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段狠辣的权臣赵盾，是如何一步步走上人生巅峰的？

作为权臣，赵盾是展现的是一个包揽晋政、打压君权的形象，手段狠辣这样的词语放在他的身上一点也不过分。

排除异己

在赵盾执政时期，诸卿争权的情况屡见不鲜，而赵盾的最终胜出是以不断的党同伐异为代价的，他在朝堂之上清除异己，致使整个晋国政出一门，这些事迹在《左传》中有着最为详实的记载。

比如最开始的赵盾与狐射姑的中军帅之争。在赵盾出仕以前，晋国实行的是五军十卿制度，十卿位次依次是：先轸、郤溱、先且居、狐偃、栾枝、胥臣、赵衰、胥婴、先都。

晋襄六年，当时的中军佐赵衰、下军帅栾枝、中军帅先且居、下军佐胥臣先后去世，一年之内连丧四卿，加上死于晋襄元年的先轸，与无法确定确切日期，但是从晋国内部职位变换情况可以推出此时郤溱、狐偃、胥婴同样已经去世，晋文公八年清原大蒐定下的十卿唯有箕郑、先都二人尚在人世。

晋国受此重创，无力支撑当时实行的五军十卿制度，于是晋襄公七年“晋蒐于夷，舍二军。”即舍去晋文公八年以来设立的新上军和新下军，恢复原先的三军六卿制度，重新开始选拔各军将佐。由此可见，夷之蒐晋襄公原本属意狐射姑出任中军帅，但因为太傅阳处父的反对和对赵盾的极力推崇，中军帅最终花落赵家，由此开始了赵盾作为正卿执掌晋政的时期。

但是由中军帅之争引发的争斗并没有结束，狐射姑的不甘失败，拉开了始于狐赵两家而后波及整个朝堂的卿族斗争的序幕，赵盾借此机会大肆排除异己，比如国君继立问题的争斗引发的晋国重臣大量流失的事件。

国君继立的斗争其先是显示为以立公子雍还是公子乐为争论焦点的狐赵之争，后又显示以立公子雍还是立太子夷皋为斗争焦点的赵氏与公室之争。总之两番明争暗斗，先后导致了公子乐身死，阳处父被刺，狐鞫居被处死，家世、身份都与赵盾不相上下的次卿狐射姑出奔狄国，下军将先蔑、大臣士会奔秦，晋国损失大量人才，而赵盾却成为了最后的赢家，清洗了一遍朝堂异己势力，进一步把持了晋国朝政。

除此之外，赵盾诛杀掀起“五大夫之乱”的箕郑父、先都、士榖、梁益耳、蒯得几人，也属于对朝堂异己势力的又一次打击。这五位大夫都属于晋国利益分配中的失败者，因不甘心就此认命而掀起叛乱。

此事还是与晋襄公七年的夷之蒐有关：在晋襄公属意狐射姑就任中军帅之前，他其实还有过“将登箕郑父、先都，而使士縠、梁益耳将中军”的想法，但因为“先克曰：‘狐、赵之勋，不可废也’”而作罢。这样一来，士縠、梁益耳执掌国政的机会没有了，箕郑、先都的升迁也因为名额被赵盾二人挤占而不如原先预想的那么顺利。

蒯得则是因为其在堇阴的田地被先克所夺，因而结怨，在晋灵公三年共同掀起了这场叛乱，刺杀了先克，后又被赵盾平而杀之。白国红评价此事曰：“‘五大夫之乱’的平定巩固了赵盾执政正卿的地位，为其专擅晋权扫清了障碍。”

至此，赵盾愈发专权，晋国政出赵氏的现象愈发明显。再如秦晋河曲之战，其族人赵穿因“有宠而弱，不在军事，好勇而狂，且恶臾骈之佐上军也”，受引诱轻易出击，破坏了晋军定下的“深垒固军以待之”的计划，导致本可以胜出的晋军最后空耗国力却落了个不胜不败的结局。

但是晋国的战后清算却只有一个“放胥甲父于卫”的记载，杨伯峻注曰：“赵穿以赵盾之侧室及公婿故，未被讨”，由此可见赵盾的权势不止作用于他自身，也在庇护着他的家族及族人，已经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

童书业先生在《晋赵盾专制》中亦云“赵穿违军律而弗罪，赵氏亦专横哉。”从争夺权位到使晋国政出家门，赵盾坚定且不容置喙的将晋权一步步揽入自己怀中，为此大力排除异己，行事堪称狠辣，而手握大权之后，庇佑亲族不加掩饰等，都可以看出其霸道的风格。

弑君固位

赵盾巩固权位的手段之狠辣，不仅仅体现在与臣僚们的争斗与排除异己上，其身上所背负的“弑君”的名声，更是将其狠辣的形象推向了一个高峰。

因为晋灵公“不君”且不听士会规劝改正，导致了赵盾的“骤谏”，“骤”即多次、频繁之意，而且当初狐射姑对赵盾的评价：“夏日之日”，可知其惯来酷烈，当时赵盾进谏的语气肯定不会太好。这便使得晋灵公一时之间忧患起来，于是有了后来两次欲袭杀赵盾的故事。

但是这两次刺杀皆未成功：被赵盾的“不忘恭敬”感动的刺客鉏麑，宁愿触槐而死也不愿意伤害赵盾；晋灵公的伏杀之宴，赵盾又因为其车右提弥明的提醒，和曾经救助过的义士灵辄的援助，再次逃出生天。但赵盾经此也自觉无法继续在晋国立足，于是出奔而去，孰料未出晋国，其族弟赵穿便袭杀灵公于桃园，迎回了赵盾。

虽然正史中没有记载赵盾出逃之前是否与赵穿见过面，并阴谋指使赵穿弑君，其“亡不出境”的真正原因又是否与此有关，但晋国史官董狐因赵盾身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的行为，在青史上留下了“赵盾弑君”的罪名。这就是“赵盾弑君”事件的全部由来。

《左传》晋灵公不君的史事，意在表明晋灵公有该杀的理由，这是后世学者认为是作者进步历史观的一个体现，也成为为赵盾弑君开脱的一个理由。由此，形成了《左传》既承认赵盾弑君又强调晋灵公罪有应得的局面，达到了削弱赵盾权臣形象的目的。

学界对于晋国的这场弑君事件发生的原因亦多有探析，大体来说有一个总的共识，即“君权与卿权之争”是矛盾爆发的根本原因，具体表现为晋灵公与赵盾之间的矛盾冲突。从“赵盾始为国政”开始，晋国君权就逐渐下移而卿权逐渐上升，加之国君荒淫昏庸，公室衰微，晋国军政大权尽数落于以赵盾为代表的卿族之手。

从晋公室来说这是君权旁落的一个原因，从卿大夫来说这是僭越发展自己权力的一个契机，于是众卿族借此机会大肆发展，夺取晋权。但是随着灵公长大，必然要求收回大权，而卿族必然不予，这就是双方矛盾的根本所在。

至于灵公与赵盾的矛盾，就不得不提当初赵盾欲废太子而立长君的操作，给君臣二人心中留下的隔阂了；此外灵公无法亲政，而赵盾手中的权力却日益强大，无法不让灵公感受到威胁，加之赵盾又是个暴性子，参看曹操之于汉献帝，便可知灵公心中是多没有安全感了。

于是赵盾的一番“骤谏”便彻底引爆了灵公心中的恐慌，所以才有了后边对赵盾的两次刺杀，事未成而至被弑，到最后公子黑臀在赵盾的支持下登临君位，这场君权与卿权的争斗，方才以卿权的大获全胜而告终。

灵公被弑，虽然不是赵盾亲自下的手，但是赵穿为其族弟，难说其所为不受赵盾示意。总而言之，学界对于赵盾的评价多用“晋国有史以来第一位权臣”的表述，但笔者认为赵盾的历史地位不应仅仅是“第一位”而且还是“第一人”。

因为赵盾不仅自己权倾朝野，而且采取各种措施打压君权发展卿权，奠定了卿族崛起的基础，这才有以后“三家分晋”的后果，也即是说，以后晋国所有权臣的出现都与赵盾脱不开关系；赵盾凭晋霸主国的身份，以卿大夫的身份主盟诸侯，拉开了“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变为“礼乐征伐自大夫出”的序幕，比号称“春秋第一位权臣”的郑国祭仲多了号令天下诸侯的权力，因此，他又可以被称为“春秋第一权臣”。

赵盾成为权臣的原因

赵盾之所以能够成为晋国第一权臣，追根溯源，与曾发生在晋国公室间的一件嫡庶变换的大事有关。

公元前678年，晋国国内长达67年的内战终于落下帷幕：身为庶支小宗的晋武公奋祖孙三代之余烈，以曲沃为根基灭掉了盘踞于晋都翼城的嫡支大宗晋侯缗，以庶代嫡，以小宗取代大宗，成为了晋国的新主人。同时，以重金贿赂周厘王，取得了周王室对其诸侯身份的承认，奠定了晋武公的正统地位。

这场“以庶代嫡”的历史悲剧，史称“曲沃代翼”事件，《史记》因之有：“自桓叔初封曲沃以至武公灭晋也，凡六十七岁，而卒代晋为诸侯”的记载。晋武公得位两年后就去世了，其子诡诸即位，是为晋献公。

因曲沃一系的得位方式，晋献公尤其忌惮公族势力，特别是同属于曲沃的桓叔、庄伯之支庶族。桓叔、庄伯是晋武公的父亲与祖父，其支庶族势力随着吞下“曲沃代翼”胜利果实而越发强盛起来，甚至开始压迫公室，或有重现“曲沃代翼”故事的迹象。

《左传·庄公二十三年》载：“晋桓、庄之族逼，献公患之。”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献公与其谋士士蒍谋划三年，终于“尽杀群公子”，即灭尽桓、庄之族，晋国公族势力因此大受打击。再后来，“骊姬之乱”起，彻底将晋国公族势力推入深渊。

骊姬是晋献公之宠妃，因想让自己的儿子登上国君之位，阴谋陷害晋太子申生，导致申生自杀，另两位素有贤名的公子重耳和夷吾也因此先后逃亡他国避难，至此晋国除太子外，其余诸公子皆不得留在晋国，是谓“诅无畜群公子,自是晋无公族”。

也即是说，自献公后，作为公族主要组成的历代公子皆被驱逐，是没有办法在国内形成力量的，这股本来应该拱卫国君与公室的力量随着它们主人的被驱逐而在各国安家落户。比如晋文公诸子中，公子雍被驱逐后在秦国官至亚卿，那么与其有关的势力必然在秦国落户而不会留在晋国；出居陈国的公子乐和出于周的公子黑臀也同样如此。

晋国国内只剩下了献公以前历代国君子弟后裔形成的公族远支，杨秋梅在其《晋国公族与公室关系的变异》中将其称之为“旧公族”，他们“血缘关系同晋君早已疏远，但按宗法关系仍属于公族”。

晋无公族的打击扫灭了晋君的血脉近亲，却给了这些旧公族崛起的机会，“在文公昭显重用的十一个旧族中，明确为晋之公族的有狐、栾、郤、羊舌、韩氏”。从以上叙述中我们可看出，晋国实行“无公族”制度的原因是为了巩固君权，防止同宗势力做大再演“曲沃代翼”故事，周王朝“尊尊亲亲”的用人制度使这种风险成为可能。

但是正如“公族，公室之枝叶也，若去之则本根无所庇荫矣。”晋国驱逐公族，使得公室失去了来自血亲之族的天然拱卫；同时，在整个社会框架大多以宗法制来构建的时代，驱逐了公族的晋国朝堂也留出了许多空位，不得不重用公族血亲之外的阶层，例如上文所说的旧公族以及赵氏这样的异姓家族，为赵盾跻身晋国高层留下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