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3抗美援朝- 战俘回国后情况上

整个三十七年的历史犹如一瞬，这一瞬又酷似一座埋葬人类精神的墓冢；犹如一个心志精力皆已枯竭的生命，昏昏沉沉地扑倒在地，唯有那颗勇敢的心脏还在坚强地跳动。

六千零六十四名归来者在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里，就像一只小乒乓球被摁没在海洋里；

这只小小乒乓球却总是从那没顶的海水里钻出跳起；

一页历史。

曾任共产主义团结会釜山地区伤病战俘分会总指挥的郭兆林同志，在归国之后，是二十多名“享受”转业特殊待遇的“幸运者”之一，这里有一份关于他的审查结论：

郭兆林，曾用名王轩，戈利，男，一九一七年生，中农，学生，原籍为山西洪洞县，一九三七年八月参加革命工作，一九三八年六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任本溪市物资局常委副局长。

郭兆林同志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第60军第180师任炮兵主任期间，于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九日在朝鲜汉江地区被包围，在突围中右臂负伤被俘的一段历史，经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归管处党委审查，一九五四年十一月结论为“犯了严重的叛变性错误”，并经东北军区党委决定，总政批准恢复军籍、党籍，给予党员“当众警告”处分。

一九六三年四月经中共本溪市委复查，并于同年十月经沈阳军区政治部同意，将原结论改为“犯有较严重的政治上一度发生过动摇的错误”，文化革命运动中再次复查，与这一结论相符。故仍维持一九六三年四月复查的结论······

赵佐端政委形容憔悴，手拿一包白皮香烟阴郁地站在路口，身着没有领章的军装，一身上下灰溜溜，强作微笑的脸孔上挂着失眠与痛苦的残痕，“同志，抽根烟上路吧！”他等在路上，负疚地将一根根香烟送到一批批取得结论匆匆送返回乡的同志手中。彼此的眼睛不敢对视，沉默着，持烟的手在哆嗦。在战俘营里，赵佐端曾真诚地许过愿：“小鬼，好好干，现在艰苦，等将来回国，我一定要好好地犒劳你们。”这话他没有忘记。多好的同志，他的眼睛湿润了。也许，他会重新想起个性古怪的续公度曾对他持讥讽地反问。当时，他只感到恼怒。现在，他突然觉得不幸的正是续公度的话被言中。

在大批同志灰灰地返乡的那几天，人们没有忘记，他们在战俘营斗争的总领导赵佐端政委就这么站在路边递烟，递上属于个人的欠疚。仿佛一夜之间，他们彼此都已失去了光彩······

吴成德主任被单独安置在一所屋子里。又被“软禁”了？精神状况十分不好的吴成德主任，刚刚由于回国的欢乐而松弛的神经又恐怖地绷紧了。窗外，又是高音喇叭；桌上，又是震天响的“无线电”，嘶嘶啦啦的噪音，嘶嘶啦啦讨厌的声响如“微波”又钻进他的耳朵、脑子，这是哪里？不是回国了吗？怎么又到了汉城？脑子里嗡嗡的，有一根小棍在搅动，他只觉得自己又失控了，乱糟糟的。

志愿军政治部主任杜平同志来看他，温和却严肃地希望吴成德同志能好好地回忆问题，当吴成德痛苦地谈起自己被损伤的神经，谈起汉城的“噪音”及“微波”时，杜平同志严肃地说：“老吴，咱们都是唯物主义者，你在战俘营究竟做了哪些对不起党、人民的事，希望你实事求是地交待。”

如雷轰电击。吴成德糊涂了，他开始“乱讲，胡编，”吴成德的精神完全失控，采访中他说，“我给自己编造了一大堆，连我自己也糊涂了。我要求送我去疗养。后来，我越病越厉害。有一次，祖国代表团开大会，柴泽民同志讲话，我实在控制不住，冲上去，胡说了一通，这样，他们见我真的不行，才把我送走，到了东北的昌图······”

五四年十二月，吴成德同志被宣布开除党籍、军籍，罪名是“叛党叛国”。

吴成德猛地清醒了，他立即要求去见归管处主任郭铁，——他的战友，原60军第179师政治部主任，被郭铁拒绝了。

吴成德豁出去了。在招待所的一扇小门前，他堵住郭铁，没等吴成德哆嗦着嘴唇说完，郭铁便打断了他的话，冷冷地说：

“吴成德，你再不老老实实，我就真的把你送到精神病院去。······除非你在朝鲜死了，才能证明你不是叛徒。”

吴成德交出了党证，脱下了军装，携儿带女把家从北京搬到了辽宁盘锦地区的田野上。他背起粪筐，每天清晨，去公路上拾粪，这一拾就是二十二年。他担任了盘锦农垦局第二分场的副场长。修水利，割苇子，烧砖，三年困难时期，他和他的农场为国家上交了几百万斤粮食。一九五八年，他被农垦局上报重新入党，没有被批准，但他内心是满足的。

这名老红军战士，重新在他崎岖的人生道路上扎扎实实地起步，就像一个曾经一无所有的光棍汉。最值得一提、最该认作珍贵财富的是他年轻、美丽的妻子龚村，这位当年华北革命军政大学因才华横溢而引人注目的女大学生，曾是满清贵族大家庭的小姐。据说，她能骑马，能穿着溜冰鞋打双枪。对她的传闻太多了。一九五四年，她因为丈夫的被俘也脱下了军装，不久，又因为丈夫而离开了刚刚定居的北京。当时，从上到下，多少人为她惋惜，明里暗里劝她“离婚”，可龚村从东北看丈夫回来，不仅没有“痛哭流泣”地和丈夫划清界线，她，反而怀孕了。

这个特殊时期怀下的孩子，三十多年后我见着了，高大漂亮，像母亲，他也分外崇拜他的母亲。他是运城地区专业剧团的小提琴手，关于他母亲的事，不少是从他那里听来的，他说，他要为他的妈妈写一本书。

牺牲与代价，已经远远地超出了这六千零六十四或二万二千名战俘本人。

摘自《厄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