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向隋唐学秦制很努力，但为何从头到尾都只是虚有其表｜文史宴
比如初代的邪马台王卑弥呼，得到曹家的封号“亲魏倭王”，欢天喜地，隔三差五过来朝贡。比如大化改新，就非常积极引进律令，像《飞鸟净御原令》，顺带把编户制和国郡里的行政制度引入了日本，之后为了征税、掌控基层的土地，又颁布了《大宝律令》，再次引入了租庸调，然后是《养老律令》，干脆把中原王朝行政机构的规定、刑法，也一起引进。 其实这些律令的执行效果，可想而知，引进人相当不满意。像编户民制度，日本当时根本组织不起足够的人手进行户籍的精细编制，更罔论管理了。于是乎，原本可以在中原王朝轻易完成的一年一编甚至一年数编的工作，在日本往往要三年一编，甚至更久。编户尚如此困难，征发的难度自然也较原版更加大。 耗费这么大成本，去完成难度这么大的工作，有必要吗？ 对日本王权来说，有必要，哪怕不能全套复制原版。编户民、均田制、租庸调和刑律，这套制度意味着先进的统治术，与之匹配，是不论魏晋乃至唐宋，日本人对中国王朝册封名号的追求，因为名号意味着对权威的承认。 南朝刘宋偏安江南，倭五王也坚持接受安东将军的封号，其实安东将军比之刘宋对新罗、百济的封号更低，无他，建立在诸氏族共主联盟基础上的大和王权，可以依靠名号来号令日本列岛京畿九州、乃至朝鲜半岛任那伽耶一带，相互有文化和血统渊源的豪族们。 到这里，我们可以下一个简单的结论，在最慕华的飞鸟和奈良时代，日本甚至很难称为一个成熟的国家，对于早期国家来说，祭礼仪式、名号带来意识形态上的尊崇，结合先进统治术，是迅速提高王权权威的捷径。 然而，发展路径的结果，又是与起步的基础息息相关的。 既然大和王权建立在诸氏族承认之上，而本身又缺乏足够力量插手各地，结果就是权威和实际力量出现了分离，引入制度越规范，反而越有利于地方力量的合法性确认，天皇们开始发现，无论是将部民制归入朝廷变成公地公民制，还是朝廷委派专员统治地方，用来取代豪族的国造制和伴造制，新的制度都动摇不了日本社会已经成型的力量结构。 大和王权可以铲除某个地方豪族，但是新到位的地方统治者，往往还是豪族，国造、伴造和伴，自己就是部民首领或者豪族，乃至王权本身，由朝廷下派去统治地方的贵族，往往也是被王权承认的豪族。与其说新制度实现了集权，不如说原来体制外的人都得到了权力的承认。 原有的班田制下，农民本人死去，土地就要没收，重新由朝廷分配，而班田赋税又非常沉重，就出现了大量农民的逃亡，日本史上称为“浮浪人”。这样一来，朝廷有其地而乏其人，而民间则有其人而失其地。 为了解决收入问题，朝廷利用权门，招揽这些浮浪人到还没有名主（意味着朝廷无力收回）的土地耕作，还制定了《三世一身法》，允许农民三代以内都可以持有新开发的田地。土地持有时间一下子从一代扩展到三代，虽然新开垦的土地，还要被天皇进行班田，但是这样一来，戴着镣铐跳舞的空间就大了。 当时垦田需要各地的行政机构国司来许可，为了解决官家有地无人和民间有人无地的问题，基层的权力触角很容易就跟社会力量出现合流。 拥有许可权的国司意识到，在缺乏管理力量的情况下，土地私有化，自己抽取提成，是更有利于提高征税效率的，于是，旧的公地律令在合法的情况下，来了个大转弯，转变成《垦田永年私财法》，律令制直接为私有化背书。日本迎来了庄园的时代。 日本社会之复杂，仅仅用国司贵族和庄园制，是远远不能反映的。 天平胜保到神护景云年间，中央派去管理的庄司贵族，由于不谙当地情况，自己本身带过去管理的人力也不够大量，为了提高业绩，开始大量委任地方豪族豪农，这些人被称为“庄长”，获得了庄园经营的实际支配权。 庄园一旦出现，意味着土地经济拉着地方力量朝着独立于既往集权的路径狂奔，先是“不输”，国司为了加大对庄园的控制，反而允许一些庄园向朝廷免租的特权；然后是“不入”，既然不需要向朝廷输租，那庄司派遣检田吏进入勘定土地收入也就没必要了。 庄长的支配权是随着经济实力增长的，而实力增长后，围绕自己繁衍权力分支就很重要。于是，庄园里的豪族们或者将土地施舍给低一级的社会力量，或者寻求依附于更高级的力量，对土地拥有直接开发经营权力的，是领家，而他们名义上又归属于更高级的本家，这就是所谓的寄进庄园制。 播磨国海老名氏开发的土地，就寄进于东寺，通过寄进制，曾经作为王权重要辅助力量的寺社，也纷纷出现了自走倾向。 朝廷对此当然是不甘心的。朝廷的做法，依然是律令制，不断发布庄园整理令。发布方换汤不换药，结果自然也是换汤不换药。庄园整理令的目的，本来是为了限制新的庄园继续蚕食朝廷公田，比如禁止用贫瘠之地交易肥沃公田，比如禁止将新垦田地转化为庄园。结果，使庄园发展的轨道更顺畅，使交易更公平，使有力庄园打压弱小庄园，避免了被中央以掺沙子的方式干预。 这样的庄园继续扩大，一些农民通过积累余财，得到了一定的人身自由，帮助庄园主和劳动力进行中介工作，也得到了一部分土地的支配权，称为田堵。 田堵本来是不允许对土地进行冠名的，随着班田制的瓦解，国衙、国司为了保证收入，征税对象从土地改为针对土地所有者个人。于是律令规定，拥有支配权进行收税者，需要冠名土地，得到冠名权的田堵，就成为了名主。 这时候，本来作为集权工具的律令制，在复杂社会力量的动力下，反而因为其条文内蕴含的高级性，从而制衡低级土地持有人将权力一元化。 围绕冠名权进行斗争和联合，是武士形成的基础，也是镰仓幕府御家人的基础。 所谓御家人，就是以源赖朝和支持他的北条一族，以关东为根据地，对内宣以主从关系，聚集起来的武士团。 源赖朝为河内源氏后代，在平安院政时期，为相对低的贵族一脉。源赖朝的先祖源赖义在十二年战争时平定奥州之乱，从畿内出发，招揽了大量当地人进入自己帐下，出生在尾张国的源赖朝同样因为作乱被流放伊豆，也经历过筚路蓝缕，但是一经进入关东，如蛟龙入海，猛虎下山，再次拉拢起一大群有力的支持者。 关东作为新近被大和民族征服的土地，呈现出来的地域特色被来自下层贵族的源氏结合起来，形成了御家人。 首先是草根性和随之而来的亲民性。河内源氏虽为天皇贵胄，但是地位不高，而且以客将身份入关东，缺乏口含天宪的权威，而作为其部下的武士团，有奥州藤原氏以前的属民，也有平氏的属民，这些人来源的多样性，也加大了御家人的草根程度，意味着必须跟更低级的土地持有者和农民，展开比朝廷更大的合作。 如此，由御家人体制发展出来的地头，性质上也是管理庄园，比起原来庄园管理“本所”，必须更尊重当地人的利益，很多地方的庄园，就需要由公武双方联合管理。整部庄园史，简单来说，就是在庄园制蚕食班田制的基础上，代表御家人利益的地头，继续蚕食庄园的结果。 平安时代延续下来的权门格局，按比较大的板块划分，分为代表原来朝廷的公家，代表武士利益的武家，还有寺社。权门意味着对土地支配的归属，在公武并立的中世初期，寺社通过积蓄财产、与贵族合作得到经济自立，本来应该支持朝廷、为天皇合法性代言的寺社，由于佛教持续东传、地方上出现多种寄进关系，原有的宗教体系也开始出现分立，从而变成了权门中的第三者。这是在外部减少武家土地制度扩张的阻力。 原来幕府仅仅是作为天皇制度下，管理关东地方和御家人内部，模仿权门建立的政所，而以朝廷的一部分而出现，处理军事和司法事务。幕府对御家人既有类似于公家权门，程序上的威严，也有出自源赖朝和北条氏的威望，对各地守护和地头天然的号召力，再加上御家人身上也有“客将”特质而不能完全在地，所以理论上也需要借重幕府分封的权威，来保证自己的在地利益。 这是武家内部，由于凭借力量划分出来的实力格局和对在地人的亲和性，具备公家所缺失的“自然性”权威，以此在内部得到公家不能构建出来的对下权威。 这种对下权威，就不能以滥用权力为手段，而要兼顾公平，有力者居之，是最原始的公平。我们可以看到的是，镰仓幕府的中央机构，除了处理政务的政所，就是进行裁决的问注所，还有后来为了加大御家人话语权、加大裁决公平性而设立的评定众。
发达的自治体系和复杂的力量，法律就是权力，权力就是法律，镰仓幕府进行统治，进行权力的扩张，经常是一次又一次公武纠纷和武家纠纷的裁决。
在中世的自治体系下，有句话就很流行，“狱前有死人，无人起诉不追究”。长时间垄断权力的缺失，使地方上的法治充满自力救济的色彩，而当镰仓和室町幕府统一公权力之后，又决不能垄断起来，同样需要寻求地方法律的协调。 镰仓幕府初期，处理利益纠纷一般有两种方式：一是地头御家人之间的纠纷，双方在将军面前进行口头辩论，称为“御前对决”；二是本所和地头御家人的利益纠纷，幕府单方面接受原告诉状，不经过审问和被告方辩护，只需要追究地头的行为是否作为事实，就可以作出判决，称为单方判决，以此突出尊卑秩序。 承久之乱以后，公家力量进一步下降，原本地位与武家持平的本所也跟着下降，土地朝着更有利于御家人的方向发展。贞永元年，幕府颁布了《御成败式目》。 跟某种极其粗糙的印象流解释不同，日本武家法不能称为严格意义上的习惯法。作为武家的第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成文法，《御成败式目》最初是以公家的《法曹至要抄》为基础，甚至连编纂官都是公家的法曹，其目的就是在以北条泰时和评定众的起誓为背书，将武士御家人拉入公家相对成熟的法制秩序下，以更有利于北条氏的掌握。 因此，最初的武家法，实际上是律令法的延伸。《吾妻镜》就将律令称为海内龟镜，而《御成败式目》则是关东鸿宝，两者相辅相成。这样一来，出现了实际力量和法制秩序的相向而行，实际力量更强的武家向西扩张自己的地盘，而为了约束手下这些武士，法律则由西向东延伸。 在过去，裁决的效用往往不取决于幕府体制本身，而是源赖朝个人对御家人的威信，《御成败式目》颁布以后，北条氏执权以御家人中的有力者组成评定众，绕开将军实行合议制度，体现御家人利益的裁决形式开始大规模推广起来，把更多的御家人拉入武家法的裁决体制内。 跟本所的纠纷中往往作为被告的御家人，得到越来越多对决的机会，因而本所败诉的次数也越来越多。这种变化意味着武家制度由镰仓幕府内部向外进行扩张，对其他权门，在过去，只有同样服从于幕府权威下的御家人之间，才存在对决机会，而现在，本所、乃至国司，也要开始接受这种相对公平的裁决程序。 公平，除了遵循最原始的力量法则以为，还有更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御家人的价值。 《御成败式目》的法例基本是以武家利益为出发点制定的，御家人是镰仓幕府得以存在的根基，对于幕府来说，御家人不仅是有生力量，某种意义上，也是不可再生的重要资源，所以一定要尽量保证每个御家人势力的存续。 日本封建制的根基，无不是强力保存封建权力的触角，不仅御家人内部的裁决需要公正，上级对下级也不能存在过多的剥夺，而削弱御家人这个集团的力量。 我们可以从一些式目的条例去了解镰仓幕府如何保护御家人利益的。 “规定守护的工作是决定大番役，调查谋反人、杀人事件，逮捕罪犯，除此之外不能做其他的事情。如果违反这一规定的守护被国司或领家起诉，或者被地头和庶民发现其违法行为，就将其辞退，任命合适的人担任守护”。 “如果有严重的犯罪，必须在仔细调查的基础上向幕府报告结果，并遵从幕府的指示。不能因为疏忽而擅自将从罪人手中没收的财产据为己有，违者将被解职。即使是重刑犯，也不能没收其妻子居住的房屋和家具。共犯的情况下，如果财产不存在应该没收的情况，可以不追究”。 “幕府不介入国衙、庄园的本所或者神社、寺庙引发的审判。如果没有本所的推荐信，幕府就不会提起庄园和寺社的诉讼”。 “以赖朝公为首的源家三代将军时期，以及二位殿（北条政子）时期授予御家人的领地，即使被本所等部门起诉，权利也不会被剥夺”。 “就像赖朝公约定的那样，御家人支配了20年的土地，没有必要归还给原来的领主(※贵族和寺社等)。但是，实际上并没有支配，却谎称支配的人即使持有证明书，也不适用那个安排”。 “代官犯了罪，被任命的主人只要向幕府报告，主人就会被判无罪。但是，如果主人包庇代官而怠于报告的话，主人的领地将被没收，代官将被关进监狱”。 “承久之乱后被没收领地的领主中，后来被证明不是谋反者的领地将被返还。已经被纳入返还领地的新领主将被替换的领地给予。因为他们都是在合战中立下战功的人”。 也有一些承认女性权利的条例，比如“御家人在决定继承之前死亡的话，剩下的财产要根据工作和能力分配给妻子。” “禁止在道路上绑架女性。如果这样做的话，御家人会被停职100天，郎从以下的一般武士按照赖朝公的先例剪掉一侧的头发。如果是僧侣，则根据当时的情况决定惩罚。” “毫无理由地掠夺他人的领地并收取年贡或财产，这是违法的行为，应立即返还年贡。而且，实行者的领地将被没收。没有领地者为远流。不承认错发的土地证。那个证明书必须迅速销毁。” “即使领地内的农民逃亡，也不能逮捕他们的妻子和财产。有未缴纳的年贡时，只让其缴纳不足的部分。另外，剩下的家人住在哪里是他们的自由。”“即使输了官司，如果是偏旁的判决，提出不属实的事情向法官提出不服，就没收三分之一的领地。没有那个领地的情况下流放。但是，做出偏向判决的法官必须辞职，不能再被任命为法官。” 有划分公武权界，避免武家地头向本所过度扩张的，“幕府不介入国衙、庄园的本所或者神社、寺庙引发的审判。如果没有本所的推荐信，幕府就不会提起庄园和寺社的诉讼”。 有保护到朝廷体制本身的，“征税是新任国司的工作，但此时不能抢夺前任国司的私人物品、牛马、家臣，也不能让他们出丑。” 当然划分权界，有时候是为了兼并有序。“即使没有实际支配的领地，也要将进贡给有势力的人进行实际支配的人驱逐出境，接收的人命令修理寺院和神社。另外，禁止未经本所同意将领地捐赠给贵族或寺院神社。违背这一规定的名主将夺去名主之职置于地头手下。没有地头的地方归本所管辖。”这一条下，表面上本所还是被保证不受侵犯的，但是地头背后得到的更多，而且也防止了本所和寺社、贵族合流。 这样一套法令，虽然是从律令法脱胎而来，实质上已大异其趣。诸如非法占有20年后可以自动获得土地，是对既得利益的承认，而像出于各种原因，减免受罚者家属土地的剥夺，已经超出保护御家人的意义，扩展到农民，这里有隐含着对传统的维护。因此，日本武士法从诞生之初就尊重传统，尊重习惯，是刻在骨子里的。
不过，还是不能简单将其定义为习惯法，或者类似于英国的不成文法。因为无论是对旧俗的尊重，还是对既有条文的尊重，本质上还是幕府权力意志的框架下实现的。幕府中央权威对于土地裁决的干预不仅是完全的，而且也体现出一定的随意性。 随意性反映在裁决的效用往往不取决于幕府体制本身，而是源赖朝个人对御家人的威信。承久之乱以后，变成了北条氏执权，缺乏源家威信的北条得宗家，采取更加制度化，扩大体制容量的方式来实现权威。 但是，我们不能假设执权者是永远善良的，以凡人之姿担任哲人王更是荒谬的。镰仓幕府虽然一直通过亲近在地势力、司法公正、同时积极扩大御家人体制的容量，走在历史发展的正路上，北条家却并不认为自己继续顺应这个发展，他们所做的很多。 其实只是维护自己的统治，幕府裁决从御家人内部的土地纠纷，扩展到外部的寺社乃至公家领，固然有武家体制更合理的成分，但是掌控裁决权的北条家族，本来就有想将权力一元化的欲望。乃至于有些后来者，将北条氏所不能完全掌握的御家人及其制度，仅仅视为自己的所有物。 镰仓后期，幕府废除了“引付”制度，“重事直断听，细事由问注所处置”。因为引付意味着越过御家人体制，向其他权门提出诉讼。越诉制度危及了北条家履行权威的“直断听”。 于是。幕府发布了对“直断”越诉的禁令，御家人以“道理”裁决，本来就灌注了强烈的意识形态标准，如果这些意识为公域所认可的道德加持，尚且能为大多数人接受，而显得公正，而后期的北条氏公域私用，道德裁决逐渐变成了权力意志，无疑跟武家法的缺陷有关。 当然，公域的道德认同强化到一定程度，就形成了路径，注定以后的日本武士，包括近代官僚，都必须尊重合议，他们只能在这条路径的扩张下继续走下去。 连评定众也架空了的北条氏自然也没有好结局，关东到关西，体制外的公家、恶党、寺社，到体制内的御家人，包括深为北条氏倚重的足利家，都纷纷起兵，可能连完成倒幕的后醍醐天皇本人都不知道，倒幕之所以这么成功，乃是北条氏失德，反对者众多的原因，他只不过是搭了个便车。 他本人是没有这种自知之明的，他接受的教育也不允许他这样想，至于他有多能折腾，就是建武新政的内容了。欢迎关注文史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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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面更新：2024-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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