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人“好吃懒做”吗？答案也许真的“是”

菜场旁开了一家卤鹅店。

新店开张，生意不错，高峰时段常看到七、八、十来个人排队。

我喜欢鹅。

偶有“山阴道上如相见，应写黄庭换白鹅”这样的雅致，更多时候图的则是口腹之欲，东北的铁锅炖大鹅、苏北的老鹅汤、金陵盐水鹅、老广的烧鹅、潮汕卤鹅，还有，法式鹅肝……我是无鹅不欢。

那天去买卤鹅翅，排在俩上海阿姨后面。卤鹅店不大，就两人在里面忙乎，一中年女子招呼买卖，一小伙子埋头切案。女子对上海话似乎不太熟悉，跟那两位阿姨反复确认后，才把两份四分之一鹅腿称好，转身交给小伙子切好打包。再给我称鹅翅时，我听到等在一旁的那两位上海阿姨在聊天，大意是：

阿姨一：这个女人有点拎不清，跟她讲话真吃力。

阿姨二：都是外地人啊。

阿姨一：是啊，生意都被外地人做去了，上海人吃不来苦。

阿姨二：就是啊，上海人“好吃懒做”，没有几个人愿意做这种生活。

……

为了避免地域黑和拉仇恨，我再次强调一句，这是两位上海阿姨用正宗的上海话说“上海人好吃懒做”；她们是随意聊天，我是无意听到。大家都没有恶意。

细细想来，阿姨的话似乎也没说错，现在上海新开的小餐饮里（王家沙等老牌店另说）几乎没有上海人，尤其是看不到脱下“长衫”的上海年轻人。

3月27日，上海市统计局发布了2022年上海人口最新信息：上海总人口2500万，户籍人口1500万，外来人口1000万。年龄在60岁以上的，占常住人口的25%。

这就是说：上海老龄化比较严重，四个上海人里有一个老人；上海离不开所谓的“外地人”，十个上海人里有六个“外地人”。

一只卤鹅，且不说养殖，仅仅是加工，就有一系列繁复的工作，从宰杀到清洗到卤制，可能很多工作要在夜间和凌晨进行。曾有记者问NBA篮球巨星科比为什么能那么成功，科比回答说：“你知道洛杉矶早晨四点半的样子吗?”科比的意思是说，他见过，他是一只勤奋的早鸟。

这样的早鸟在上海这样的东方大都市里到处都是，可惜卤鹅这个行业没有总冠军，也没有MVP。

说上海人“好吃懒做”，话糙理不糙，基本符合事实。但上海人并不是一直就是这个样子的。改革开放初期，有相当一批上海人漂洋过海，去美加、新澳、日本、港澳等地，他们刷起盘子来一点都不比现在来上海送快递、烧卤鹅、工地搬砖的小哥们轻松。

上海影星陈冲，18岁去美国餐厅当服务员，前上海首富周公子曾去日本“跑水货”，在上海长大的沈南鹏在美国留学期间，学费不够，只能刷盘“自救”。

现在，很少听到上海人去国外刷盘子，甚至也很少看到上海人在上海刷盘子，但这并不妨碍上海人说“上海人好吃懒做”、“美国人也好吃懒做”。

在这个星球上，喜欢说别人好吃懒做的，好像只有中国人。

但是，如果把“好吃懒做”理解为“吃得好一点，做得少一点”，那么，好吃懒做还真不是罪过，而是社会进步的结果，

如果搬砖工人需要每天工作10个小时才能维持正常的生活，我并不认为每天10个小时的劳动有多幸福。如果社会进步了，有更新的生产工具和更优化的工作方法，只需2个小时就能完成同样的工作、获得同样的收入，这该多好啊。他可以用其他的8个小时运动、逛街、购物、休闲、娱乐，甚至无所事事......这样活着，何乐不为？

一定要像余华小说《活着》里福贵那样活着才有丰满厚重的人生吗？一定要上山下乡才有无悔的青春吗？

有些人对“勤劳”有说不清道不明的执念，其实，在现代社会，“勤劳致富”并不具有天然的正确性。看一个赤裸裸的例子吧：世界上的三大富裕国家美国、日本和德国，人均日工作时间分别是6.8小时、6.6小时和5.2小时。而著名的劳工大国墨西哥的劳动时长是8.7小时。

喜欢听相声的读者一定会猜到，最后我要说的是厉害了我的锅，每天工作时长是9.2小时。这属于爆表的长。

我很喜欢一句话，“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我更喜欢的一句话是，“科技不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才是”。

敞开心态，多跟漂亮国学学怎么培养科技人才，不是坏事；大鹅国那样整天惦记着土地的，不一定是好事。

脱下长衫，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穿着长衫的人才才是最可宝贵的资源。这个道理，非洲兄弟们也懂了。今年3月份，商务部原副部长魏建国在《此生难忘是非洲》的演讲中说，我们要给非洲5万名留学名额、5万名进修名额，还要引进1000名非洲杰出人才，培养2000名来华交流的学生，所有这些中国政府要拿出600亿美金。

说到非洲的那六百亿，有点扯远了，还很心痛，还是回到我买鹅翅的感悟吧：好吃懒做毁不掉上海，好吃懒做毁不掉人生；“吃得好，做得少”，应该是社会发展赋予我们每个人的权力。

如果社会不朝这个方向发展，未来的世界将会变得多无趣啊......我一点都神往不起来。

～谢谢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