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还原：1942—1943年河南旱灾的真实情况是什么样子的？

前段时间重新看了十年前的一部电影《1942》，依然感到十分震撼。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当沉浸在这种艺术的真实性之中的时候，不免想了解一下当年河南大饥荒的真实情况。

大灾荒的成因是什么？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第一战区司令蒋鼎文、民国军政大权的实际掌控者蒋介石等人，面对此次灾害的各自反应如何，他们的表现是否称职，是否与电影表述一致？

抱着这些疑问，于是查阅了一些资料，作一个初步的探索。

一、大饥荒的成因。

1.自然原因。

1942年，一场旷日持久的旱灾在河南蔓延开来，其间还夹杂着大风灾害、冰雹灾害与蝗虫灾害。河南省受灾面积广泛，几乎无县不灾。

持续的旱灾导致河南省夏粮欠收（不过平常年份三四成），秋粮绝收。

幸好到了10月下旬，一连下了几场雨，对于越冬小麦播种十分有利。到了1943年春天，又降几场透雨，夏麦丰收已成，才结束了这场天灾。

2. 人为因素。

2.1日军侵略

日军的侵略，直接引起中国军民的反抗。河南位于第一战区，第一战区驻扎有大量的军队，巨额的军粮征收与劳动力充军，加重了这次灾害。

2.2国民政府救济不力

这次灾害没能引起国民政府的高度重视。甚至一开始，国民政府还认为河南省谎报灾情。加之日军的侵略，物质的匮乏，以及战争的影响，加重了此次协调赈灾的难度。国民政府官员的贪污腐败，执行不到位，加重了赈灾难度。

二、大饥荒持续的时间。

结合河南旱灾持续的时间，可以判断，这次灾情持续的

时间大致为1942年春至1943年6月。

三、饿死了多少人？

没有具体的数字，大概两三百万。

四、河南灾民逃荒的方向。

河南省挨着湖北、安徽、河北、陕西等省，历史上遇到灾荒，可以向外四处逃荒。但是，1942年情况却有极大的不同。

向南逃到湖北不可取，因为湖北此时也在闹旱灾。向北过了黄河是日占区，不可取。向东逃，也是日占区，同样不可取。那么只能向西逃荒了。向西是陕西省，有关中平原，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一来可以逃荒，二来可以躲避战乱。

所以，国统区豫西、豫中灾民多用各种交通工具或步行到洛阳，再乘陇海线铁路上的火车进入陕西省。

五、李培基、蒋鼎文、蒋介石等人，面对灾情的反应。

据时任河南省粮政局秘书的于镇洲回忆：1942年５月，正值二麦（大、小麦）出穗开花时，“遭受天气突变之影响，秀而不实，麦苗虽甚茁壮，结果收成毫无。灾区范围，以黄泛区扶沟、许昌为中心，周围数十县份，纷纷报灾，省政当局以麦苗茁壮，误认各县系避免多出军粮，故意谎报灾情，公文往返，拖延勘查，不肯据实转报中央”。

也就是说，对于这次灾情，河南省政府并没有在第一时间据实上报中央。

倒是因为征收军粮极为困难而预见灾情日益严重的第一战区司令蒋鼎文将此次河南春季受灾实际情况上报了中央。但是，因为与河南省政府所报内容不同，受到中央的申斥，军政双方也因为此事 ，引起了极大的不快。

到了1942年6月上旬，河南省麦收大减，很多县的收成仅仅只有平常年份的二三成。

这下，河南省政府顿感不妙。

1942年６月18日，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电呈蒋介石称：“本省今年入春少雨，二麦枯萎，兼以风雹，麦毁尤多。灾情之重为历年所罕见”，请求减免河南省的一切负担。

上报以后，见效果不明显。

1942年７月26日，国民党河南省党部主任委员刘真如、第一战区司令蒋鼎文、河南省主席李培基联名电告国民政府军委会及蒋介石，报称河南所辖60余县，“本年二麦歉收，各县收获平均不足三成，满望秋禾丰茂，藉补未足，讵数月亢旱，禾稼全枯，春麦既啬，秋收绝望。豫省为一、五两战区关键所系。遇兹大旱，军粮民食在在堪虞”，请求下令丰收各省予以援助。

本来，按照蒋鼎文的思路，是可以预见到这次灾害，提前预防的。但是，在与上级沟通过程中出现差错，导致了现在面对灾情扩大的时候，束手无策。

虽然如此，即使在这个时候，作为下属能够恳切的上报中央，亡羊补牢也还为时未晚。

但中央的反应究竟如何呢？

直到1942年9月5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见李涵础主席，商讨赈灾问题。

李涵础即李培基。对于河南的灾情，到这时，蒋介石是了解一些了。

1942年9月5日是星期六，蒋介石在做下周预定工作时，还写上了：（1）河南灾民迁移河西之方案速定。（2）河南赈灾之具体计划。

这说明蒋介石打算着手解决这个问题了。

1942年9月11日，蒋介石电告行政院及粮食部， 将河南省1942年度军粮征购数由500万石减少至200万石，并且说“此时不宜限期催缴”。

可是到了1942年9月12日，蒋介石在作上星期反省录时，却在日记里写道：河南旱灾，该省主席李培基对余请求赈灾与减征军粮，余以其厚实之人，善意抚慰，代其设法解困。而彼反致函称，余已面允其完全免粮相协制，强余默认其谎妄之辞，此诚愚蠢之不可及者也，又使余多得一教训，不仅愤慨系之。

按蒋介石所言，是李培基糊弄了他一次。所以,他对李培基又做出了处罚。

1942年9月19日的日记中，蒋介石写道：（1）严戒豫主席与王幼侨。（2）征购公粮与谎报灾情之可鄙可耻。

1942年9月28日，蒋介石又在日记中写道：豫党部对灾荒事应做特别振奋民心之宣传。

1942年10月５日，行政院经过多方研究及各部会协调，出台《关于救济豫省灾荒案》六条办法：一、全年军粮征购数定为280万石，不足之数由邻省征购运入；二、灾民以留居本地耕种为原则，移居者可前往陕西省黄龙山垦区垦殖，以2000人为限，经费由农林部筹款 230余万元；三、行政院已拨款400万元全部用于急赈，另下拨600万元用于工赈，用于修复大车道及兴办农田水利；四、由四联总处及农业银行负责贷放冬耕种籽；五、河南省向银行抵押粮食券不合规定；六、请军委会开放土布统制及统筹驻军所需饲料供给。

此方案，经蒋介石批准后，交由行政院执行。

1942年10月20日后，中央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秘书长张厉生、中央监察委员张继被派往河南实地考察灾情。两人从灾区回到重庆，其灾区视察报告引起国民政府的重视，随即划拨２亿元法币救灾，同时给河南省政府再度下达减免赋税的命令。

这救灾款项２亿法币，直到第二年３月才到达灾区，数额减至8000万元。等到各级官员层层克扣，真正到达灾民手中的却所剩无几。

到了1942年10月30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陇海路各站设难民粥厂。

可以说，1942年秋粮绝收以后，河南农民面临着更大的绝境。因为按照往年习俗，农民对于夏粮小麦多作为商品交易，用来换成钱花，却多把秋粮玉米等作为口粮。本来，夏粮歉收，河南农民勉强凑齐军粮，期待秋粮丰收可以缓一缓自身的窘境。不想1942年，秋粮绝收，彻底把河南农民逼上了绝境。

按照上面介绍的逃荒路线，陇海线是灾民聚集的地方。蒋介石下令在陇海线设难民粥厂，说明他多少也清楚河南灾情。

从1942年10月底，到1943年4月初，蒋介石日记里便没有河南灾民相关的记述了。

可能是他认为手下谎报灾情。也可能是他没认识到灾情的严重性，反正，没能引起蒋介石足够的重视，采取的救济措施也不够有力。

不管怎么说，作为当时中国的统治者，蒋介石有推脱不了的责任。

等到1943年春季，中外记者对河南大灾荒事件进行了相关报道，其中关于灾民状况的描述，惨不忍睹。国民党面对着巨大的舆论压力。

蒋介石侍从室主管情报工作的幕僚唐纵，在1943年3月6日的日记中写道：豫省荣阳县因灾情惨重，十室九空。一般乡民分赴田野分食麦苗充饥。惟麦苗性毒，食者初觉眼肿，旋即延及面部，终至死亡。现该县人民，因此致死者，为数甚众。

唐纵在1943年3月24日的日记中还写道：去年河南灾情严重，吃树根，食人肉者实有其事，而且其事甚伙。闻之悯然神伤。

这也印证了电影《1942》里的相关情节。

1943年春，美国《时代》杂志记者白修德、英国《泰晤士报》记者哈里斯福尔曼进入河南灾区，并对灾区情况进行了报道。福尔曼还拍摄了大量的照片。

1943年4月5日，蒋介石接见了英美记者，他在日记中写道：见英美记者，听取河南灾情严重，而官员无知，言过其实，殊为可痛。

灾情快要过去了，蒋介石也开始甩锅了。

蒋介石在1943年4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郑、洛沿途浅葬暴骨，为狗所食之惨状，严电蒋、汤。又郑州专员与司令，谄事外人与谎报灾情。

1943年4月11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公务员生活穷困万状，妻室以产育无钱，多谋堕胎者。医药无费，贫病益深者。华侨在粤，有鬻子女过活者。河南灾区饿殍载道，犬兽食尸，其惨状更不忍闻。

1943年，夏粮丰收后，灾民纷纷返回故里，大逃荒的一页也就翻了过去。

资料来源：

1.“哀鸣四野痛灾黎”：1942-1943年河南旱灾述论；江沛.

2.蒋介石日记

3.唐纵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