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船山的政治思想有多先进？对生命的体验解释了一切

王船山所生活的明清之际，时势急骤变化，历史风云变幻，黄梨洲将这一时期称之为“天崩地解”的时代。王船山作为一名出身于书香世家的传统知识分子，自幼饱读诗书，胸怀着应试出仕、治国平天下之理想，但是时势的变化使得他在面对时代与命运的变化中，虽然奋力抗争而又难以逆转历史时代之洪流。

在其人生的后半段，时势最终促使他决意隐居湘西石船山，皓首穷经，伏案著述， 其理想抱负以及内心孤愤都化作点滴文字，书写出了深邃而又豪壮、险阻坎坷而 又阔达自己的一生。船山十岁从其父兄学习经义，十六岁始学诗，自谓阅古今人所作诗歌不下十万首，经义文章亦数万篇。

历经如此不平凡的一生，他在伏案著述的同时，或孤愤抒怀，或吟咏唱和；特别在其晚年，船山甄选评点历代诗歌、作诗评诗话，其人生阅历、学术思想底蕴与诗学相交融，呈现出异彩纷呈而又独特的诗学篇章。

成长于青年时期

这一时期的划分，起自王船山出生的1619年，止于 1643年北上应试，因中途道路梗阻，返回到湖南衡阳。船山于万历四十七年农历九月初一子时 出生于湖南衡阳城南回雁峰王衙坪。

其先世本来是扬州高邮人，在明代永乐初年官衡州卫。其父王朝聘，字逸生， 一字修侯，号武夷先生，始以文学知名，于明代天启辛酉中乡试副榜；母亲谭氏孺人。船山兄弟三人，其兄介之、参之，船山排行第三。

船山四岁即随伯兄石崖读书，年少即聪颖过人。父亲对船山管教严厉，督促他博览宋代诸儒的性命之学；崇祯五年，年仅十四岁就考中秀才，被选入衡阳州学；次年，赴武昌应乡试。

崇祯九年、十二年，先后两次赴武昌应试，均未中。其间，船山在长沙、衡州等地游学交友，崇祯十一年游学岳麓书院，参加邝鹏升等人组织的“行社”。崇祯十二年与衡州友人组织“匡社”。

明崇祯十五年，再次与伯兄石崖往武昌应乡试，船山中试第五名《春秋》经魁；其兄中试第四十名。是年冬天，与伯兄遵父命北上应试，行至南昌道路受阻，于此泊舟度岁。

崇祯十六年春，船山二十五岁，回到衡阳，刊刻《漧涛园》诗集，该集不久后毁于战乱不存。是年十月，张献忠率军攻陷衡阳，武夷先生与石崖先生被张部属所抓，船山刺面伤腕，傅以毒药，伪装伤口，救出父兄。

综观这一时期船山成长经历，对于船山学术思想及诗学观的形成之影响较为显著的，主要体现为如下几个方面：首先，深厚的家学渊源和严谨的家庭教导，使得船山形成治学严谨、志向高远而又实践务实的良好品行。在船山成长过程中，父亲朝聘、叔父廷聘、伯兄介之等，都对其言传身教，培养塑造其良好品行。

王朝聘七次参加乡试，屡试不中，五十三岁才考中乡试副榜。后赴京城游学北雍十载，本来可以以优异成绩从仕，但因拒绝纳贿，愤然撕毁委任状牒，布衣回到乡里，以处士终老。王朝聘年少时从学明代衡州的大儒伍定相，宗濂洛之正传，排斥释氏之学和阳明心学等，都对船山思想与品行之形成有着极大的影响。

叔父王廷聘字蔚仲，号牧石，也曾与武夷同问学伍学父，对船山思想、品行和诗学等也有着较大影响。牧石先生这种排斥批评公安、竟陵诗风，学习师法盛唐、建安诗风的诗学理论与实践，应当对船山诗学也形成了较为深远的影响。同时，在品行上，也对船山有着切实的教导和影响。

伯兄王介之，字石崖，长船山十三岁。船山自幼与伯兄石崖长期同处，“同席受读”，接受启蒙和学习经书，多次同往武昌应试并同年中乡试榜，受其兄耳濡目染亦颇深。船山家道中落，且父亲武夷先生曾游学北雍十载，其间主要依靠其伯兄石崖赡老抚幼。

其次，船山作为传统的知识分子，年轻时期仍然以饱读诗书、考取功名然后出仕为官、治国平天下为志向。在这一时期，船山饱读诗书，立志功名，广泛游学交友结社。

一方面，他积 极参与组织“行社”“匡社”，虽看似只是与友人议论文章、品评诗篇，但是也不无与志同道合者研讨学术，反对阳明心学、追求躬行务实之风，同时关心国是，力求匡正时弊、匡扶国家社稷。

另一方面，船山在这一时期，仍然对明代朝廷抱有热切的期望，希望自己的治国佑民的理想信念通过科举出仕来得以实现。他在科举道路上孜孜以求，四次参加乡试，并在第四次乡试中式第五名《春秋》经魁，随即与伯兄石崖准备北上会试。

只是因为时局变化，应试途中道路受阻，他们才又回到乡里。当然，我们必须认识到，这在当时，科举这条道路应该是实现他的经世思想的最主要途径。

再次，历史的风云变幻，时势的深刻变化，不仅影响到船山的个人命运走势，更加深刻影响到其思想认识的发展轨迹。

青年王船山以为只要遵循正常的科举之路，“学而优则仕”，就可以实现传统的知识分子“内圣外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但是，明代末年， 资本主义萌芽、明朝政权腐化堕落、农民的饥荒等多种因素，引起国内封建 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激化。

王船山北上应试之路自然被阻断，船山与伯兄石崖于南昌决计归养，回到衡阳。其时所作《元日泊章江用东坡润州韵》其一意谓农民军与明朝军队“鱼龙血战”正如火如荼，使得其北上应试“轻舟”仍未能“度江南”，内心不乏惋惜之情。

如果说此时的“变故”只是阻断了船山的 应试中举之路，促使船山思想开始发生转变；那么之后明王朝的毁灭以及船山中年时期奋力抗清的失败，则真正促使船山仕途与历史思想体系的根本确立。

最后，深厚的家学渊源、青年时期的游学交友结社等活动、传统知识分子的诗学素养以及诗人般的敏感气质等等因素，也对船山诗学思想有着重要的影响。船山出身于书香世家，父辈、兄弟等都长于诗文。伯兄石崖则与船山一起学习诗、书，船山更是“十六而学韵语，阅古今人所作诗不下十万”。

青年船山 既与师友唱和，也与友人针砭评论当时的不正诗风。即从十六岁开始学习作诗，并受教于牧石先生，其时也学习当时流行 的竟陵诗派，到 1645 年二十七岁时“念去古今而传己意”。

中年抗清时期

这一时期起自明崇祯十七年，李自成攻入北京，明崇祯自缢煤山，明王朝灭亡，是年五月，船山“闻北都之变，数日不食，作《悲愤诗》 一百韵，吟已辄哭”；止于清顺治十六年，船山闲居南岳双髻峰。

在这十余年间，船山一面奋起抗击清军，试图力挽狂澜，恢复重建明代江山；另一方面也面对清廷追捕，几次历经逃难，甚至隐姓埋名，举家遁入深山。明亡后，明朝原来的宗室及文武百官南迁逃难，1644—1647年，先后成立弘光、隆武、绍武、永历等政权，永利政权还存续了十五年之久。

而南明政权的苟延残喘，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农民军的奋起抗击清军。面对这一被视为‘地 裂天倾’的大变局，开始王夫之只是为明王朝的覆亡而‘痛哭’，写《悲愤诗》一百韵，仇视农民军。

而当清军南下，实行武力征服及民族奴役政策，陆续颁布了‘圈地令’‘严禁逃人令’，尤其强行剃发令，激起了各族人民的反抗，农民军奋起反击，成为广大人民抗清斗争的主力。这时，王夫之滋生了强烈的民族意识，把仇恨转向清朝统治者及无耻降清的败类，并因而逐步改变了对农民军的态度。

这一感情的变化，重新判别敌、友、 我关系，把民族大义放在一切正义的首位，是王夫之一生重大的思想转折，但这并非来自书本，而是来自投身社会实践所受到的客观现实的教育。

其时，李自成死后，余部兵力近 五十万组成“忠贞营”，屯聚两湖地区，欲与南明政权屯守湖南的何腾蛟、屯守 湖北的堵允锡联合抗击清军。但是何、堵二人“措置无术，而又不想能”，即既无处置才略，又各怀心思勾心斗角，无心抗清；船山上书章旷，正是欲弥合农民军与南明军队，共同抵御南下清军。

奈何章旷以为船山只不过是一介书生，他的答复是：“本无异同，不必过虑。”船山心灰意冷，只好无言以退。顺治五年十月，与管嗣裘等人合谋举兵衡山，战败军溃，船山携带侄子王敉逃亡耒阳、兴宁、桂阳等地，直奔肇庆投奔南明永历政权。

在肇庆，堵允锡举荐船山为翰林院庶吉士，船山以守父丧制谢辞。次年夏，船山回到衡阳探视母亲，住衡阳长乐乡石仙岭下耐园，奉养老人。未几，衡阳当地土人弄兵者，以船山曾举兵抗清故欲谋害之，船山虽侥幸逃脱，但是家中书稿等所有均被掠去。船山遵母命再赴肇庆。

顺治七年，永历政权其时已经是“纪纲大坏”，王化澄等人结为“吴党”，结党营私，扰乱纲纪。金堡、丁时魁、刘湘客、袁彭年、蒙正发等人志在 振兴纲纪，而王化澄等人却将他们诬陷为“五虎”，逮捕入狱，欲置于死地。

船山与管嗣裘同向严起恒进谒：“诸君弃坟墓，捐妻子，从王于刀剑之中，而党人 杀之，则志士解体，虽欲效赵氏之亡，明白慷慨，谁与共之者？”严起恒深感其言甚是，为之力请于朝廷，但是“化澄之党”反咬一口，“参起恒，先生亦三上疏，参化澄结党误国”。

王化澄等人因此对船山怀恨在心，恰好当时有攸县狂人作百梅诗冒用船山之名为序言，他们以此构陷文字之狱，欲将船山置于死地。幸得降明农民军首领高必正力争才得以幸免于难，船山去官离开。

此后几年，船山携家辗转流离湖湘、广西各地，躲避清廷官兵的追捕。王敔《行迹》云：“自此随地托迹，或在浯，或在耒，或在晋宁，或在涟、邵。所寓之处，人士俱极依慕。亡考不久留，辄辞去。”甚至曾隐匿常宁山中之“猺 洞”，“变姓名为‘猺人’”，授受山中逸士的馈赠米粟以补给家用。

其间，张献忠大西政权军队由孙可望、李定国率领，联合南明政权军队抗击清军。清顺治九年秋八月，孙可望部将李定国率军由广东进入衡阳，欲招请王船山，共议抗清复明大业，船山不往，作《章灵赋》以抒己志。

船山隐居于耶姜山。 船山携家在湖广之间辗转流离，身心都遭受到极大的考验。在孤苦逃难之中，开始深刻思考和著述。其间虽然偶有离乡避难山中，或出游寓居访友，但大多数是隐居湘西茱萸塘、石船山，专心著述。

归隐著述时期

船山晚年，居湘西草堂，潜心撰述著作等。据王之春《船山公年谱》统计，船山著书凡百余种，其中著录有名者。康熙三十一年正月初二，船山去世，年七十又四。

身后葬于衡阳西 乡金兰都高节里之大罗山。回顾自己的一生，船山自志其墓碑铭曰：“抱刘越石 之孤忠而命无从致，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幸全归于兹丘，固衔恤以永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