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俍兵东征

本文转载并节选自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副教授李小文发表于《求索》杂志2006年第9期刊的文章《边疆族群·国家认同·文化创造——以一个俍兵家族的变迁为例》

第二章 俍兵东征

明中期以来，在岭南以广西大藤峡为中心的“傜乱”波及到粤西，平定“傜乱”成为两广共同面临的问题。由于广东地方军力不足，朝廷只好向广西借兵，因而形成了广东出钱，广西出兵的模式。《高要县志》记载：“两广依山枕海，常年傜僮俍贼出没于各山，近则倭夷跳梁于海峤，息氛定难，匪兵曷先。每遇赋发，必调广西俍土官兵。先年军门令行，土官用命，凡剿山贼，所向无前。贼闻俍兵震怖不惶，有死与走，无拒敌者，故议者谓两广军门取钱粮于广东，资劲兵于西粤，兵食相济，安攘兼资。”这则史料反映了当时两广的基本特点。时人议论说“两广军门取钱粮于广东，资劲兵于西粤，兵食相济，安攘兼资。”[11]

瑶族村落

俍兵世居的桂西地区石山多，耕地少，自然生态恶劣，属烟瘴之乡。嘉靖《广西通志》记载：“夫广西荒裔也。其地脊而险辟，如石田无所用之，且多山林。”[12俍兵希望通过战争获取实际利益，因此，地处珠江中下游流域的桂东、粤西地区肥沃的土地和丰富的自然资源，自然成为俍兵觊觎的对象。隆庆年间有大臣上书说：“盖土官以得地为利，而古田素称膏腴，尤其所觊觎也。”

俍兵成为王朝武力征服与镇压“瑶僮”的主要依靠力量。于俍兵而言，他们利用国家资源，通过战争获取实际利益，以改变身份地位。军功、奖赏、战利品，土地、资源、移民，对人多地少、环境恶劣、土地贫瘠的左右江俍人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

俍兵进入广东，始于正统年间的“黄萧养之乱”， 《明宪宗实录》记载：“广东地方自永乐、宣德以来，索称殷富，间有土贼，随剿随灭，不为大害。自正统十四年黄萧养作耗，调发广西土兵征剿，因见民物繁富而武备不修，自此始于劫略，然不过五、六十人，或百余之。” 俍兵大规模进入广东，则是大藤峡“傜乱”之后，当时靠近大藤峡的“广东如高、雷、廉、琼、肇庆五府地僻民希”，致使“傜僮”得以乘机而入。有鉴于此，名将韩雍在平定大藤峡“傜乱”后，随即挥师东征，俍兵也被征调随行。康熙《广东通志》记载：“时高、肇、雷、廉为流贼所劫掠，百里无人烟。雍调湖广茅冈土兵号钩刀手与广西田州、泗城土兵，遣瑄偕信将之。”[13]

韦氏俍兵就是这时候从桂西土司地区田州征调来广东高州茂名一带镇压“傜乱”的。《韦氏族谱》开篇写道：“始祖讳昊公，本贯西粤田州府归德州之俍籍人也。有明之季，高凉草寇猖獗，诸属官军屡锉，莫敢撄其锋。大明成化二年，特旨调用我祖来于高郡，南征北剿，叠建功勋，名垂竹帛，草寇闻风鼠窜，不敢更生觊觎。”虽然族谱的记载往往夸大其词，但基本事实还是可信的。明代桂西的田州俍兵是闻名遐尔的土司民兵武装，被誉为“诸土司惟田州、泗城最强，南丹次之。田州临大江，地势平衍，沃野方数百里，精兵万人，一呼即应。”[14]万历《殿粤要纂》也说田州“额调征兵一万名。”[15]

韦氏的一世祖韦昊，是成化二年率田州俍兵到广东高州茂名平叛的一名“俍总”。 “俍总”就是带领俍兵的大头目，握有统辖一方俍兵之大权。[16]万历《高州府志》记载：“茂名俍兵六百六十名。”[17]《天下郡国利病书》记载：“茂名俍二十七寨，招主三名，领兵八百三十九名。”[18]可见明清驻守在茂名县一带的韦氏俍兵人数在八百多人到六百多人之间。

由于官兵和俍兵对桂东、粤西一带的傜人进行血腥镇压，使傜人遭受了空前的劫难。但是在俍兵看来，他们镇压“傜乱”是报国立功。《韦氏族谱》记载：“（景泰）四至九年，杀贼首黎通天、黎忠亮、廖公广，赴解廉高二府，杀贼首三十六功，报国立案。”“黄应科带一百零六家，韦金管令、韦道把总前去广东罗定州泷水县、阳春县、罗定县、高州府茂名县、信宜县等地三十六寨护民耕守，杀贼九十六功，活捉贼首黎通天等、废贼五百零六人，报国立功。”

由于“傜乱”持续不断，在用俍兵剿的同时，明朝也用抚的手段。成化年间，高州知府孔镛的招抚最见成效。《明宪宗实录》记载：“广西蛮贼犯境，（孔镛）辄身先士卒往御之，不避艰险；或躬入贼巢抚谕之，多所感化。”孔镛招抚之后，“高州流贼感泣求降。”傜人归化后，孔镛在傜人的聚居地建立了傜寨，使高州境内的动乱逐渐平息下来。战乱的结束，使俍兵因此失去了用武之地，其政治地位随着军事地位的失去而日趋低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