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应奉 - 白居易《长恨歌》主题思想复杂性浅析

罗应奉

《长恨歌》是我国唐代诗人白居易的一篇脍炙人口的佳作，它对后来的诗歌影响十分巨大。但历代对其所表现的主题思想有所纷争，各执一说。归纳起来，大致有三种说法：一种是“讽喻说”，认为《长恨歌》揭露了唐明皇的贪色荒淫和误国。一种是“爱情悲剧说”，认为《长恨歌》描写了唐明皇和杨贵妃二人之间的爱情悲剧。一种是“双重主题说”，前部分对唐明皇有所谴责和不满，后部分对唐明皇和杨贵妃二人爱情悲剧有所同情。

关于《长恨歌》主题思想的种种说法，历来不一。但就上面三种而言，笔者还是坚持“双重主题说”这一观点。至于前两种，虽然各自对《长恨歌》的主题思想提到了一些，但未免不够全面，有偏颇之嫌。《长恨歌》主题思想表现很复杂，为什么复杂？对它的复杂性应怎样看待？本文就如何看待《长恨歌》主题思想复杂性这个问题，略陈自己的一孔之见。

一

《长恨歌》写于唐宪宗元和元年（806年，当时诗人35岁），也就是写于安史之乱平复后的暂时安定时期。当时的诗人白居易可以说是在仕途上一帆风顺的人。此时正是诗人“志在兼济”的时期。他二十九岁，一举成进士，三十二岁又以“拔萃”登科，为校书郎，三十五岁复应制举“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以第四等入选，由校书郎为盩厔尉。对于这时期得意的仕途生活，诗人感到的是快乐，他对此曾不无自负地说：“十年之间，三登科第，名入众耳，迹升清贵。”（游国恩主编《中国文学史·二》）（十年是指诗人二十九岁至三十九岁。为盩厔尉后不久又做了三年的左拾遗。）

从诗人白居易此时的生活情况来讲，他写作的《长恨歌》，对唐明皇和杨贵妃二人爱情悲剧的同情，是有他的思想基础的。

白居易出生于一个小官僚家庭，世敦儒业，祖、父皆以明经出身。他的思想带有浓厚的儒、道、佛三家杂糅的色彩，但主导思想则是儒家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褚斌杰《白居易评传》）正是因为这种“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影响，所以在他得意之时，社会生活暂处安定之际，他对《长恨歌》中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悲剧流露同情，并用大量的篇幅来描写男女主人公的彼此刻骨相思之情，“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惟将旧物表深情，钿合金钗寄将去。”这是很自然的事了。

诗人对唐明皇杨贵妃二人的爱情悲剧采取同情的态度，而为什么诗一开头，诗人则不是同情而是谴责呢？为什么要这样处理行文呢？其实，这是诗人表现的艺术手法奇巧而已，并无他意。最终的目的，是为了讽劝世政起到劝君贤治的作用。只要了解两汉时期的文人知识分子的创作，知道他们在歌颂的后面带一点讽喻的尾巴时所采用的艺术表现手法，那么，对白居易这种一反前人的艺术表现手法，也就感到不奇怪了。

“汉皇重色思倾国”，虽然有讽喻的意味，但不是主要方面，而是为“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作注脚，一个“惊”字，就把造成唐明皇杨贵妃二人爱情悲剧的前兆，表现出来了。接着一个“破”字，使之成为现实，这“惊破”二字，既点出了二人“长恨”的悲剧原因，又起到了提醒统治者应放弃纵乐荒淫的生活来励精图治的作用。

“盖百姓之殃，不在乎鬼神；百姓之福，不在乎天地，在乎君之躁静奢俭而已。”（白居易《与元九书》）反映了白居易的“忠君爱民”的思想。由此可知，他追求“达”，就是要实现“兼济天下”的理想；他用无畏的言行（任左拾遗时）来表示“忠君爱民”的高风亮节，正是为的是要追求“达”，实现“达则兼济天下”的志向。另外，白居易只反昏君，不反明君。他把自己的政治抱负和理想寄托在明君的身上，这也就是他在任左拾遗时极力劝谏皇帝行仁政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唐玄宗的前期，曾是一位励精图治的贤明君主，他的腐朽是始于杨贵妃入宫之后。那么，白居易借历史题材和民间传说来写成的《长恨歌》，既有谴责、讽喻，又有同情，这种既讽喻又同情的感情交织在一起，形成了诗人思想上的复杂性，反映到创作中去，无疑会使作品的主题思想也显得复杂了起来。建安时期的曹植、建安七子中的王璨及后来的归隐田园的陶彭泽等，莫不如此。因此，纵观历代诗人的思想和创作之间的关系，白居易的《长恨歌》在主题思想上表现的复杂性，是可以理解的。

二

作为一代宗师的大诗人白居易，不仅在诗歌创作上为后人留下了光辉灿烂的诗篇，而且在诗歌理论上也给后代总结了宝贵的创作经验。他的《与元九书》便是一篇最全面、最系统、最有力的宣传现实主义批判形式主义的宣言。

在《与元九书》中，他提出了诗歌必须为政治服务的理论，认为诗歌必须负起“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白居易《与元九书》）的政治使命，从而达到“救济人病，裨补时阙”、“上下交和，内外胥悦”（白居易《与元九书》）的政治目的。正是这种诗歌理论主张支配了他的诗歌创作热情（当然他的诗都是“感于事，发乎情”的），于是他创作了大量的讽喻诗（《新乐府》）。诚然，这些讽喻诗是和他的“兼济天下”的政治抱负是一致的。如此看来，作于元和元年的《长恨歌》，无疑地也具有讽喻诗的性质。他讽喻唐明皇的好色误国，是为了劝诫后人，尤其是当时的当权者——唐宪宗（李纯）。关于这一点，也不能不说是他作《长恨歌》的一个主观因素。在另一本汇集他政治主张的《策林》中，他把君王的喜怒同百姓的苦乐之间的关系说得再清楚也不过了：“夫如是，则君之躁静，为人劳逸之本；君之奢俭，为人富贫之源。故一节其情，而下有以获福；一肆其欲，而下有以罹其殃。一出善言，则天下之心同其喜；一违善道，则天下之心共其忧。”（《策林·二十一》）由此可见，诗人在讽喻诗中劝政的目的是很明白的，《长恨歌》开篇的讽喻也是有意而为之。

同时也应该看到，作为封建时代知识分子的白居易，对统治阶级还是有一定的依附性。因为他的政治抱负和理想， 只有通过苦学力文侧身于仕途才能得以施展和实现。当时的唐宪宗的头脑还是清楚的，当他看到《玄宗实录》时，曾向李绛问政道：“朕读《玄宗实录》，见开元致理。天宝兆乱。事出一朝，治乱相反，何也？”（《旧唐书·李绛传》）李绛就说了“李林甫、杨国忠相继用事，专引柔佞之人。”（《旧唐书·李绛传》）乃是天宝大乱的原因，指出了“安危理乱，实系时主所行。”（《旧唐书·李绛传》）由此观来，白居易借同情唐明皇和杨贵妃二人爱情悲剧来暗冀唐宪宗实行贤政，这大概不为过分吧。

此外，白居易的好友《长恨歌传》的作者陈鸿认为，白居易写《长恨歌》的目的在于“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也。”（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诗人既然要“惩尤物，窒乱阶”，那么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他就不得不对君王宪宗有所希冀的了。

三

分析一部作品的主题也好，或是作品的艺术特色也好，都不能离开作品内容的本身去谈。将作品的内容束之高阁而去漫无边际的旁征博引，都是不正确的，也达不到探讨的目的。

《长恨歌》长达一百二十句，八百多余言。从整个诗的内容上看，全诗可分为三个部分。“汉皇重色思倾国”到“不重生男重生女”，是诗的第一部分，主要写的是“汉皇重色”、杨贵妃专宠、杨氏家族的权赫，意在讽喻。“骊宫高处入青云”到“回看血泪相和流”，为诗的第二部分，写马嵬坡杨贵妃之死，实质上是对历史上“安史之乱”重大社会内容的缩写。第三部分，是从“黄埃散漫风萧索”到“此恨绵绵无绝期”，描写的是唐明皇杨贵妃二人的刻骨相思之情：唐明皇的凄婉哀凉的相思，孤独待晓；杨贵妃的仙宫惊梦之希冀，寄物言誓。

诗的三部分合成一个整体，缺一不可。第一部分，既是诗人的揭露之笔，也是诗人的讽喻之意。第二部分，可看成一个过渡段，它是前部分行文的必然结果，又是造成后部分唐明皇杨贵妃二人长恨相思的原因。第三部分，既是对唐明皇杨贵妃二人爱情悲剧的描写，又是诗人为之同情的感情流露，并给予热情的歌颂：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

诗的第一段，共有26句，约占全诗的四分之一；诗的第三段，共有78句，约占全诗的三分之二。由这个比例可以推出，诗的重心该是后部分，既然找到了诗的重心所在，那么白居易把大量的笔墨用在对唐明皇杨贵妃爱情悲剧的描写上，可想而知，他对唐明皇杨贵妃二人爱情悲剧的同情是深厚的。这样看来，那种“讽喻说”主题的观点，是避开诗的后部分不论，难免有给人以有头无尾的感觉。分析一部作品，不能只看前半部分，而不注意后半部分，这是分析作品时不可取的。

再说《长恨歌》中的人物（主要是唐明皇）和事件的本身就具有复杂性。唐明皇的初期是一位励精图治的贤明皇帝，他统治的前期（约二十六年），社会是安定的（当时危机只在暗滋）。他的昏庸是晚年的事，这样看来，唐明皇本人就是一个贤君和昏主的相互矛盾统一的人。对他是歌颂或是批判？诗人在诗中没有表露出自己明确的思想，而是有所回避，只是描写他与杨贵妃的爱情悲剧，让人们自己去寻找答案。

《长恨歌》描写的事件，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安史之乱”重大社会生活内容的一个缩影。诗中描写这一史事仅有12句。而作者则是把唐明皇杨贵妃二人的爱情悲剧，放在这样重大的社会生活内容中去加以描写的，从而作为全诗的重要结构部分。如何表现唐明皇杨贵妃二人爱情悲剧和重大的历史事件之间的相互关系，把二者巧妙地结合起来，从而达到既写“安史之乱”来引以为训，又写出对唐明皇杨贵妃爱情悲剧同情的心理，这才是作者创作《长恨歌》的真正动机，从而“垂于将来也。”这一点，也是造成《长恨歌》主题思想复杂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