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清末官二代、名人二代，他二人的差距怎么这么大呢？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暗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

龚自珍出生于官宦世家，是晚清著名思想家、诗人。道光九年，龚自珍考中进士，后曾任内阁中书、宗人府主事和礼部主事等官职。他主张革除弊政，抵御外敌侵略，并且全力支持林则徐禁除鸦片。这在当时社会非常具有积极意义，龚自珍是妥妥的一位走在时代前列的进步人士，柳亚子先生赞誉他“三百年来第一流，飞仙剑客古无俦”。

龚自珍

不过就是这样一个在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却有一个不成器的的儿子－龚橙。

龚橙是龚自珍的长子，号半伦。中国古代讲究伦理纲常，有所谓“五伦”一说，即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五种关系。可龚橙自称其无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之道，只爱一个小妾，五伦去了四伦半，故号半伦。

龚半伦

龚半伦正逢清末动乱时期，当时西方列强凭借坚船利炮打开国门，中国处于百年屈辱的时代。龚半伦没有继承父亲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思想，反而堕落成国贼、汉奸。

据《孽海花闲话》、《圆明园残毁考》所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后，龚半伦将辫发盘到头顶，戴洋帽，穿白色西装，出入洋兵营盘，狐假虎威，十分得意，带领英法联军洗劫圆明园，成为中国历史早期带路党。

后来龚半伦又做英国公使的翻译，代表英国和恭亲王谈判，对恭亲王百般刁难。恭王无奈而怒道:“你等世受国恩，却为虎作伥甘做汉奸！”

老爹龚自珍何等英雄了得，儿子龚半伦何等龌龊无耻。真是应了那句老话：名父之子多败德。

说完龚家父子，再来说说清末戊戌变法著名的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

谭嗣同

谭嗣同，字复生，号壮飞，是中国近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维新派人士。在变法失败后，慈禧连发谕旨，捉拿维新派。谭嗣同得知消息后并不惊慌，置自己的安危于不顾，多方活动，筹谋营救光绪帝。营救失败后他对劝他离开的人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几日后谭在浏阳会馆被捕，又过四日，在北京宣武门外的菜市口刑场英勇就义。临刑前在狱中写下《狱中题壁》。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此文不朽！

此公不朽！

可是昌黎碣石山不禁想问这么一个问题。

谭嗣同必须死么?不是，他很有机会逃离，就像康有为、梁启超一样。在当时的情形下离开是非之地并不可耻，而且好像显得更明智，正所谓“君子不立危墙之下”。

还有个问题，谭嗣同为什么跟随康梁参与戊戌变法？以现代的观点，这有些说不通，因为谭嗣同是个妥妥的官二代-他有一个做总督的父亲。

其父谭继洵，字子实，号敬甫，道光二十九年考中举人，咸丰中十年进士。官至光禄大夫、湖北巡抚兼署湖广总督。也就是当谭嗣同正积极投身变法维新运动时，他的父亲正在地方做封疆大吏。

谭继洵

读者扪心自问，如果你有一个当省长的爹，你会积极参与政治体制变革么？

从现在普遍的观点来看，谭嗣同在当时是妥妥的既得利益者。如果谭变法维新是为个人前途，那就完全没有必要从事那么危险的运动，更何况他在能安全离开的情况下，为警醒后人甘愿牺牲自己的生命。其人格何其伟大，其志向何其坚定。

上文谈到四个人、两父子，龚半伦、谭嗣同样是官二代、名人二代，一个成为国贼、汉奸，一个为国家昌盛富强不惜舍生取义，他俩的差距怎么这么大呢？

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难于抵御西方列强，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种新形势的出现对中国人的思想造成很大的冲击，原来那一整套运行良好的思想体系崩溃，新思想层出不穷，但鱼龙混杂。

进步的、积极的那些人能够发现中国与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愿意学习西方的进步的思想与制度，变法维新图强。为这个志向，这些人往往愿意做出牺牲。谭嗣同就是其中最典型代表。

无论戊戌变法，还是同时代的实业救国，或者君主立宪制与民主共和制纷争，在那个时代都具有一定时代进步性。

还有一些人他们在于西方列强接触的过程中，在强大的近代西方文明面前妄自菲薄，丧失文化方面的自信，认为中国难以赶超对方。这批人多有沦为西方势力的附庸，做了汉奸，比如龚半伦等。

同样是官二代、名人二代，龚半伦与谭嗣同相比，真是云泥之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