执多以不生事为原则有所不同，他个性中张扬着一种力求有为的积极进取精神。在恭守成宪的政Z环境里，寇凖勇于任事，敢为天下先，用人不以次，是北宋宰相对“祖宗家法”提出挑战的第一人。

所以真宗后期，被排斥出朝廷的不仅是寇凖好刚使气的个性，更是其不拘成例的施政方式。虽然寇凖的做法在当时并未得到认可，但他这种敢于挑战的精神则被后来的改革者所继承和发展，对北宋历史作出特殊的贡献。

总之，寇凖以刚直忠勇、敢说敢为的个性，秉道直行、忘身殉国的作为，成为宋代忠臣的代表人物，受到后人的推崇和拥戴。

刘敝将寇凖和开国元勋赵普及治蜀名臣张咏堪称为宋初以来功绩最大的三位名臣。宋朝名臣范仲淹、苏轼、王安石、李纲、王十朋、陆游等都曾写诗词表达对寇凖的功业和风节的景仰，明清至今更有百余首诗词和文章书写着对寇凖的仰慕和敬佩。

在民间，寇凖也有很高的知名度。在百姓眼里，他是忠诚、勇敢、正直的化身，在他任职的巴东、道州、公安、雷州等地，都修建了很多神庙以祭祀他。

野史小说把他描写成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英雄，戏曲中因他创作的剧目就有《罢宴》、《背靴》、《清官册》和《澶渊之盟》等。足见寇凖对后世影响至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