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垂青史话功牌

懋勤轩三迤掌故

功牌过去是帝王或政府官员用于赏赐立功人员的东西。明代功牌，多以金银为之，在表彰功绩的同时，也具有赏赐金银的作用。一般分为一、二、三等，其中一等称奇功、二等称头功、三等称协力。

由于它们中的绝大部份会被当作银钱使用，所以传世极罕，但在很多文献中都有明确的使用记载。

（2016年前后，四川彭山县发现的张献忠赏功银牌）

清代，功牌在明代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变化，出现了三种形式：

1、与明代性质相同的金、银质功牌，这一类形类广泛应用于战后赏赐；三年大阅中赏赐表现优异者；办事勤恳、工作表现优异者......

2、清代官府公文中有“牌”这一种下行公文，如“令牌”、“宪牌”、“信牌”等，而专门用于表彰、记录功绩的牌文则称之为“功牌”。

这种功牌出现于清初，当时规定八旗官兵有军功则议叙。掌八旗议叙的机关为兵部，凡议叙军功，行间将帅著有劳绩有特旨优叙的。由兵部复议奏请随时酌定。一般兵丁和将领则由统兵将帅根据官兵勤劳情形，分别等第造册报与兵部，兵部核其实，给予功牌。若有应授爵者，咨送吏部授爵。按其功牌等第授职应注册者，由兵部注册。其不及功加者给予纪录，纪录注册也由兵部负责。从此开始，用于表彰功绩，同时授予官职的“功牌”这一公文形式正式出现。凡获得此功牌者，即可得到对应品级的顶戴、官职。

顺治九年，申请功牌的时间为军功凯旋之日，如果在已定等级之后，或称前功遗忘，再行请给；或称前次未经请给，欲俟后得功牌并请，或称因事耽误者，均不准行。若果在请功之先，实系因公差遣，许统兵大臣及该管官开明缘由，送部注册，俟竣日请功。

当时的功牌以紫绫为面，有洁白厚纸裱衬一层为里，四边雕印螭纹，内注明功绩等次，凡填功绩及年月处即用兵部砂印钤记，并编次号数，覆对给发。

这种功牌共分为五等，一等功牌长六尺六寸五分；二等功牌长三尺三寸五分；三等功牌长三尺五分；四等功牌长二尺八寸五分；五等功牌长二尺六寸五分。其宽均为五寸五分。到了乾隆二十四年，鉴于以前功牌式样太长，不便携带、保存，奏准了改定功牌式样，比原来功牌长度大为缩短，其宽度不变。如一等功牌长二尺八寸；二等者长二尺四寸；三等者二尺二寸；四等者长二尺；五等者长一尺八寸。此外，破阵、攻城、夺舟、招降四项专条议叙而给予八旗官兵功牌者，一律于牌上注明某功字样，并将积两功牌或若干功牌即准授职之处皆注明定制，不与其他五等军功功牌一律计算。

亁隆时期，平定准噶尔、大小金川、大小和卓及征缅、征安南诸役，功牌发放的数量大为增加，所以其制作工艺、材质、样式开始变化，与其它牌文样式相同的纸质功牌开始出现。

（乾隆三十一年云贵总督刘藻颁给元江土目杨世仁的功牌）

咸丰、同治以后，由于战乱颇发，功牌的赏赐也越来越滥，成为朝廷与地方官府弥补军饷匮乏、鼓励军士奋勇杀敌的一种工具。

此时的功牌样式与各衙门牌文相同，印刷或绘制有边框，内容则记录因何功绩、给予何等品级官职及相关内容。它们因授予官品不同而称为“某品功牌”（比如赏给五品顶戴者称为“五品功牌”），常见者有五品、六品、七品、八品、九品这五种等级。下图中及我自己收藏的几种清代纸质功牌。

（咸丰九年云南提督褚克昌颁五品功牌）

（咸丰六年迤东道贾洪诏颁八品功牌）

（光绪三十三年维西教案时云贵总督丁振铎颁六品功牌）

（光绪二十九年栗地坪剿匪时，维西协副将颁六品功牌）

当然，清代获得功牌者，只是表明得到了相应品级的“军功出身”（如获六品功牌者，可称六品军功。），而要真正获得实缺，还必须走“兵部铨选”、“分省候补”等等程序。到了清末，由于滥赏军功，获得功牌者要想出任实职就更加困难了。

3、鸦片战争以后，大清王朝被迫打开了对外交往的大门，参与中国军、政、外交事务与各种实业的外国人也越来越多。为了表彰他们对大清贡献，一种仿照西方各国勋章的金、银、铜制功牌在中国出现。

（网络上的清末金属功牌）

这种功牌材质上乘、设计、工艺精致，样式多类勋章，内容除了褒奖文字外，还常配上双龙、正龙、祥云等具有中国特色的图案与装饰。不过这种功牌一般只颁给外籍人员，国人得到者少之又少。

辛亥革命之初，各地军政府与革命政权也曾使用纸质、金属功牌，用于表彰立功人员。民国肇建以后，随着军功制度的国际化改革，有着五百余年历史的功牌开始退出历史舞台，只有唐继尧等地方军阀还曾短暂使用过一段时间。当时，一些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土司，依旧保留着以金属功牌赏赐下属的习惯，直到新中国成立、土司制度废除才彻底终结。

（民国三年云南都督唐继尧颁六品功牌）

（民国十一年靖国联军总司令部颁六等功牌）

（班洪土司制作的银质功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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