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古政治

恐怖统治持续的时间一般都不会特别长，因为这种非人的状态持续不了很久，统治者固然可以疯狂和变态，被统治者很难长久生活在黑暗之中。果然，苏拉停止了恐怖统治，开始“挽救共和”了。苏拉确实认为共和“有病”，也确实认为他自己“有药”。

苏拉

苏拉的“药”就是复古政治。我们把苏拉的“药”分成四个部分来看。

第一，就任终身独裁官。

这是药引子。“独裁”（dictatorship）在现代和“专制”（despotism）并列为最糟糕的政治统治。不过，独裁之所以变成坏词，和苏拉有很大关系。也就是说，在苏拉之前，独裁是个好制度，原则上来说它是挽救共和于危亡的制度性补丁。

在罗马史上，独裁官是在外敌入侵或者内部动乱的危急情况下，执政官根据元老院的推荐而任命，并得到公民大会批准的最高级官员，一般任期六个月，任期内甚至拥有暂停宪法实施的权力。“尽管他施行绝对的权力，他却不是一个暴君，而是一位救世主。”

它的原意相当于现在各国通行的宪法上的紧急状态。国有危难，授人专权解除危机，部分法律暂停实施，公民权相应克减，是宪法和法律授予独裁官行使超越法律甚至宪法的权力。

《瓦莱里乌斯法》授予苏拉独裁权力。无限期任职，什么时候结束宪法上的非常状态，苏拉说了算；一切案件，苏拉是最高裁判官，苏拉的判决就是终极结果，不得上诉；苏拉有权改变国家的疆界和行省的划分；苏拉任命所有官员，包括执政官和对外征战的将领；所有原来的官职是否仍然有权力，以苏拉的决定为准。

一贯冷静克制的阿庇安谈起苏拉的独裁官权力之时都忍不住愤怒地抨击：“在苏拉统治之下，独裁官的任期才第一次成为无限期的，因此成为一个专制暴君的统治。”

其实我们不需要像阿庇安这么激动，站在政治大局而非破坏法纪的角度看可能是另外一番模样：作为补丁的苏拉其实不是暴君，只不过是个超大号的补丁，大得让人难以接受，所以难以理解。显然，苏拉拥有了前所未有的权力。但我认为这仍然是情有可原的。

格拉古兄弟

道理在于这次授权不是一般的紧急状态，而是要对格拉古兄弟之前就积累下来的种种问题做一个总的结论。如果不是这样，共和恐怕是难以维系了。

既然要办大事，就得集大权。反过来理解也可以，只有为了办大事，办国家根本政治结构的改造这种大事，才需要集这么大的独裁权力。

苏拉至少表面上通过合法的手段得到了无上大权，关键是要看他用无上大权做了什么事。独裁权力是治世良方的药引子，没有它，这么大的方子很可能根本就出不来，出来了也实行不了。政治有很现实主义的一面，就是认后果。

如果苏拉把大事做对了，也做成了，很可能两千年来他不仅不用背负国贼、独裁者、野心家的骂名，反而会成为再造共和的新国父。他发动内战、恐怖统治、无限期独裁所有这些罪名不至于烟消云散的话，至少也会变成瑕不掩瑜。

然而，他自以为做对了的大事，其实既没有做对，也根本做不成。迷上了权力又信心满满的独裁者，其实大概率是既做不对也做不成大事的。

第二，发放公民权。

这是熬药的山泉水。独裁者苏拉承认公民权扩展到意大利全境。苏拉是同盟者战争的英雄，他理解《尤利乌斯公民法》。公民权的扩展是大势所趋，只需要略加修改就行。

苏拉添上了授予公民权的附加条件，那就是“不得与罗马为敌”。这个条件在任何人看来都是合情合理的。成为一个国家的公民，当然要效忠国家，而不能成为它的敌人。

从这一点上看，苏拉对罗马变得大而富是承认的，也顺应这个潮流，而且明确知道公民权扩展是使大而富的罗马变得有序的基本途径，是巩固罗马霸权、稳定同盟关系的必要条件。

也就是说，只有用公民权让国家把所有意大利人在法律上平等相待，法律作为日常管理的最有效的手段才能发挥威力，同盟者战争才不会再次出现。

即便公民权扩展会让平民派有更多的追随者可以利用，但苏拉已经不能再打限制公民权的主意了，和平民派的斗争必须去别的地方想办法。苏拉是识时务的。

如此一来，格拉古兄弟提上日程的公民权在意大利普及的问题终于有了比较妥善的定论。这对共和的稳固是重大利好，因为充斥在意大利全境人民之中和城市之间的不稳定政治关系，被导入了公民之间、公民与政府之间、政府与政府之间的稳定法律关系。

法律主政，刀剑沉默。对内乱了半个世纪的罗马来说，似乎水银泻地一般的安宁和平静已经唾手可得。有了这锅清澈的山泉水，苏拉就可以下药了。

第三，恢复元老院作为共和国核心的地位和权力。

这是主料。恢复元老院的核心政治地位和权力，是苏拉利用独裁专政的无上大权要完成的核心任务。概括起来就一句话：废除格拉古兄弟以来平民派削弱元老院的所有法律，让罗马的政治核心重回少数贵族主导的共和旧制度。

罗马元老院

这就是复古政治的核心。连对苏拉抱有“同情的理解”的蒙森都免不了批评苏拉的改革“其中所含的政治思想——真的，它既是复古，当然不免这样——没有一个是新的”。

“共和时代”一节就强调过，罗马共和不是民主。她虽然由人民构成，也对人民友好，但她有自己特定的政治原则和运作机制，那就是少数德高望重、明智审慎、武功超群的贵族之间协调商议来治理国家。

人民在共和国里面不是直接做主，共和的核心其实是贵族政体。在民主派看来，共和带有严重的精英主义倾向，甚至很容易蜕化成寡头政治和分赃政治。

苏拉为了做到这一点，甚至不惜矫枉过正。正常措施有，立法权重归元老院，公民大会决议不再直接拥有法律效力；行政权和财政权重归元老院；任命将军和确定他们作战区域的权力重归元老院。

矫枉过正的措施有，执政官卸任后要隔8年才能重新当执政官，年龄必须42岁以上；法务官任职年龄必须39岁以上，做过法务官才有做执政官的资格；财务官任职年龄必须30岁以上，卸任后有资格递补成为元老院成员。

这样一来，所有人的仕途就只能按照年资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走。我之所以说矫枉过正了，是因为这种晋升阶梯在小国，在事情不多、情况不复杂、野心家很少的国家，没问题。但这些条件，现在的罗马已经全部都不满足了。

作为贵族派领袖的苏拉，一手抓恢复元老院的政治核心地位，因为元老院是贵族派的大本营；另一手还要抓削夺平民派的权力，他的两手都很硬。

第四，创造多种制度压制平民派获取权力。

这是必要的辅料。恢复元老院核心地位的同时，必须严厉削夺平民派的权力。否则制度上二虎相争的困局解不开。苏拉在此也下了狠手。

首先，废除格拉古兄弟为赤贫化平民发粮食的制度。这是平民派讨好群众的基本招数。用国库的钱买民粹派野心家的政治资本，这种事情不能再发生。其次，架空公民大会。苏拉胆子再大也不敢废除公民大会，甚至不敢公开挑衅它的崇高地位。

但是，一方面，前面提到了，公民大会决议不再直接拥有法律效力，立法权实质上重归元老院；另一方面，严格控制公民大会活动，不召集公民大会，召集了也只让大会表面上行使一下通过欢呼来表示赞同的权力。在这个方面，苏拉不仅显示出对民主非常不友好的态度，甚至充满了蔑视。

最后，最关键的，狠狠削弱保民官的权力，让它“形同虚设”。

格拉古兄弟就是凭保民官权力推动了革命。后来出了一大堆激进的平民派政治领袖走的都是这条路。不打掉保民官这张平民派的王牌，贵族派就难以安生，他们需要的精英政治就始终面临着制度性的重大挑战。苏拉太清楚这一点了。

不过，他同样清楚的是，保民官职位不仅是平民派的王牌，还拥有近乎神圣的“捍卫公民自由”的宪法地位。如果动手太明显，会激起强烈的反弹。

于是他做了三个动作：第一个是保民官拥有的控告权和提案权都必须经过元老院同意。第二个更狠，保民官职务与其他官职不兼容。

也就是说，当过保民官之后就不能当执政官、法务官、监察官、财务官、营造官这些重要的官职。有政治抱负的年轻人自然就要好好掂量了。第三个是，保民官干满一年卸任后要再当保民官，中间得间隔10年。这样就防止了野心家通过连任保民官来持续掌握权力。

事情干完了，苏拉个人最终的选择让人大跌眼镜：复古改革一年完成，完成之后苏拉毫无征兆地宣布退休，他去乡间别墅安度晚年了。

普鲁塔克

两年后的公元前78年，苏拉去世。对于苏拉的辞职，很多臭骂他独裁专制的历史学家都不得不给出了很高的评价。抨击他的阿庇安说“难以置信”，骂他道德败坏的普鲁塔克也称赞他“有胆识”。而对苏拉很有好感的蒙森，直接把苏拉的辞职和华盛顿相提并论。

先不忙着评论苏拉辞职到底是不是高风亮节。我猜，他一定是认为他该干的、能干的，都干完了、干成了。既然干完了、干成了，对于国家的大危机，最好的解决方案已经实现，那就遵守这个方案，把权力变成元老院主政的常规状态。

但我认为，苏拉的复古改革只是共和的回光返照。看起来秩序恢复了，但旧制度根本不足以解决新问题。为什么会这样？

一个集了无上大权的人，也有足够的狠劲儿和智慧，出的每一招也都打在了死敌的痛点上，立的每一条法也都是共和的老规矩，怎么就那么容易不灵了呢？

理由其实并不复杂，因为罗马已经不是原来的罗马了。罗马已经不是刚刚建立时那个小而穷的城邦，而是变成了大而富的世界帝国；罗马已经不是团结一致的铁拳，而是变成了贵族和平民都腐化堕落的“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罗马已经不再是公民为国征战获得荣誉和财富的共同体，而是变成了将军当老板、流民来打工的无数“公司”……

罗马变了，大了、复杂了，最重要的是，坏了。复古政治最大的缺点，用我们中国人熟悉的话来说叫作守株待兔、刻舟求剑、掩耳盗铃。以为问题还是这么些问题，祖宗成法睿智无比，一切的混乱只要有原汁原味的老办法就能迎刃而解。

这完全是一厢情愿的错误判断。所以，不是苏拉不够厉害，是他的立场牢牢地绑架了他看世界的方向，他往回看，哪怕是余光已经瞟到了未来，但他仍然坚决地带着罗马往回走。无数的历史证明，过来了，就再也回不去了。强大如苏拉，也不可能扭转大势。

手握无上大权、心中超级自信的苏拉表面上一年就完成了复古改革，实际上他把方向搞反了，他的事情就不可能做对，无论如何都做不对的事情，自然也就不可能做成。“苏拉的事业，由于缺乏内在生命力，必然随着他个人的消失而崩溃。”

罗马共和的事态发展很快就让苏拉体制土崩瓦解，后生晚辈们自觉主动地彻底摧毁了他的所有政治遗产。说白了，苏拉用无上大权极端强硬地找回来的那些老规矩，没有人愿意再遵守，平民如此，贵族亦如此，平民派显贵如此，贵族派显贵亦如此。

苏拉在公元前78年去世，不到30年时间，恺撒就率军跨过了卢比孔河，共和彻底覆灭。这直接说明苏拉体制根本就没多大用。苏拉的复古政治只不过是行将就木的罗马共和的回光返照。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批评苏拉没有用无上大权去开创新制度，他也就不可能真正为罗马赢得长治久安和繁荣富强。蒙森把苏拉和华盛顿相提并论实在是过于草率了。

同样是急流勇退，华盛顿留下的是一个权力结构稳固的、风气蓬勃向上的、开放和自信如朝阳一般的美国，而苏拉留下的只是大厦将倾、倾轧争斗、依旧在各路乱战中找不到方向和出路的罗马。

本质上，苏拉辜负了他曾经拥有的无上大权，急流勇退只不过是自以为是的自我安慰罢了。他的发动内战、恐怖统治、无限期独裁这些滔天大罪会因为他制度建设的失败而失去兜底的王牌，后世对他改革的英名有多么容易淡忘，对他的罪名就有多么容易铭记。

苏拉的复古政治是贵族派医治衰败罗马的方案，因为它本质上的顽固、僵化、过时，它根本就没有用。看看罗马的改革，真是“左右为难”。

左手格拉古兄弟的平民派激进改革不行，右手苏拉的贵族派复古改革也不行。实质上，他们都违反了改革的基本策略：旧瓶装新酒。

它的意思是，要把大家（包括贵族和平民，包括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熟悉的旧章法巧妙变通成解决新问题的新机制。历史上最重大也最成功的“旧瓶装新酒”当属英国光荣革命建立了立宪君主制。

它似乎延续了公元11世纪诺曼征服以来的英国君主制传统，甚至和13世纪形成的“王在议会”（King-in-Parliament）看起来没什么差别，甚至国王仍然拥有很多革命前的专权。

但是，国家的政治中心和决策中心从宫廷变成了议会，国家的政治斗争机制从争宠变成了政党政治，国家的统治核心从封建贵族变成了大资产阶级，国家的公民权问题、宗教问题、海外扩张问题、反腐败和公共财政建设问题等一系列新的时代课题，都在新制度搭建的新机制系统当中得到稳步的解决。因此，光荣革命成为顶级的改革典范。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罗马共和，格拉古兄弟的平民派激进改革是新瓶装新酒，苏拉的贵族派复古改革是旧瓶装旧酒。格拉古兄弟没有找好合适的旧瓶子，在我看来，这个旧瓶子应该是元老院和它制定的法律，尤其是那些历史上已经颁布过的对平民友好的法律。

比如公职向平民开放的《李锡尼法》，再比如保证平民大会决议有法律效力的《霍腾西亚法》，等等。

不打破元老院这个旧瓶子，基本的团结就还有保证，措施的出台就还有合法的权威，大问题的解决就还有合乎体制的平台和管道。打破了，新酒便无处封装，就变成了冲毁一切的洪流。

反过来，苏拉的复古改革是旧瓶装旧酒，对新形势几乎视而不见。他倒是也承认了给意大利全境人民发放公民权的《尤利乌斯公民法》，但崛起的赤贫化平民有强烈的政治诉求，得用什么样的正式体制加以组织和安顿？

海量的赤贫化平民加入募兵制支撑起来的新式罗马军队，得用什么样的正式体制防止兵随将转和军队私有化？一个个像苏拉一样崛起的新军阀跃跃欲试，是执政官隔8年才能再次参选的老规矩挡得住的吗？

被野心家挤满了的元老院，还能够像从前一样有商有量、和衷共济、精诚团结吗？光给元老院恢复核心政治地位和权力，甚至加上架空公民大会和保民官职位，都应对不了已经恣意奔腾的新酒。旧瓶自然也就被冲毁，旧酒只不过是散发着腐烂气味的酸汁。

苏拉确实集了无上大权想把罗马带回古代的共和，元老院为核心的体制被暂时恢复了。这只是共和的回光返照。旧制度不可能解决新问题。

苏拉带来的稳定注定转瞬即逝，新军阀们马上就会敲响共和的丧钟。其中，庞培是个很有意思的关键人物，下一节就用他当主角来谈共和的覆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