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广州做戏剧小丑

麦荣浩。 受访者供图。

“八十年代剧团”在深圳演出，左一为麦荣浩。 受访者供图

一个红鼻子、一张白面、一顶夸张装饰的礼帽，长发披肩，身形高瘦，在人群中格外显眼。香港人麦荣浩以他这身标志性的装束游走于广州城市街头，已经十余年。

身为“八十年代剧团”团长、“寻找小丑鼻子”剧团创办人，麦荣浩以“白面小丑”的角色穿梭于各种舞台空间和艺术剧场，将即兴戏剧带到各个城市角落。而这只是他众多身份之一。在城中各处文化场馆，麦荣浩持续变换着他不同的角色：导演、诗人、编剧、作家、乐评人……

麦荣浩1980年生于香港，自小很有文学天赋，中三开始投稿星岛日报校园报《阳光校园》，之后在各报章杂志刊登作品，少年时期在香港文坛名声大噪，获得多届香港青年文学奖。

这个标准的“文学青年”，很多人眼中的香港文学“明日之星”，却在十九岁那年一头扎进戏剧，自此一发不可收。2001年，他在香港成立戏剧团体“捉鱼俱乐部”。那时，香港刚开始流行玩互联网，他就在网上发布剧本，招募志同道合的朋友，组成了第一批演员和幕后团队，团员们都没有拿报酬，纯粹喜欢做戏剧。

2002年，他来到广州，入读暨南大学中文系，并加入暨南剧社，在彼时剧场文化方兴未艾的广州，尝试更多的实验性创作，推广独立戏剧文化。

当年与他同期毕业的暨大港澳生，陆陆续续返回香港时，麦荣浩是唯一选择留在广州的港生。留下来，或许是事业发展的需要，但他对广州的感情中，交织着一段缘分的力量。

大学期间，麦荣浩遇见了他的妻子、艺术家崔莹。崔莹是广州人，两人皆热爱诗歌与戏剧，初见便投契非常，一起创立了“八十年代剧团”。

“八十年代剧团”成立于2005年，是广州唯一由香港人成立的非盈利独立实验戏剧团体。依麦荣浩的设想，“八十年代剧团”只表演好玩的戏，这是一个张扬个性的剧团，不依循表演技法，更在意演员与观众的互动和思想碰撞。团员以素人为主，大学生或普通上班族，他们大胆实验，即兴而为，不停地探索人与物、戏剧与空间隐藏的能量。

多年来，麦荣浩带领这一群“鬼马精灵”，去到了乌镇戏剧节、上海喜剧节、广州户外艺术节、香港文学节、澳门艺穗节等全国各地戏剧节艺术节。他自己也担任了三星堆戏剧节戏剧巡游总导演，贵州多彩国际儿童戏剧嘉年华项目单元策展人，参与策划福州鼓岭帐篷戏剧节，未来方城艺术节等。

而在这些表演中，麦荣浩总是以小丑的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大众认知里的小丑，可能是嘉年华表演中神态滑稽、动作俏皮的演员，或是出现在文学影视作品中的一个边缘角色。但在更漫长的戏剧发展史中，小丑是一个横跨东西的文化符号，所谓“无丑不成戏”，它也代表着表演艺术中的一种难度。

在麦荣浩的观念里，小丑不仅仅发生在舞台上，他早已让小丑内化为身心一体的艺术实践。二十几岁时，写作是为了表达，为了得到别人的肯定，如今，他更能体会在一切表演艺术形式之中，那个最简单朴素的核心——真诚，是他想传达给观众的稀有之物。他将这种创作心态的演变解释为“人成长之后会越来越放松”。

“我觉得小丑象征着人们有趣、好玩、快乐的那颗心。而我们寻找小丑鼻子剧团就是把我们童真的心拿出来，放在鼻子上，将开心抛给大家。”他的红鼻子有一种奇特的魔法，无论你身份年纪如何，只要戴上红鼻子，一瞬间就能找回那个无拘无束，简单童真的自我。

2020年，麦荣浩创立了“寻找小丑鼻子”剧团，希望通过小丑鼻子给疫情阴霾中的人们传递开心与欢笑。为了突破小丑的各种新可能，剧团先后创造了小丑派对、小丑漫画、小丑文身贴纸、小丑脱口秀、小丑相声、小丑云驾驶比赛、小丑黑胶派对等等，麦荣浩说，他们梦想着演出有一百个小丑的“小丑交响乐”。

去年，时值香港回归祖国二十五周年，麦荣浩受香港特区政府和旅游发展局邀请，作为香港演员的代表，赴四川与川剧小丑合作，改编川剧名剧《皮金滚灯》现代版。这次跨界合作令麦荣浩感触颇深，未来，他希望在推动中国传统戏曲和当代戏剧的融合上，做出更多的创新尝试。

专访

南都：你最新的戏剧作品是《小丑拍卖会》，你是怎么把小丑和拍卖联系到一起的？

麦荣浩：可能大家会觉得拍卖会很严肃，拍的都是贵价古董、名画甚至地皮，是富豪才会出席的场面。但我小时候在香港，拍卖会可以是一件很好玩有趣的事。当时香港有一个地方叫荔园，是小朋友们常去的游乐园，有很多机动游戏和表演可以看。但是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荔园经营不善倒闭了，舞台也不再做表演，于是有一人在那里做了“一元拍卖会”，拍卖玩具和电器。我们这些小朋友很开心，因为平时那些家长不会随便买给你的高价玩具，在这里全部一元起拍，可能每次加一元，加五元，加十元，这样拍上去。还有一个活动是玩“拗手瓜”（普通话叫“掰手腕”），拍卖官是一个很壮的男人，他说如果你拗手瓜赢了他，就可以得到一个冰箱或一台冷气机（空调）。这个“一元拍卖会”是我童年里一个很有趣的回忆。

南都：你做过爵士、音乐、诗歌的跨界，从创意到演出，你的每一个作品是怎么诞生的？

麦荣浩：我本身是写诗的，我做戏剧也是从诗剧开始。“八十年代剧团”总监崔莹本身是画油画的，我通过她接触到很多不同的艺术圈子，我的创作也会和不同艺术类型结合。

基本上我的思维是很发散的，我不会step one、step two、step three地进行。例如我和演员们讨论《小丑拍卖会》，听他们讲自己的idea，他们想将这个拍卖会做成手指偶剧场，模拟电视里的拍卖会，我立刻想到另一个可能性：我们邀请观众坐在一张凳子上，拿一顶帽子戴在他头上，这场手指偶戏就在他的帽子上上演。“你以为你来看表演，结果你成了我们最重要的道具。”就是这样，我找到一些有趣的地方，生发出一些新的联想，演员们听了以后可能会有更疯狂的想法出来，创意就是这样碰撞出来的。所以我做的戏基本上都没有剧本。

南都：你做了那么多场即兴戏剧，每一场戏都充满偶然性，有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演出现场吗？

麦荣浩：我们永远都在面对神奇的观众。有一年在乌镇戏剧节演《神神化化正小丑》，当时我演的是一个小丑老板，其他的演员都是替我打工的小丑。其中有一段我说：“我要拿雪茄！”然后拿出来以后，我就说：“嘿！你看我有雪茄，有雪茄就是老板了，你们有没有？”然后，竟然观众里有人举手，说“我有！”，他真的拿出了一根雪茄。我只好立马就请他出来，于是这场戏就变成两个老板了。这种即兴表演下，你永远都不知道观众会给你什么反应，我们欢迎这种可能性。

南都：你十几岁就在香港文坛成名，为什么突然跑去做戏剧？

麦荣浩：19岁的某一天，我开始在想，以后是不是每天都是这样面对一堆白纸过一辈子。文学创作面对的是自己，但我更喜欢和不同的人合作。那时经常去看各种演出和电影，萌生了做编剧、导演的想法，诗歌圈的前辈知道我想做编剧，就让我负责策划了一场多媒体诗歌朗诵会的戏剧部分，尝试着把诗歌改编成戏剧，所以我的第一部作品是诗剧。

南都：初到广州念书的时候，当时校园戏剧社文化是怎样的？你觉得广州和香港的戏剧观众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麦荣浩：我刚到暨大不久就有师兄找我，有人听说过（我）这个人的存在，就这样加入了暨南剧社，开始尝试做一些诗歌相关的戏剧，但当时演员还是比较喜欢主流的东西，我们做这种实验性戏剧对演员的要求比较高，所以后来我自己组建团队，有了“八十年代剧团”，跳出学校去找更多喜欢实验戏剧的朋友。我觉得香港的观众是比较冷静的，内地观众是比较热情的。比如以前我在暨南剧社的时候，演出后第二天，走在路上都会听到有人谈论昨晚看到的戏，每场演出落幕，观众都会用力地鼓掌欢呼，很开心，很嗨，我自己是比较像这边的观众。但是在香港，剧场观众是比较冷静的，无论你是演得好或者是演得不好，他们都是没什么表情。

南都：在广州定居了十几年，感觉你的身上有了很多广州人的影子。

麦荣浩：主要是广州和香港的文化其实很接近，没有太大的区别。最主要的区别就是广州的广东话和香港的广东话，香港人一边说广东话一边有很多英文，还有对一些事物的称呼不同，比如广州叫公交，香港叫巴士，这只是语言上的不同而已。我觉得可以用“舒服”来描述广州的状态，也不想跟别人比较。这就是广州人的文化，我觉得我自己生活舒服、开心就可以了。我自己觉得在中国一线城市里面，广州应该是生活得最舒服的。

南都：香港通关之两地来往也很方便，在戏剧交流方面有什么新的想法吗？

麦荣浩：去年香港回归25周年，我作为香港演员的代表，和川剧小丑有一次跨界合作，改编川剧《皮金滚灯》。滚灯是川剧里很重要的小丑表演道具，小丑头顶着一个灯，做出各种很高难度的动作，灯要一直在头上。在原版里，他这个小丑很怕老婆，老婆一不高兴欺负他，他就要做这个滚灯表演。我把它改编成现代版，融合了观众互动和游戏的形式。这次让我对戏剧跨界有了比较深的体会。以前的交流都是，比如四川的演员去香港演出，香港的演员去四川演出，然后就没了。我觉得交流不应该是这样子的，交流应该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两边的人一起创作，要看到我眼中的四川小丑，和四川小丑眼中的我。我们做戏剧的经常有一个说法，如果你自己做编剧和导演的话，你是看不到第三个世界的。接下来，我希望有香港的剧本，交给内地的团队来改编，反过来，内地的剧本由香港团队改编，你会从不同的人眼中看见不一样的自己，也可能会发生一些新的东西。我希望未来两年去做这个事情。

采写：南都记者 朱蓉婷 实习生 康紫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