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志凌：为巢峰先生做“责编”

生也有缘，1997年我从新华书店调入上海辞书出版社，被“定向”安排在总编办公室干宣传这个老本行。弹指一挥间，在辞书社已快三十年矣，其间，总编办干过，营销部也干过，大辞海办干过，编辑室也干过。自知能力有限，始终未曾参与到编纂社拳头产品《辞海》的具体工作中。但万万没想到的是，我却有机会给曾为《辞海》编纂建功立业，并获韬奋奖、辞书事业终身成就奖的出版大家巢峰老做了“责编”。

《辞书记失》书稿是巢峰老的系列文章汇编。这些文章是他若干年来读书和从事辞书编纂工作时随手所记录和思考的札记，为了抨击当时辞书界的粗制滥造、抄袭成风、质量低劣的现象，并让我联系《文汇读书周报》发表。自2011年12月23日首发之后，《辞书记失》作为“周报”的一个固定专栏，至2013年6月7日不定期刊发了25次，计30多篇，包括《怎样为“新黑格尔主义”释义？》《什么是“国际主义”？》《怎样为政治经济学定义？》等。2012年下半年，有其他出版社老总与巢峰老联系《辞书记失》书稿的出版事宜，但巢老决定将此稿留在辞书社出版，并嘱我担任责任编辑。于是就有了2013年出版的《辞书记失——一百四十三个是与非》。

巢峰老让我责编他晚年最为重要的著作，我有点诚惶诚恐。巢峰老不仅是辞书社的老领导，更是当代成就卓著的出版家。他不仅是辞书编纂出版工作的指挥者、领导者，也是新时期中国辞书事业的推动者、引领者。审读《辞书记失》书稿时，我同时还研读巢峰老的著作《出版论稿》，深切体会到巢老是把出版当作一门很深的学问在做。在他眼里，上海辞书出版社不单单是一个出版机构，更是学术研究的基地。巢老常说：“干事业不能钻在钱眼里。没有理论上的提高，怎会有实践上的进步？”

巢峰老虽然不是“老辞海”，但自1975年2月调入辞书社起，就自觉把生命融入了《辞海》工作。他是一位思想者，是学术大家，在晚年却大家写小品，我曾当面笑称：“巢老师，您的读书笔记，与您作的大报告大不一样哦！”巢老以其深厚的理论素养，对日积月累阅读的辞书中找到的143个错误和问题一一剖析，显现出“字斟句酌”的功夫。这些文章短小精练，笔锋犀利，一针见血。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巢峰老的人生奋斗历程，起始于家族长辈们对他的蒙学教育。在几十年的《辞海》编纂工作中，巢峰老审读了大量书稿，总觉得传统的“三百千”蒙学读物中的某些内容，随着时代变迁已不适用。闲暇之际，他常常思考如何利用“三百千”朗朗上口的传统形式，来宣传新时代的道德准则。这一夙愿直至离休后才得以实现。

2016年7月7日，巢老给我来信：“……我年事已高，俗称‘老朽’，此言不谬也！一切拜托……此稿（指《品德三字经》）如果能在今年出版，与‘千字文’（指《品德千字文》）一起与读者见面，那么便使我了掉一件心事并会大喜若狂！”11月12日，住在华东医院的巢老审阅付型清样时，看到新闻里播放我国首位驾驶歼-10战机的女飞行员余旭不幸牺牲的消息后不胜惋惜，连夜在《品德三字经》奉献篇中，专门增补了余旭事迹：“好余旭，金孔雀，驾歼十，蓝天掠”，一位新时代的女英雄形象栩栩如生，跃然纸上。

从《辞书记失》到“品德系列”，为德高望重的出版家、辞书学家服务，在不断的请益中，我确实收获了很多。如今，哲人已逝，斯文在兹。除了默默地怀念这位“辞海学”的首倡者，我们更应该学习他“掀起过激荡血肉的思想冲击”（陈昕语）的思想。以我的浅见拙识，那便是“巢峰精神”。（朱志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