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tGPT的核心技术是开源共享

一、 ChatGPT

最近媒体炒作起ChatGPT来，有人说这个AI平台将改变人类的未来，甚至有的声称带来毁灭之类，恰似前一段炒作“元宇宙”。新技术的推出，会一次次给媒体带来新热点。其实这件事不新，两年前在北京的人工智能研究院曾宣布自主研发全球最大规模的智能模型“悟道2.0”，数据参数远远超过美国OpenAI公司推出的ChatGPT，号称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人工智能模型，实现了超大模型和超大的算力。可几年下来，“悟道”并没有多大影响，数据规模不如“悟道”的ChatGPT却挑动了全球AI界的神经，这是为什么？

从数字技术发展的整个历史来看，数据规模固然非常重要，但已与机械技术时代非常不同。数据、材料、高精技术、头脑卓越的科学精英，虽然仍是核心硬件，但开源与共享的互动模式，才是推进数字技术迭代更新的真正力量。向全社会开放数据与技术，让不同阶层、性别、职业和不同教育背景的用户参与使用，让世界上不同民族、文化、价值观和专业的头脑献计献策，每一次用户访问，都是开放平台的一次调试和升级，头脑、数据与设备互动起来，人工智能技术才能不断提高。而少数专家依托科研机构埋头苦干的传统方式，已跟不上时代。从20世纪中期互联网发明开始，新的科技逻辑便逐渐渗透人类生活的所有方面，并最终塑造21世纪的时代精神：只有开放社会，科技才能进步。

二、发明互联网

近读阿贝特（Janet Abbate）著的《发明因特网》（Inventing the Internet），感触颇多。，从互联网到ChatGPT的技术逻辑，其实一以贯之，都一样是开源与共享。这不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知识型”吗？

因特网起源于1950年代“冷战”寒彻的美国，美国防部因担心苏联先发制人，以第一轮核打击摧毁美国的通讯网，使白宫无法下达核反击的命令，从而输掉一场核战争，情形恰似库布里克的电影《奇爱博士》(Dr.Strangelove，1964年)。于是成立“美国高级研究计划署”（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 Agency—简称ARPA），拨巨款研发抵御核打击的通讯技术。

美国科学家保罗·巴兰（Paul Baran）提出一个“封包交换”（packet switching）的设想，设计搭建多重中继通讯线路，以替代从信息中心辐射各地的阶梯式通讯网。他的设想是，让每一地方的通讯交换节点，均能自主判断通过哪条线路传输信号。一旦中枢或某条线路被摧毁，通讯网分布在不同地方的智能节点仍能自主运行，从而保证命令的上传下达。这个想法太超前了，颠覆了金字塔式的传统通讯逻辑，但要求中继节点智能运转，则须由电脑控制，并将模拟信号转化成数字信号，以避免多重连接所带来的信号衰减。当年计算机体积大、运算慢、成本高，处理数字信号的能力不够强。最终项目招标的结果是，通讯改造被老牌的AT&T电话公司夺下。AT&T仍保留从控制中枢逐级下达的旧方案，把钱花在深挖洞、加固地下核掩体，提高保护级别，优化线路材质上，而巴兰的设想被束之高阁。

巴兰

但几年后，英国科学家读到巴兰的论文，意识到这项技术可别用他途。英国人的兴趣不在军事，而在远程用户如何分享实验室里的大型计算机。当时还没有个人终端电脑，用户要租用科学机构的大型电脑。普通用户需用电话线连接计算机服务器，从自己的终端发来运算指令，付费让大型计算机提供运算服务。商用电话线既昂贵又繁忙，用户发指令时常遇占线、或发出后阻塞、遗失。同时，用户操作时又会常出现间隙，使计算机空闲，而其他用户又不能同时操作，使计算机的运算能力使用不够充分。巴兰的封包理论这下派上用场了，可将远程用户的指令切割成小块，按数字信号单位“千字节”（Kilobyte），把一条命令分成几个小信息包——即“封包”(packet)。这样，由联网的计算机终端充当智能节点，根据线路的忙闲，节点自主选择不同线路分拨小信息包到目的地，然后再组装起来，还原为初始信息，这就是所谓“封包交换”（packet switching）。它不仅解决了线路繁忙问题，还可让多个用户端同时操作，利用封包原理“分时”（time sharing）共享计算机服务器。

军事技术服务于商用，巴兰的初衷是想搭建多重连接的通讯网，提高抗核打击能力，结果却给未来的互联网埋下种子。后来，美国防部大力资助“阿帕网”（ARPANET），科学家们也秉承兼容开放的理念，让所有民间用户根据自己的需要，时时修改、更新界面上的传输程序。结果，各国的学者、工程师、通讯公司、军事机构、民间企业、甚至大学研究生，经历几十年的切磋、互动，群策群力，从各自的需求出发，以迥然不同的智慧与远见，让网络技术步步升级，一点点搭建起因特网。后来，网络百科和各种网络平台也都继承了这种开放态度。假如美国军方以军事秘密为由，不让巴兰在科学期刊上发表论文，或不支持阿帕网的民用探索，那么今天我们可能就没有互联网。

其实，至今也说不清到底谁发明了因特网，因为其间没有像牛顿、爱迪生、爱因斯坦或居里夫人式的超级英雄，能一人独慧让万世受益，成为关键性的决定人物。也很难讲到底是哪一年实现的全球联网，更无法确定谁最先预见到互联网有改变人类历史的前景。许许多多的“小人物”，在日常工作中不经意间与千里之外的陌生人合作，一点点勾勒出覆盖全球的计算机网络。这不是传统单向度的供求关系——即少数原创者发明技术供给多数使用者的金字塔模式，而是多向度的互动关系——即“用户生成”（user-generated）的平等模式。

中国与国外网络的连接，也是国际合作的结果，1987年，德国电脑技术专家向中国提供西门子电脑，德国学者帮助中科院攻破一个个硬、软件难关，才向世界成功发出第一封电子邮件。之后，他们又帮中国申请“CN”域名，与世界上其他普通用户一样，签署TCP/IP“传输控制协议”（Transmission Control Protocol），中国的计算机才连上全球网络，因特网的覆盖面也越来越广。1989年，英国科学家蒂姆·伯纳斯·李（Tim Berners-Lee）创建了“万维网”（World Wide Web，即www.），以超文本链接开拓出一片广阔的虚拟信息空间，全球用户可随意浏览世界各地的网页，地球变成了一个村庄。

20世纪末，人类告别了机械复制时代，电脑将世界连成一体。从事后来看，我们所谓的全球化，不仅意味着经济与文化一体化，其更坚实的物质基础是数字技术。我们能否据此推断，互联网技术衍生出了与之相应的知识与文化形态？或追问：既然在数字技术史上呈现出去中心化、多元性、多样性、流动性、用户主导、以及数据共享的民主化趋势，那么，这是否也预示着“知识民主化”时代的到来？

三、重新估价“博学”的含义

“老师，您讲的内容维基百科上都有。”拿手机的学生淡淡的一句，教授顿觉无地自容。失落的教授变颜正色：“论文不许引用网络资源，网上的信息都是垃圾，没有正经学问。”到了期末，学生照样用搜索引擎搜学术论文的电子版，根据上面的出版信息和页码，注释自己的期末论文，谁也看不出援引的是纸质出版物还是电子资源。的确，网络资源莠不齐，可是信息量极大，关键看你会不会搜，实际上并无网上、网下之优劣。

这是学校最普遍的现象，不劳笔墨饶舌。但问题并不在写论文该如何查文献，或者争论线上、线下哪种知识可靠；问题也不在于纸媒与电子媒体孰优孰劣，此乃器物、枝节之争，未触及深层的历史性断裂。我们或许应该问：互联网出现后如何面对硕大无朋的电子记忆？在电子记忆时代，“学习”是否与以前的含义不同？甚至要思考：网络知识时代，什么才算“真有学问”？

我们耳熟能详的是文明的延续有赖于文化传承，传承是知识薪火相传。一代又一代人上学、读书、进图书馆、欣赏艺术、传播资讯、写作或做科学实验，无一不需要记忆力与创造力。所以，考试不允许带电子设备，学生要凭大脑记忆与思辩力回答试题。评估学术机构也要考察图书馆规模，衡量精神遗产的藏量。考评高等教育与科研机构等级时，要统计学术成果发表，量化科学文化的贡献。但如今，电子记忆渗透到生活的所有方面，为什么要在意学生的记忆力？所有学术成果和文献都已电子化，为什么还斥巨资修建大型图书馆？既然维基百科、百度百科上无所不包，为什么还要搞知识竞赛？既然大家都在网上搜索学术资源，为啥非要学者纸版发表论文和专著？我们仍需要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吗？或者换一句话问：数字时代为何非要固守机械时代的评价标准？

四、网络新知识型

早在1935年，人文气质十足的瓦尔特·本雅明，被电影这门充斥技术“铜臭”的艺术所震惊，写下《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一文。他追溯一场在19世纪关于绘画与摄影艺术孰高孰低的争论。那时人们认为摄影不算艺术，推及电影也不会有深度。但到20世纪20年代末，电影进入有声时代后，电影叙事日臻成熟，到30年代便步入了黄金时代。站在历史的转折点上，本雅明发现上世纪的争论不得要领，摄影算不算艺术是个伪问题。真问题应该是，摄影出现后，整个艺术史不可逆转地拐入新轨道，世界迎来了机械复制时代，这场论争不过表征了历史转折的时代焦虑。

受本雅明的启发，我们或许也该重新设置一下问题：与其争论线上、线下哪种知识谁更可靠，不如提出另一个问题，即互联网出现之后，整个人类知识的结构是否随之发生变化？接着还可以问：既然互联网 “供给”与“索取”知识的方式，不同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那么传统的知识论是否还有效？近一百年前，本雅明揭示出机械复制时代的新艺术形式与新知识型。那么，经历了数字革命之后，其洞见已进入历史，无法再用之分析今天的现实。然而，他以媒介技术为切入点分析艺术的独到角度，却可以启发我们寻觅知识转型的隐幽线索。或许我们可以追问：数字技术也能像机械复制技术那样重塑一个时代的知识论吗？本雅明说，照相技术让艺术的神韵消失了。那么，经历了模拟（复制）转数字的革命之后，文化形态又会发生怎样的转变？

五、从机械复制时代到数字网络时代

技术与文化本属两种性质不同的领域，文、理两科怎能混淆？彼此如何相互影响？即使一方改变了另一方，谁是因又谁是果呢？改变的具体过程会是什么？列夫·曼诺维奇（Lev Manovich）所著《新媒体的语言》（The Language of New Media）一书，系统地阐述了电脑媒介对文化的塑造过程。我们这个时代所有的文化基础都将被电脑化，因特网成为全球化最实在、最显著的标志。这是一场最深刻的媒介革命，从文化生产、发行、到市场流通，一切均由电脑做媒介。本雅明所震惊者，不过是摄影一种媒介带来的局部变化，而这次数字革命涉及所有文化形态。无论是获取或操纵文化数据还是存储文化素材，也不管你采用文本、图片、视频、音频还是各种格式，都必须先将资料转成数据，电脑才能够读取，我们也才能使用。将文化所有形态转译成二进制数字，是人类文化的未来宿命。

模拟转数字，是这场革命最深刻的断裂。回到本雅明的复制（或模拟）时代，电影是连续拍摄多个静态的照片，储存在长长的化学胶卷上，声音存入磁性声道。放映时，放映机用与拍摄相同的速率，连续读取胶卷上的一个个画面，再用强光投到大银幕上。肉眼被高速运转的画面所欺骗，误以为银幕上的幻象是连续运动的，这是模拟方式再现的世界。到数字时代，数字镜头将对象物反射的光线投到感光器件上，光线被转化成电荷，再由“模数转换器”处理成二进制数字，存储在记忆芯片上。原来脉冲模拟的连续“影像编码”（iconic code），如今被0与1构成的二进数字替换，这是“数字化”（digitization）过程。这一过程分为两步：先从模拟信号里取样（sampling）——将连续的数据分割成一定的量值；然后“量化”（quantization）——即在一定数值范围内给模拟数据以量值，如0-255像素值是一个8比特的灰度图像。放映不再是每秒跑24帧照片，而是以播放软件读取二进制数据进行连续播放。胶片的画格间隙被取消了，动态更加流畅饱满。但在像素层面上，画面乃是一堆彼此分离的0、1数据，从此，电影沦为电脑的奴隶。我们每天接触的各种文本格式、图像、视频、音频、网页、通讯信号，都一样由这一堆二进制数码构成。

本雅明虽然不可能预见电影的数字宿命，但他做的复制时代与前复制时代艺术形式之间的比较，却发人深省。他说绘画以线条勾勒对象世界，是整体性地把握现实；而电影却把绵延的时间分割成一帧帧彼此独立的画幅，然后剪辑拼接，演员因此失去对情节的整体把握，剪辑师将其表演支离破碎地编织到银幕重构的世界里。而曼诺维奇则认为，复制技术正呼应了工业革命促生的生产模式：福特的第一条生产流水线（1913年），便是大工业时代的经典范式——零部件标准化，生产过程被分割成一个个不断重复的简单劳动岗位，每一工位前后串联起来，便形成流水线。工人无需理解全过程，只须天天重复同一工种，便速成为熟练工人。流水线上的工人随时可被替代，正像卓别林电影《摩登时代》一样。

到了数字时代，世界进入后工业社会，数字媒体同样也呼应了后工业的逻辑。曼诺维奇的观点是，后工业生产的逻辑是所谓“按单定制”（production on demand）与“按进度配送”（just in time delivery），网络经济以信息、传媒为先导，网络电商投巨资收集用户信息和消费行为习惯，针对性地推送广告，精准投送产品。

从1950和60年代的信息服务经济，向1970代的后工业转型，至1990年代的网络经济，文化便一直随经济形态的变化而一次次转向，这不正符合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吗罔顾技术而抽象地讨论精神很可疑。如果所有文化典籍、教育内容与传播信息都被电脑化并上传网络，那么，将来谈文明的属地性与语境化还能成立吗？

曼诺维奇如此论证，数字媒介包含了文化与技术两个层面：文化指百科知识、故事情节、写作视角、摹仿与宣泄、悲剧与喜剧；技术层面是指电脑程序与“封包”（packet）、分类与进程、计算机语言与数据结构等。如果你使用不同操作程序，电脑呈现数据的方式也会不同，文化因此随之而变。因此，文化不仅是抽象的精神活动，而是由“电脑本体论”（computer’s ontology）、“知识论”（epistemology）与“语用学”（pragmatics）三者共同塑造的观念。人、机融合才会实现技术与文化的实质形态，衍生出“电子文化形式”（telecultural form）。电脑技术的演进不可避免地会影响文化史的嬗变。

应该说，曼诺维奇是从人文学理论中汲取了灵感，然后在电脑学里寻找技术论证，他称这种方法为“数码唯物主义”（digital materialism），以之考察数字时代的文化、社会与组织结构。既然证明技术与文化是一体两面，科技塑造文化形态，而数字技术的核心要件是开源与共享，那么，知识与文化将必然走上民主化与大众化的不归途。如今已无法回避这些问题：大众生产的知识是否可靠？精英的真理性与权威性还能否维系？维基式的知识形态与传统知识型有连续性吗？

曼诺维奇

六、知识民主化

本雅明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说，机械复制技术出现之前，艺术品的价值源于原作的本真性、在场性、和作者的权威性，艺术尚有“神韵”（aura），仍对应着传统社会的伦理、仪式、特权与专属权。而照相术出现之后，原作与副本相去无几，收藏艺术品的独特空间随巡展与市场流通而消解，仪式功能难乎为继了。人们不再仰慕艺术而注重消费艺术，名媛雅士迷恋的名作收藏，让廉价的复制品大煞风景。随艺术神韵的消失，大众社会与政治现代主义不期而至。1930年代新闻电影里闪现马路报童的身影，报刊也推出“读者来信”栏目，让贩夫走卒以铅印的白纸黑字发表感想。自此，只有少数精英作者的话语特权，被广大普通读者渐渐削平，机械复制重构了人们的时间观与空间观，此为本雅明在20世纪30年代的观察。

20世纪末因特网莅临，世界从此改变了。原来《不列颠百科全书》是百科知识的权威来源，如今学生上网查“维基百科”了。“不列颠百科”曾延请功成名就的大学者，皓首穷经，诲人不倦，给世界奉献了权威、普遍的知识。而维基的编者队伍里竟有送披萨的小哥，不管你有啥知识背景都可参与编写词条，维基编委只要求大家遵守编辑规则：即每个词条必有援引、每句话必有出处。只要遵守规则，人人都有编辑、修改资格。无论大学者还是送餐小哥，每人的编辑权重又都很有限，词条越热门，参与的人越多，内容就越丰富、越可靠。个体的贡献被数量稀释了。相反，越生僻的词条，参与编辑的人则越少，个别编辑的倾向便会凸显出来，词条内容也会相对单薄，可靠性随之下降。这是个什么逻辑？难道数量多寡能决定知识的含金量吗？

中国有句老话：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但大家已不再认同这种观点了，而说一百个臭皮匠，也仍是臭皮匠。诸葛亮是杰出人才，怎能用人数来凑呢？的确，如果所有人在同一个平面上，每人思考的角度、问题意识、知识背景都差不多，那么，臭皮匠再多也顶不上一个诸葛亮。但维基百科并非臭皮匠的数量相加。

如退回到十多年前，用户对维基并没有太大信心，乌七八糟的网民怎能编出权威性的百科知识呢？事实上，无论维基还是百度百科，也的确不可靠。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参与编辑的人数越来越多，使用范围越来越广，词条不断更新，可信任度逐渐提高了，已成今天不可或缺的知识源。臭皮匠修成了新时代的诸葛亮，原因何在？从机械时代过渡到数字知识时代，知识的目的已不再是仅服务于生产。原来知识是第一生产力，如今知识则以创造社会主体为己任。以前履历表上的姓名、地址、职业、地位，不过提示着作为生产力的人的价值，如今却不能再定义我们的存在。在知识时代，每个人首先是一个知识源，这并非指其受教育程度或社会地位的高低，而是凸显每个人经验的独特以及对他人的启迪。我们在网上相遇，平凡小人物的日常琐事，一样启发无数人的思考；即使一技一能，也可以帮他人改善境遇。同时，没有谁完全了解别人的生活，掌握他人的特长，我们始终是独特的、神秘的、不可替代的。在这个时代，知识的个人性与经验的独特性，超越了以往对普遍性的追求。

职业开始变得越来越难以辨识，一人身兼数职，有工作或是失业，上班族还是休闲族，两者界限已模糊不清。如仍固守传统的偏见，不承认所有人都有智慧，便是否认他人的存在，也是知识时代愚昧、歧视、敌意、仇恨与暴力的根源。“抖音”风靡国内外，这款青年人自娱自乐的短视频平台，由网民自己拍摄身边的场景，或用视频剪辑、特效软件编辑各类信息上传，让点击量决定哪款视频火爆。网红几乎是个偶然，无论是制作者还是消费者全然不知成功的奥妙所在，大家喜欢便火了。没有谁像制作电影、电视、戏剧那样，为创作优秀抖音作品，刻意研究节目的美学与规律。“抖音”属无名之辈的本色创作，文艺理论对之失语，也找不到放之四海的普遍规律，成败靠网络的民主机制。

七、网络集体智慧

这个全新的民主时代，不同于代议制民主，遴选少数精英代理大众进入公共领域。而是直接民主，网民直接参与，彼此互动，信息资源全球配置，个人以分子化的结构形成网络社会。新事物变化之快，复杂性与多样性之丰富，少数专家无力把握，也无法理解。除了学习与适应这无序、莫测的世界之外，别无它途。因此，列维（Pierre Levi）著《集体智慧：赛博空间里的人类新世界》（Collective Intelligence: Mankind’s Emerging World in Cyberspace）一书，引入“集体或共享智慧”（collective or shared intelligence）这个概念，描述这种跨地域、跨空间、跨贸易的网络“知识空间”（knowledge space）。

前些年国内流行“人肉搜索”，算不算集体智慧呢？不能算，集体智慧或知识空间的锋芒不在信息收集，也不是网络“人海战术”。人肉搜索靠电子记忆的强大与网络覆盖的广泛，能收集大量信息，联络虚拟空间的各地和各类人群，大海捞针地搜索目标身边的知情人，晒出目标隐私，动员网民线上或线下骚扰。这是传统的群策群力，实际是人情社会的虚拟扩容版，假现代科技之形，行人情脉脉之实，属网络猎巫行动。而网络知识空间靠运算重技术，计算机运算将人的思维“外化”——即将人的反思力、记忆力与联想力转译成“链接”、“打开网页”与“选择界面”，将个人思想转化成大规模生成的公共思维，私人想法就加入共享智慧。

根据列维的观点，网络百科首要是获取技术、机构或概念工具，然后才是收集、过滤大量信息，运算后整合出可导航、可检索的信息，以链接的方式呈现多样的智慧与想象，搭建有思维纵深的信息平台。网民以虚拟身份在平台上彼此辨识，相互激发思考，各自贡献思维的路径，深挖思维的潜力，形成“集体智慧”或“大脑超链接”（hypercortex），解决传统知识表达不出、解决不了的问题。

维基百科汇聚了大批背景不同的志愿者，大家匿名编撰、修订、补充、审核、更新词条。重要的不是收集关于事实的客观知识，也不局限于汇集角度不同的想法，核心是要改变我们与知识的关系，联系世界各地千差万别的人，革新伦理、美学、技术与社会组织方式，重建全球化社会。这与利用网络技术操纵猎巫和网暴南辕北辙。

2012年3月，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宣布停印已有244年历史的纸版《不列颠百科全书》，从此发行电子版，从线下走到线上。看似一条纸媒转电媒的消息，含义却远比这层深远得多，标志一个时代知识型的结束。印刷时代文本与形象的标准被网络时代取代，网络百科不再沿袭纸质百科的文本与图片形式，而集文本、图像、视频、音频等格式为一体，配以人机互动拟像、互动地图、虚拟现实等跨媒介多模态，覆盖几乎所有的符号系统，传统学科的界限难乎为继了。

网络用户的人机互动，替代了精英教育的知识单向街，学习未必要找已特权化的教育机构，而上网共享普遍分配的知识。列维相信，专家智慧凝结的“encyclopedia”（百科全书）终结之时，也是大众智慧荟萃的“cosmopedia”（网络知识空间）出现之日；高度复杂的“网络智能”（networked intelligence），将人性投射到无垠的赛博空间里，开源人工智能开发的ChatGPT，也是沿因特网的技术逻辑向前推进，使得人类的思想探索具有了空前的潜力与变数。

八、开放是通向未来之路

世上没有谁全知全懂，一人擅长一两门专业就不错了。万维网以“超文本链接”导航知识系统，让有共享性的“集体思考”成为可能。列维认为“网络新人文”打通了个人与群体两类不同知识的分野，超越了笛卡尔的“我思”——即以个体为中心的认知模式，而进入“我们思”的多元认知时代。其实，这在今天日常生活中体会越来越深，学术一天天碎片化，政治学不搞制度或思想研究，而做实证问卷和统计，像统计学而不似社会科学。社会学不思考社会形态，而注重田野调查，就像人类学不研究人种、民族而也热心于田野一样。历史学不讲帝王将相，而偏爱边边角角的小历史。哲学不研究德国古典而转向科学哲学。怀旧者招魂韦伯的“天职”和海德格尔的“存在”，痛批当代学术异化，哀悼黄金时代的消逝。

科技界也难逃同样的宿命，从事生命科学的科学家，天天在实验室里或计算机前重复琐屑的实验和冗繁的计算，情形不比《摩登时代》的流水线工人强多少，终其一生未必明白这些数据到底要证明什么。今天的学问如此庞杂多义，没人再学康德、黑格尔和牛顿，以一人之才智，穷尽天下知识，建立无所不包的学术体系。相反，今人之明智在于自知局限与渺小，学会与他人合作与共赢，与不曾谋面的陌生人共享知识、共创智慧，以期有所建树。在民主的赛博空间里开源与互动，将汇集起来的智慧无差别地播散到虚拟世界的每个角落。人人付出，个个收获，知识栖居在人性之中。

但是，我们仍有很多专家不肯轻易公布尚未完成的研究，生怕被别人偷走，学术成果被别人占有。只肯在单位内部或同行小圈子里交流透露一点，自己不搞出个“前沿突破“或”弥补空白”，就不肯拿出来示人。其实，这几十年来科技上的突破，很少是一人或几人完成，科学家大多是将研究思路先发表在期刊或开源网站上，新想法可能启发世界另一角落正思考相关问题的人。他把读到的数据与自己的研究结合，做出成果后再公开发表，如此又启发下一个人。如多米诺骨牌，一项技术从最初设想到完善应用，一般有无数科学家的参与。所以，OpenAI并未如“悟道”那样下大力建设基础架构，而是注重邀请世界上所有用户使用ChatGPT平台。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更新和建设，人工智能走到多远，要靠大量的用户使用和参与。而“悟道”虽拥有巨大的数据参数，但向世界无限制开放却是个难点。

开源与共享在概念上不难理解，实施起来却不容易。我们的文化基因里有农业文明的封闭狭隘，强调内外有别，分清敌我，喜欢生活在各种隔墙后面。我们古有长城，今有大院和小区，疫情未到先行封闭；同样在心灵世界里我们也画地为牢，饭圈、朋友圈、同学圈、老乡圈、家长圈、代际圈、师门圈之类长久不衰，连微信技术都是文化的量身定制。离开圈子我们会感寂寞失措，遇到危机我们本能地阻断隔离，所以大禹治水对中华文明永远是个警示，而大疫三年中西方的差异显而易见。列维说电脑技术产生于西方不是无原由的，它与西方科学与哲学传统息息相连，电脑运算的逻辑深植于当代西方知识论与美学之中。希腊罗马的古典哲学是从超验世界里寻找普遍性，而因特网是将散落在不同时空里的真实经验联系起来；所以，网络智慧不是因循柏拉图的古典脚步，一心要攀登知识的制高点去寻觅“真理”（eidos），而是屈尊于芸芸大众的“意见”（doxa），在众生喧哗、芜杂多义的个别思考里，披沙沥金，萃取真知灼见。

中国传统知识论有强烈的精英化色彩，如今受到数字技术的全面挑战。与其担忧因特网或人工智将毁灭我们的生活，不如开放心扉积极利用它带来的实惠。学习西方不是追求其表面的浮华，而是欣赏其开放、自信和包容的勇气。

参考文献：

1. Janet Abbate,Inventing the Internet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1999；

2. Water Benjamin, “The work of art in the age of mechanical reproduction” in Illumination, edited by Hannah Arendt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69).

3. Lev Manovich, The Language of New Media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2001).

4. Michael A. Peters, “Interview with Pierre A Levy, French Philosopher of Collective Intelligence” in Open Review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2015(Vol.2, No.1, 259-266)

5. Pierre Levi, Collective Intelligence: Mankind’s Emerging World in Cyberspace (New York: Plenum Press, 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