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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跃龙门腾空去，鸟戴凤冠通天鸣。在等级森严的古代，考取功名万古流芳几乎是古代寒门弟子唯一改变命运的方式，是古代寒门弟子的一道希望之光。

科举起于隋唐，宋代删减改善，明清时代达到顶峰，成为了王朝选官制度的根基。

明清科举制度关系到了庙堂之上的帝王将相与江湖之中的布衣百姓共同的命运结局，是明清社会中的一条生命线，可见非同小可。

那么，下面，让我们纵览明清历史，通过科举制这条主线，以管窥豹，来梳理一番明清时代王朝制度的变迁。

开局即巅峰，巅峰之后便僵化

明清的科举达到了科举制度的高峰。

这首先体现在规模方面，明清时代的科举制度在规模层面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应试者往往每年可达上百万人，覆盖了整个社会的圈层网络，形成了一个直达民间的网状结构。

除了规模的空前，考试制度的进步程度也远非前朝可比，相比于宋代的三级考试，明清科举则为四级结构。

有三年两考的童试、三年一考的乡试、在乡试第二年举行的全国会试、紧跟着会试的殿试，总共四大等级，层层选拔。

童试还被细分为了县、府、院三级，在考卷处理上沿用了宋代考卷匿名的形式，并更加严格的执行。

对于当时的应考者来说，总共需要通过童生、秀才、举人、贡士四大关口，然后才能进京面圣，在殿试里去争夺状元、榜眼、探花这三个全国最顶尖的成就，也就是进入进士的行列之中了。

童生与秀才仅仅是对于读书人的认可，清代秀才能见官不跪，至少在乡里是有一份特权，举人以上便有了进入官场的权力，其实便是统治集团的一份子了。

若能高中进士，则会被朝廷认定为重点人才，就算是鱼跃龙门，一朝飞黄腾达，此外假若考生能力出众，还可以考虑去争夺乡试头名的解元与会试头名的会元这两个附带的游戏成就。

如此严密的体系自明初定型后，一直沿用到清代，能够长期全国贯彻执行，本身就很不易，就算是今天的考试制度，也未尝不可向古人学习。

在当时来说，明清科举考试相对于全世界来说，都是遥遥领先的。

不过，虽然明清时代的科举制度迅速达到了顶峰，成为了王朝的根基，但很快明清时代的科举制度便走向了僵化。

巅峰过后即僵化，寒门的面前出现了一道希望之光，然后便只有一孔之光了，这道光终究并非是曙光，只能算是一道烛光。

唐代时期，科举制度还较为丰富，诗词歌赋可以进考试内容，宋代也非一尘不变，但在明清时代科举考试之中，经义占据了绝对地位，要求应考者对于儒家经典的背诵精细到每个字句。

明宪宗时代的八股取士，更是封死了科举的进化渠道，从此考试形式再不会进行与时俱进的调整，必须按八股格式进行复杂枯燥的填词。

这个状况在清朝时期愈演愈烈，甚至将考察的矛头对准了考生的字体是否符合正统文书，例如清代的龚自珍便因为使用的楷书字体不够正统，虽文章已经被冠以极优的成绩，但仍然要在评定成绩时降格一等。

可见这个时期的科举考察内容已经演变到了怎样离谱的地位，鲁迅笔下的落魄文人孔乙己，之所以能把茴香豆的茴字写出四种写法，也正是因为如此的科举制度使得科举文人不得不如此适应环境的缘故。

如此的制度设计，当然并非是一种失误，事实上这个结果正是古代皇权政治中的隐藏逻辑所决定的。

皇权面前的表演，一面漂亮的孔雀屏

明清时代的科举制度的本质是皇权的工具，维护稳定的作用与选拔人才的作用并重，甚至前者更加重要，毕竟真正进入统治集团核心的人才都是皇权的宠信。

而并非是由科举决定了文人是否能够进入到统治集团的核心圈层，科举制终究仅仅只是一种入场票而已，它能够使得一个群人进入官场，从而构成一个统治体系。

对于作为统治者的皇帝来说，其实并不看重这些通过科举考试的基层官员的能力，只看重于这些人的忠诚程度，对于一个君主权威极度加强的时代来说，皇权与民间之间需要一个非常庞大的缓冲地带，从而保证皇帝的权威始终强势。

这个原因是决定明清科举制度的关键，皇权的用意使得科举制更像是一场服从性训练，以及一场忠诚度考核，从这个起点出发，虽然这是制度本身是古代官僚选拔方式的优秀制度设计，但因为它的作用仅仅是出于维护皇权，而并非是加强公务员能力，因此也就出现了繁琐化与无用化的变迁特征。

八股取士所需要的科举知识与动物界里孔雀的羽毛非常相似，同样是几乎无实用意义。在自然界里，孔雀的羽毛仅仅能够用来求偶，在明清时代，科举的作用也便仅仅是取信于皇权，来证明自己天天在背诵忠于君主的儒家格言。

清代军机大臣鄂尔泰有名言，“非不知八股为无用，特以牢笼人才，驱策英才，其术莫善于此”，点明了科举制的要义。

自然界里，当一个物种进化出的“无用器官”越多，就说明该物种内部生存竞争越是非常激烈，而这个物种在自然界不同物种间的竞争状况往往会处于劣势，越是劣势，这种无用也便更有用，可以通过内部竞争优势弥补外部竞争劣势，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因此，类似孔雀这样的过分美丽鸟类才往往是珍稀物种。

这种局面造成了“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与“百无一用是书生”两种截然矛盾的心态，越是到了王朝危亡的时代，这种状况越是加剧，此类状况更深层次地反映出了明清时代的社会矛盾。

正因为如此，科举制带来的影响是双重的，既有正面影响，也有负面影响，越到后期负面影响越大。由于考取功名所需要的时间成本非常高昂，因此寒门越到后来，也越难以真的越过这道天堑般的龙门了。

是难得的寒门希望之光，也是微弱的烛火

总结科举制的成果，应当公正承认的是，科举制的正面影响哪怕是在其最为僵化的晚期，还是存在的。

虽然科举制是钢丝桥，但寒门之中也不乏善于走钢丝的好手比如明朝最有权力的宰辅张居正，祖上不过秀才，算是寒门读书人，他能够打拼到了帝国的最高层，自然是离不开科举制度的帮助。

比起禅让、世袭、客卿、察举、九品中正来说，科举制的相对公平性还是要更高的，虽然科举也并不能保证完全的公平公正，但至少可以保证客观，虽只是一条窄路，但还是能有通行者。

但又必须承认的是科举制的希望之光不过依旧是微弱的烛光，隐藏在科举制里的恶性循环最终还是对明清社会造成了剧烈的负面影响。

在科举制之中，最有优势的其实是地方上善于科举的宗族世家，而并非寒门子弟。科举取消了依赖世袭的士族，加强了皇权，但也支持对皇权威胁小的新权贵集团出现。

古代皇权本身是需要拉拢权贵的，比如朱明王朝在统治后期依旧供养着近几十万的宗亲子弟，满清王朝则以养尊处优的八旗权贵们作为统治根基，科举制本身是具有调节功能的，但科举制本身的层层加码，正使得科举制的这个功能失效了。

读书读傻了的孔乙己自然是不会去造反，但李自成、张献忠可就未必了，洪秀全这种连秀才都不下的童生，造反倒是好手。

既然科举考不了，又无其他渠道，那么对于那些敢于铤而走险的强人来说，造反竟然是比科举更现实的一种解决问题方式。

古代社会矛盾激增的主要原因在于王朝制度腐朽、土地兼并严重、小农经济饱和、重农抑商等因素，科举制仅仅是没能解决问题，但其本身并非该问题的根源，更何况在智力考核方面，科举制还是非常合格的，对于科举制来说，最大的负面影响是其极大地限制了中国古代社会进步的空间。

文人为了应对科举的严苛考核，往往自十岁左右便要熟读熟背四书五经，一生都在纠缠于这项童子功，这使得古代中国变成了一个文科生大国与一个应试大国，对于世界正在发生的变化，毫无察觉。

以至于鸦片战争后，清王朝也不知该如何变革，就像一名偏科生突然走进了现代高考考场一样，手足无措。最终科举制也在1905年被淘汰了。

结语：

科举的兴起，在于其对于寒门的公平，科举的没落，则在于其仅仅止步于利用寒门，并不是真的要建立一个公平的社会。

有了科学的制度，倘若不能有效的使用，反而会起到反面作用。对于一个社会来说，若固步自封，即使拥有强大的资源，也难免会在面向世界时一败涂地。

要想真正具有竞争力，便应保证寒门的希望之光并不微弱，这样才能使得更多的社会力量能够促进社会的进步，从而使得公平真正转化为强大的竞争力。

站在后人的角度上看待历史，科举制度在明清时期的发展与衰落，所留给我们的最重要启示恐怕便在于此。

参考资料：

[1]石永胜.简析隋唐、两宋、明清的科举制[J].学周刊,2011(09).

[2]赵杰.中国科举制:变迁、反思与超越[J].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3(06).

[3]楼坚锋.明清科举制度衰亡原因探析[J].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4(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