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新龙萨迦派与宁玛派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它们有什么深远影响？

我们知道，公元八、九、十世纪在藏传佛教史上是“前弘期”和“黑暗时代”。在“前弘期”，吐蕃佛教的发展主要是在卫藏地区，即吐蕃王朝的核心地带。尽管吐蕃王朝早在**干布时期就有一些寺院的修建。

新龙（宁玛、萨迦）的发展及主要寺院

例如“十二魇胜寺”的修建史记载：“赞普**干布经与**公主商议并续密堪舆之后，得知雪域之地呈罗刹女仰卧之状，其头、肩、肘、競、膝、足等部位非平定不可。

因此在夭茹修建了昌珠寺，目的在于平定罗刹女右肩；在蕴茹修建藏章寺，目的在于平定其左肩；在蕴如修建准巴江寺置喜金刚以镇其左喷。以上为建造在四茹的四佛寺。另外为了平定魔女的各关节部位.

于东南方修建了“贡布博切寺”，平定其右肘；于西南方建“洛扎空塘寺”，平定其左肘；于西北方建“江察西昂钦寺”，平定其右膝；于西南方建“门奔塘吉曲寺”，正压其左膝。

修建了如此多的寺院，目的是为来平定魔女，但是结果是未能成功平定。所以，又在多康地区修建了“隆塘度母寺”，平定其右掌；修建“泊尔切当扎寺”，平定其左掌；于西北方建“扎登则寺”，平定其右足；在西南建“绛巴真寺”，平定其左足；两外还修建造了“座仓巴朗伦寺”，平定其阴。”

康区的“隆塘度母寺”即“卓玛拉康”就是以上平定罗刹女中的其中一座寺院。虽是修建了一座寺院，但是其中没有常住的僧人，也没有完备的佛教寺院体系，只是供奉着佛教的一处庙堂，因此，严格意义上来说不是一座佛教的寺院。

公元七七九年吐蕃修建了第一座真正意义上的佛教寺院，这是一座具有完善佛教体系的寺院，拥有“佛法僧”三宝的寺院，是莲花生和寂护亲自勘查设计的寺院，这座寺院就是“桑耶寺”。

桑耶寺的建立也说明佛教发展的中心最早是在卫藏地区。尽管后来“毗卢遮那”来到康区弘法，但是其是否有在康区建立寺院就不得而知了，史籍上也没有相关的记载，或许建立过的一些小寺院也随着历史的发展逐渐的消失了。

我们知道从公元八三八年开始，最后一代吐蕃赞普朗达玛实行禁佛运动，大量的僧人从吐蕃中心来到了康区避难，在此过程中佛教的发展也随之转移到了康区，由此在“后弘期”时康区形成了很大规模的佛教中心。

虽然此时期的康区佛教发展非常成功，但是康区没有出现大规模有影响力的寺院，究其原因是佛教当时处于缓慢的恢复期，并且僧人更加的注重经论的学习，而并没有想要建立寺院扩大影响。

另外，这些逃亡的僧人携带佛教经论，完全处于流浪的状态，其根本不可能有金钱进行寺院的修建，我们知道修建寺院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以及财力缺一不可，而这些僧人除了佛教经论以外，没有任何经济基础来修建寺院。

加之朗达玛灭佛时大量的佛教经论被毁坏，被挽救回的经论就成为了这些流浪僧人的主要研读和修行的对象，而至于寺院的修建或许在当时佛教徒心中并没有形成强烈的建立寺院据点的想法。

我们知道修建寺院经济基础是最为主要的。雄厚的经济基础是当时僧人最不具备之物，由于极度的缺乏经济基础，当时的僧人主要以自我修行为主，兼有收徒传播佛教的行为。

另外，朗达玛灭佛以后，吐蕃的统一也变得四分五裂，开始长达百年之久的分裂割据时代，各自为政的时代经济比较萧条，那些贵族首领们对于佛教的态度也是模糊不清的，更没有僧人建立与地方势力结合的政教制度，在此时期佛教与地方各势力就处于各自发展的状态，还很难形成政教结合的局面。

因此，使得当时在康区很难形成规模性、影响性大的佛教寺院。我们提到过的噶玛噶举派就是以康区作为发展的立足点，在这里打下了坚实的发展基础，因此，在此时期噶玛噶举派出现了很多高僧大德，他们广建寺院弘法，收徒扩大影响，这些行动极大的发展了康区的寺院的建设。

到了公元十三世纪中后期，萨迦派由于归附蒙元势力，成为了整个涉藏地区最大地位最高的教派，其也借势在康区进行大肆的佛教传播活动，同时在康区也掀起了寺院修建的高峰。

此时，康区的地方势力也开始注意到佛教的发展力度非常之大，特别愿意与其相结合来更好的维护其统治，并且希望通过佛教能够扩大其势力范围。这也是佛教后弘期的一个典型特点，就是开始出现了佛教与地方势力的结合，这也为日后产生的政教合一制度奠定了基础。

当然与地方势力的结合，不仅是地方势力的需要，也是佛教之所需，正是因为这样的结合，佛教也开始形成了不同的教派，代表着不同的利益集团。在吐蕃王朝统治结束之后，藏区形成了分裂割据的局面，各地方势力的统治者也开始意识到藏传佛教对于自身统治以及势力扩张中具有特殊的作用和意义。所以，也特别热衷于与藏传佛教的来往，并且积极的扶持不同教派的发展。

藏传佛教各派出于同样的目的以及未来获取更大的发展空间，也非常愿意和地方势力联合。而这两种势力的联合，最为突出的一点就是广建寺院，以寺院作为据点不断的提升影响力。另外在这一时期还有一个最为重要的因素就是大的外部环境。

公元十三世纪开始，整个涉藏地区统一纳入中原王朝的统治，这位藏传佛教以及涉藏各地的地方势力带来了不一样的发展契机，尤其是元明两代，中原王朝为了更好的治理涉藏地区，积极的与藏传佛教联系，同时藏传佛教也需要得到中原王朝的认可和支持，以求在其辖区能够得到更大的发展。

元朝时期藏传佛教已然成为了国教，并且加封萨迦派僧人为“帝师”。元明两代在治藏方略上基本都一样，采用了“因其俗以柔其人”的政策，利用藏传佛教在涉藏地区的威望和影响，使其能够成为中原王朝统治涉藏地区的工具，这样便能更加有效的治理边疆地区。

只要藏传佛教各派忠心归附中原王朝，其在当地的统治以及教派的发展，中原王朝均不会严加干涉。这些举措直接为藏传佛教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空间以及宽松的外部环境。而与汉区相邻的新龙就是因为这样的内因与外因，其地的藏传佛教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尤其是萨迦派的寺院在元朝时期尤其的发展迅速。

因此，整个康区的藏传佛教在这一时期的发展迅速也就不足为奇了。萨迦派于元朝时期得到统治阶级的扶持，以及萨迦派八思巴的崇高地位，萨迦派在康区以及新龙的发展可谓如雨后春笋般的迅速壮大。元朝还在宣政院下设立了三个“宣慰使司都元帅府”，此机构主要目的就是统领全藏的军政事务。

其中“朵甘思宣慰司都元帅府”主要管辖昌都地区以及今甘孜州的北部和南部地区。宣慰司的设立也为康区的地方势力和藏传佛教提供了发展的养分。

萨迦派形成于公元十一世纪左右，至宋末元初时期，其势力范围仍然局限在卫藏一带。随着元朝统治阶级的支持下，萨迦派开始从卫藏地区逐步向康区发展，“公元十三世纪阔端邀请萨班到康区会面，当时萨迦派还得仰仗康区白利土司的势力在康区发展萨迦派，之后到了八思巴时期萨迦派就开始大肆的进入康区发展。

由于获得这一身份，加上八思巴的萨迦派也十分想在康区发展，进一步拓展影响力，于是八思巴前后三次往返于康区，主要是为了在康区发展萨迦派，因此，八思巴在康区建立了很多寺院，将其发展成为教派的据点，使之成为康区具有影响力的寺院。

此时期八思巴及其弟子在康区创建的寺院有甘孜县的“汉人寺”、“娘若寺”还有甲朗寺、弥勒寺、东程寺、尕藏寺等。萨迦派的弟子也是康区传播萨迦派的中坚力量，为萨迦派的发展不遗余力。

谈到萨迦派在康区的传播，实则就是文化的传播，宗教作为文化的一种载体，在传播的过程中也会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我们知道康区佛教的发展传播不是佛教自发的一种文化传播，而是由于朗达玛灭佛这一客观的因素被迫来到康区传播佛法。

实际上这种传播时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非主动拓展性的，由于康区距离吐蕃中心遥远的关系，金沙江以东的康区大部分地区受到佛教的传播影响就相对较小.由于这一因素，新龙虽地处于康区的腹心地带，但其境内的环境比起其他涉藏地区显得相对闭塞，因此，尤以宁玛和萨迦居多。

元代新龙形成宁玛、萨迦为主的历史原因分析

八思巴北上凉州会谈途经康区

公元十三世纪中期，萨迦派的萨班与蒙元阔端在凉州会面，此次会面主要是为了西藏及涉藏各地区纳入中原王朝统一管理，可谓意义重大。

其中张云的《萨班与凉州会谈》中认为“萨班北上凉州进行会谈，实则揭开了西藏以及涉藏各地区历史发展的新篇章，更主要的是为西藏及各涉藏地区正式纳入元朝统一管辖中奠定了基础”。

还有赵永红的《藏传佛教在凉州的传播及影响》中蒙藏关系的发展。从总体来看，现有相关的研究对凉州会谈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研究，说明了凉州会谈的深远意义以及影响，更重要的是由此开始萨迦派正式进入了发展的巅峰时期。也是正式在康区大力发展的巅峰时期，其发展的成果直接影响到整个康区，影响到新龙的宗教发展。

公元十三世纪中期“多达那波”奉阔端之命向卫藏地区进发，蒙元势力很快到达藏北草原，进而深入到卫藏腹地。在多达那波的军事行动结束后，蒙元统治者开始同卫藏地区的佛教势力结合。

而其他涉藏地区皆是互不统属的分裂格局势力，并且各个佛教的教派势力亦是彼此交错，这种政事宗教格局蒙元已经有所了解。元朝时期噶玛噶举以及帕竹噶举和止贡噶举派在康区支系众多，因此，噶举派在康区的势力很大，也有着独特的发展优势，也是康区最具影响力的藏传佛教教派。而相比萨迦派而言此时其影响还仅局限于卫藏地区。

公元十二世纪末至公元十三世纪初，萨迦派在安多地区有所传播，但是还未在康区发现其传播的痕迹。萨迦派在康区的传播要从萨班前往凉州开始，公元十三世纪阔端邀请萨迦派的贡噶坚赞来凉州进行会谈，其携侄子“八思巴”以及“恰那多吉”一同前往凉州。

在北上凉州的途中，萨班及其随行在康区传播佛法，这就是萨迦派开始在康区传播发展的开始，也是从这个时候萨迦派逐步在康区发展壮大。萨迦派不仅在康区传播教法，还与当地的势力进行过接触，而这种接触正是萨迦派为在康区发展打下的基础。

于是萨班也带领康区地方势力的首领一起前往凉州。也为康区地方势力的发展提供了保障，如此一来萨迦派想在康区的发展就得到了地方势力的支持，其宗派的拓展也就会非常的顺利，这是萨迦派在康区使用的非常好的政事手段。

萨迦派也予以认可康区地方势力的政教地位，并且与其一道实施康区势力范围的扩张。八思巴举荐“顿楚”为朵康地区的总管.萨迦派在康区的发展离不开地方势力的支持，而与地方势力的相互利用关系亦不是如此之简单，在萨班一行人北上凉州之时，萨迦派就做好了与康区地方势力结合的准备。

之后携康区地方首领同行北上的原因也是为了得到当地势力的支持和帮助，有了地方势力的支持就能够排挤其他教派的发展。在《萨迦世袭史》中说到，“萨迦派得到蒙元政权的支持后，命其统领整个西土之宗教。

命西藏之宗派以及民众只能信封萨迦派，但在萨迦派八思巴的反对下，此命令并未实行，仍然允许各教派自我修行发展。”由此可以看出，在蒙元政权确立以后，康区的藏传佛教教派之间的竞争是非常之激烈，我们知道在萨迦派还未北上凉州进行会谈时，康区教派势力最大的时噶玛噶举派以及帕木噶举派。

但是凉州会谈结束后，形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萨迦派从此异军突起，在康区甚至整个西藏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契机。就连之前信封帕木噶举派的康区最大首领“顿楚”都改信了萨迦派，这就说明萨迦派在当时的势力已经逐步在噶举之上了。

从公元十三世纪中后期年忽必烈继汗位开始，噶玛噶举派开始逐步衰落，究其原因是元朝统治阶级封八思巴为国师，并且是忽必烈的忠实追随者，忽必烈继得大统之后，确立萨迦派为国教。另外，噶玛噶举派曾协助过蒙古势力“阿里不哥”，因此噶玛拔西还被逮入狱。

通过上述可知，萨迦派与噶玛噶举之间的教派斗争中，以萨迦派的胜利告终，所以萨迦派的势力不仅在卫藏得到巩固，在康区还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的机会和空间。此时期由于萨迦派在教派斗争中的胜利，使得噶举派以及其他教派的很多寺院被迫改宗为萨迦派。

这其中最为典型的有德格的八邦寺，今天的八邦寺大家都知道其是噶举派的寺院，但是在此时期却被改宗为萨迦派，八邦寺建成于公元十三世纪。其前身是止贡噶举派创始人仁钦贝派遣弟子巴登·向秋于康区传法时修建的“兄里寺”。

直到公元十三世纪，也就是萨迦派得到蒙元势力支持后改宗萨迦派，但是在清代时又改回噶玛噶举派。萨迦派在此时期在康区的发展可谓是前所未有，青海玉树地区系康区北部，萨迦派在此也有其教派传播的痕迹。

如“结古寺”，此寺在建寺之初是本教的寺院，期间改为了噶玛噶举派的寺院，曾于萨迦派在教派斗争中发生过激烈的冲突，在一次法会上萨迦派赢得了胜利，至此结古寺就改宗为萨迦派的寺院了。当时由于激烈的教派斗争中，结古寺原为噶举派的僧众皆是疯癫自杀的僧人，其被迫从原址迁出，噶玛噶举的结古寺就此覆灭，取而代之的是萨迦派的结古寺。

在康区另广收徒弟，使其成为萨迦派在康区传播的重要因子，其中在新龙尤为的突出，这一时期在新龙修建的萨迦派寺院有，格桑寺、甲西寺、伟依寺、吉呷寺、阿吾托寺，还有位于白玉县的甲郎寺，朗寺、道孚县弥勒寺、甘孜县一带的汉人寺等。

萨迦派广收弟子之后，命其弟子在康区广为传播其教法，在康区各个地方建寺传法，尽最大努力在康区发展萨迦派的势力。康区东部雅江于康定交界处的高尔士山上所修的高尔寺就是萨迦派八思巴的弟子创建的。

在这一时期康区的东南西北皆有萨迦派传播修建的寺院，据统计萨迦派在凉州会谈后，于公元十三世纪中叶，萨迦派就在康区新建了六所寺院，其中稻城一所、白玉两所、甘孜一所、道孚一所、康定一所。

萨迦派对在康区的发展是尤为重视的，萨迦派领袖八思巴曾先后四次前往康区，萨迦派也是在这个时期在康区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也是在这个时期萨迦派的势力是最为强盛的。

这说明子凉州会谈之后，萨迦派从卫藏的一个藏传佛教宗派成为横跨卫藏于康区的最大教派，其在这两个地区拥有非凡的势力以及影响。萨迦派的辉煌同蒙元政权息息相关，当然萨迦派的没落同样也与蒙元政权紧密相连。

随着元朝的灭亡明朝的建立，萨迦派在失去元朝统治者的庇护和扶持下，其地位逐步的下滑，无论是卫藏地区还是康区，萨迦派的处境变得越来越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