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后贡纳时期汉匈经济交往的实质

根据历史事实‚对于汉匈双方的一般百姓来说‚他们之间的经济交往大多是单纯的经济活动‚基本是“以己所有‚易其所无”的物物交换‚其目的无非是“均有无‚通万物”。但是‚如果置身于前后贡纳时期的大背景下‚。

汉匈统治集团之间的经济交往则包含着明显的政体意图。前贡纳时期汉朝贡纳于匈奴体现了汉朝的缓兵之计、渐臣之策。历经西汉、东汉两朝‚两汉国家对匈奴长期进行经济文化渗透‚成功地实施了“渐臣”方略。

一、均有无、通万物

西汉初期‚汉匈双方约定以长城为界‚长城以北的游牧区由匈奴统辖‚长城以南的农耕区由西汉统治。游牧地区与农耕地区人民的生产、生活方式截然不同‚他们需要相互“均有无、通万物”。农耕地区的人们把土地作为农田‚在农田上种植粮食、桑麻、果蔬等来满足衣食的需要。

他们的生活基本能够自给自足。游牧地区的牧民‚把土地作为牧场‚在牧场上放养着“五畜”—马、牛、羊、驴、骆驼。牲畜以草场上的草料为生‚牲畜为了食草就必须移动‚牧民则随着牲畜的移动而过着迁徙游牧“逐水草而居”的生活。

牧民把牲畜的肉乳、皮毛作为生活资料来满足衣食的需要‚但是‚他们的生活并不能自给自足。如同费孝通先生所言“游牧区不能生产游牧民族所需要的全部生产、生活物资‚游牧民族对农业区生产的粮食和各种手工业品的需要是更为迫切的。”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又中写到“在野蛮时代的中级阶段‚我们看到游牧民族己有牲畜作为财产‚这种财产‚到了成为相当数量的畜群的时候‚就可以经常提供超出自身消费的若干剩余。”终于是在匈奴出现了生活等产品不足这一矛盾。

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匈奴在其势力范围内建立了诸多生活产品生产基地。关于这一点‚已经被诸多考古资料所证实。匈奴从汉朝掠夺人口让他们做农业、手工业生产‚生产出来的产品归统治阶层控制。但是‚不能忽视的问题是‚这些农业和手工业产品未必能够惠及普通牧民。

那么如果普通牧民想获得农产品和手工业用品可能还需要通过贸易与其他民族交换。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还指出“游牧部落生产的生活资料‚不仅比其余的野蛮人多‚而且也不相同。这一点通过前贡纳时期“关市”由匈奴提出甚至把“关市”放在“汉女”之前即可明见。

另外尽管农耕地区的汉朝百姓在生活上可以做到自给自足‚他们也非常乐于与匈奴进行物品交换。因为农耕地区的土地耕种和商业运输等方面‚使用畜力可以提高生产效率。同时‚农民也需要牛羊等肉食、乳制品和皮毛等作为生活上的补充。

如前所述‚尽管汉朝对关市贸易进行了种种限制可是国家条令并没有阻挡得住汉匈百姓之间的交往。关于这一点‚考古资料也能够作为佐证。匈奴西岔沟墓地中出土了大量的中原文物‚“有铁工具、陶器、兵器、马具、铜镜、服饰、货币等一系列出土品。”

月综上所述‚汉匈之间的经济交往是“以其所有‚易其所鲜”的行为游牧区的匈奴和农耕区的汉朝由于经济基础不同双方可以取长补短‚互通有无他们在经济上相互依赖、互为补充、互相依存。这也是即便“关市”中对诸多商品做了限制即便在战争时期汉匈双方百姓经济交往也未曾中断的重要原因之一。

可以说在汉匈经济交往的诸多形式中‚除了双方百姓之间经济交往外余下几乎所有的经济交往形式都有其深切的政体含义。下文主要从政体角度方面来分析汉匈之间的经济交往。

汉朝变相纳贡匈奴

前贡纳时期汉匈双方签订的和亲之约鲜明地体现了汉朝与匈奴的经济交往主要体现于来自汉朝对“友好国家”昆弟之国—匈奴的贡品或礼物以及与汉匈的“关市”贸易。但是“自和亲之约签订伊始”汉朝国家并不甘心照约执行时常欲打破和亲之约匈奴则不失时机地以武力为威胁逼迫汉朝国家“明和亲”。

汉高祖七年前年“冒顿纵精兵四十万骑于白登山围困刘邦长达七日”后来高祖派使臣送给冒顿单于的阔氏很多礼物后才得以逃出。关于刘邦为什么能够从冒顿单于的重重包围圈中得以脱围莫任南先生认为“冒顿围刘邦而使之脱围整个军事行动都是为实现他的一个重要政策—迫使汉廷和亲纳贡。

围困是威胁是迫使就范放是让其生存‚好尽好被臣服者的义务。”刘邦在白登之围后并没有急于与匈奴和亲拖延了双方的约定。故冒顿于同年月刘邦脱围后的第三个月“攻代‚代王弃国”。见汉朝无和亲举动后又兴兵“数苦北边”。无奈之下‚刘邦唯有采纳刘敬的和亲之计。

从根本上说‚刘邦不愿与匈奴和亲‚不愿“朝贡于匈奴”。但是‚面对处于上升时期匈奴强大的军事压力‚采取和亲举措也是无可奈何的选择。诚如吕思勉先生所言“然百姓新困于兵‚又内多反侧者‚固不得不如此。”

通过《史记》、《汉书》的记载‚如果汉朝如约与匈奴和亲贡纳‚匈奴则“少止”川其盗边行为。如若汉朝不如约‚匈奴则向汉朝施加军事压力。惠帝即位后‚未如约向匈奴“明和亲”的后果就是冒顿于前年致吕后书‚向吕后施加压力。

这也是最重要的目的即通过和亲之约规定的“岁奉”和“关市”可以得到或交换到匈奴游牧社会紧缺巫需的“善美”“量中”的经济物资。通过以下两点分析即可明见。首先“匈奴单于为何能够接受高祖及其后继者以宗室女代替真公主的欺骗行为”。

这可能与匈奴单于并没有把和亲当作是双方带有诚意的政体行为有关他们只把和亲看作是获取汉朝经济物资的手段而已所以是不是真公主并不是最重要的。狐鹿姑单于对武帝所说的话，就说明在匈奴统治者的心目中“关市”居第一位汉女居于次要地位“奉遗”等经济行为也颇为重要。

这样看来崔明德先生“借和亲之名”“行互市之实”之结论不无道理。其次在匈奴人的观念中匈奴对汉朝发动战争的目的未必是要得到中原的农耕上地。冒顿单于的阔氏之言—“得汉地‚而单于终非能居之也”具有代表性。他们更看重中原土地的附属品—农产品和手工业品。

另外毕竟汉朝给予匈奴的“贡纳”有限关市又有诸多限制这也是匈奴人寻机南下掠夺中原物资的原因之一。总之汉朝对匈奴奉遗的物品是按照匈奴社会的需要而进行的输出关市也是不得不依照匈奴的要求才开放的贡纳的物资必须确保数量“量中”和质量“善美”。

所以说其实质是名为“昆弟之国”的汉朝定期向军事实力强大于自己甚多的匈奴所进行的“贡纳”。综归前贡纳时期汉朝对匈奴所采取的和亲政策—“遣送公主是变相的纳妃赠送大量的财物‚是变相的进贡。”

汉朝的缓兵之计

西汉统治者深知对匈奴和亲纳贡具有屈辱性质对匈奴和亲纳贡也是汉朝国家的一项缓兵之计。正所谓“攘外必先安内”。处于敌强我弱的大环境为了把匈奴稳定在北方‚汉廷除了对匈奴增加岁奉、开放关市、加强使者往来外还必须韬光养晦。政体上加强中央集权。

高帝时期铲除异姓王、文帝时期诛灭诸吕叛乱、景帝平七国之乱。经济上与民休息。文帝还听取了号称“智囊”的晃错的“徙民实边”、“入粟于边”的建议。王夫之对此评价为“晃错徙民实边之策伟矣寓兵于农之法后世不可行于腹里而可行于檄。”

军事上积蓄力量强边固塞以图久远。文帝曾经“亲劳军勒兵‚申教令赐吏卒”中年以后又“赫然发愤、遂躬戎服、亲御鞍马”从六郡良家材力之士“驰射上林”讲习战阵“聚天下精兵、军于广武”任魏尚、李广、至仔都等贤将为边郡太守完善马政。

两汉国家对匈奴经济文化的长期渗透

内因是事物变化的根本原因，外因是事物变化的条件。前贡纳时期汉廷不遗余力地对匈奴执行带有缓慢进攻性的经济文化渗透政策。但是只是单纯地进行经济文化渗透并不能让匈奴臣服。如果欲推翻双方的贡纳关系让匈奴贡纳臣服于汉朝还需要匈奴自身内部矛盾的激化。

自神爵二年前年开始匈奴“五单于争立”、“三单于并立”、“南北单于分立”事件使得匈奴陷入了更相攻战的混乱局面。五凤四前年呼韩邪单于被邪支单于所破不得不离开单于庭。陷入如此窘境的呼韩邪单于面对强大的汉朝决定遣子入侍“从汉求助”。

自此汉匈双方进入后贡纳时期。后贡纳时期的到来以甘露三前年正月呼韩邪单于朝见汉宣帝于甘泉宫为标志。自呼韩邪单于奉藩称臣后，除了每年对匈奴例行赏赐之外，每次匈奴单于“朝正月”时的赏赐也颇多。同时，汉朝还多次在匈奴经济窘迫之时给予经济援助。

通过这些方式大批的衣、被、增、絮和粮食等汉物源源不断地流入匈奴。这些汉朝物品的流入，不仅使以单于为首的上层统治者受益，也惠及到了一般的匈奴民众。这种长期、不间断的经济渗透对于改变匈奴人生活习俗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当然，汉朝“给予”匈奴的赏赐和经济援助是附加政体条件。

就是单于要亲自“朝正月”，要“遣子入侍”。如若说汉朝对匈奴的赏赐代表了君对臣的恩赐，那么“朝正月”和“遣子入侍”则代表臣对君的贡纳臣服。自呼韩邪单于至乌珠留单于的五代单于中，除搜谐单于在来朝途中病死、车牙单于在位较短没有来朝之外。

其余三代单于均朝过正月，并且呼韩邪单于曾经三次“朝正月”、乌珠留单于来“朝正月”时还申请改变惯例—将从者二百余人增至五百人。关于“遣侍子”董仲舒所说的“质其爱子以累其心”说明了侍子具有人质性质。同时让匈奴遣子入侍的另一目的是通过对侍子的礼仪教化。

让侍子们“乡慕汉朝礼仪”进行文化渗透。关于对匈奴的文化渗透“还可见于河平元年前年”，复株累单于遣右皋林王伊邪莫演等在奉献朝正月后，伊邪莫演欲降汉事件。关于是否接受伊邪莫演降汉‚成帝召公卿议。有的朝臣认为“宜如故事‚受其降”。

而光禄大夫谷永、议郎杜钦则以为，当今形势与以前大不相同。由此可见，西汉国家与匈奴的经济交往，即便在呼韩邪单于附汉以后，依然带有强烈的经济文化渗透的意味，是借助汉朝的物品对匈奴进行羁糜统治的方式之一。

这显然是前贡纳时期西汉国家对匈奴进行“无战渐臣”的经济文化渗透国策的延续与深化。只不过前贡纳时期，西汉国家的目的是为了屈服匈奴‚而后贡纳时期的西汉国家是“为了加固汉匈之间来之不易的君臣关系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