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研发机构“长”什么样?王坚院士给出的答案是……

新型研发机构,现在可谓炙手可热。
从科技部等中央部委,到北京、浙江等省市,它都是一个高频词。
今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支持新型研发机构发展”。
背后逻辑清晰、明了。
一方面,我国科研基础日渐坚实。2022年,我国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已超3万亿元,居世界第二,研发人员总量更高居世界首位。
另一方面,面对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产业革命浪潮,我国要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更加充沛的新动能。
因此,新型研发机构被各方寄予了厚望。
也正因其新,很多人都很好奇,它到底长什么样?
这也是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坚回答的第一个问题。
不过,他的答案是,“不知道。”
这不是敷衍,而是他深思熟虑的结果。
3月20日至25日,王坚参加了民革中央和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组织的“加强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调研。
调研途中,他思考了两天之后,才正式接受人民政协报记者的专访。
此前,他从2016年开始探索,至今已6年多。而思考的源头,则要追溯更久。
他的逻辑是,创新是对未知的探索,是多样化的过程,需要不断寻找边界、突破边界。作为承载创新使命的新型研发机构,也一定是形态万千,应需而生、而变,是在实践土壤中长出来的“自然之果”。





百花齐放才是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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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无论是企业界还是科技界,现在对新型研发机构的讨论都比较多。在您的心目中,它应该什么样?

王坚:具体什么样,我也不知道。每个人的答案,可能都不同。我们要把这个问题彻底讨论清楚,其实并不容易。从本质上来说,创新是一个不断尝试、不断探索的过程。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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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记者:我们可以换个角度讨论。如果从创新主导力量,或者推动力量来看,什么样的载体比较适合科技创新?

王坚:从现在已经有的成果,反过来看,什么样的载体更适合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倒是可以讨论一下。

不管是中国,还是全球,创新载体的来源,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类:政府推动、企业推动、非营利社会组织推动。

我国政府推动的科技创新成果有很多,成绩显著,比如高铁、航天这些大科技工程。现在,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也正在发挥巨大作用。

我国已经出现一些企业推动的创新,在全球都有了竞争力。比如,5G、云计算、新能源汽车和电池,等等。

现在,各级政府、企业界也在着力打造一批新型研发机构,这些都应给予鼓励。但我们也要注意,无论政府推动还是企业推动,也都有各自的局限性。比如,花纳税人的钱,需要有考核机制,不能白白打水漂;花企业的钱,不管是否有盈利要求,最终的生存压力也都会实实在在地传导过来。可以说,两者对创新沉没成本的承受力、对创新失败的包容性比较弱。

这也是我最近几年一直在思考、探索、尝试解决的问题:创新伴随的失败成本,怎么尽可能少?或者说,怎么以最小的社会成本,接纳它?

我认为,非营利社会组织的形式,可能是一个不错的解决办法。它可以避免追责问题,没有利润、效益要求,也没有生存压力。而且,它的可塑性强,没有那么多的边界、规矩,反而更有利创新,过去我们不具备条件,今天我们已具备条件,需要有人去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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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不同的载体,怎么界定它们之间的关系?

王坚:从大的范围看,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也包括大学、科研机构,彼此之间应该既独立、又融合。就像百花齐放才是春满园。

独立是指各自的角色、功能清晰,有边界感。比如,大学的努力方向,应该是研究成果最终能进教科书;企业的努力方向,应该是创新成果转化为有全球竞争力的产品,能切实提高消费者、使用者的效能。

强调独立性是为了各司其职、各尽所能,在自己的领域把功能发挥最大,这也是社会分工发展的必然要求。融合则是为了形成整体合力。比如,大学的基础研究成果,可以顺畅地在企业得到转化,这就是融合。从而推动经济整体质量提升。

有两点需要注意。第一,一个国家的经济能力,并不必然等于科技创新能力。这与国家经济结构、产业分工等关系很大。因此,政府、企业、高校、社会组织之间的融合,非常重要。第二,一个国家整体科技创新水平,根本上与这个国家的经济实力高度相关。这是一个规律。当前,我国的经济整体实力在国际上已经得到极大提升,我们已经有了非常好的基础。因此,当前最重要的事,是把我国的经济能力转化为科技创新能力,通过创新能力再推动经济上台阶,形成正向循环。





梦想的种子需要适合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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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记者:您认为新型研发机构没有固定的标准、没有固定的组织形式,甚至它的运作形式,也应该是超出很多人的普遍认知的。是不是这个意思?

王坚:基本是这个意思。它的特点是新,一定要与传统的东西有区别,对不对?如果我们都能预料到的,或者规划好的,那八成不是创新,极有可能是原有东西的升级版。无论创新活动本身,还是创新载体的运行,都应该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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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您比较看好非营利社会组织这种形式。但它并不是一种新的组织形态?

王坚:是的。但面对科技创新,它运作的形态、形式,都可能是全新的。比如,云栖工程院,没有一名自己的研发人员,但即便在疫情影响下,这几年最多时也有500多科学家同时在合力攻关,成效显著。有关部门把它总结为“杭州攻关模式”。无锡雪浪工程院和正在筹办的上海海纳工程院,模式与此差不多,也都属于非营利组织。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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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能与我们分享一下其中的一些细节吗?

王坚:我给你讲讲另外一个例子吧。我们2017年创办了杭州市云栖科技创新基金会。2018年发起了“2050”科技活动,每年组织一次。

这个活动主要面向青年人,已经有全球300多个城市的青年人参加。

我记得第一次活动时,有1500多名青年参加。当时,一位年轻的演讲者过来跟我说,他在专业会场都没面对过这么多人。他从来没跟这么多人讲过自己对未来空天技术发展的看法,讲完后他自己也很受鼓舞。现在他正在研究氢能源为动力的飞机。有几个年轻小伙儿,创业做可回收火箭项目。没有多少投资,明天在哪里都不知道,更别提经济效益,很多人可能觉得他们的事儿有点不靠谱。但他们对自己的项目很有信心。

这里聚集的就是这样一群人:自己都不知道明天在哪里,却在操心着人类的未来。这是一群有梦想的年轻人。

其实,青年一代都有自己的梦想,只是缺少交流、表达的机会,很少为外人知道,也缺少寻找志同道合朋友的平台。

我把这个活动视作新型研发机构的一部分。我认为,它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比单纯投资一个实体的研发机构还重要。

如果一个年轻人对1000人讲出了自己的想法,是否能改变听者,这是不确定的;但一定能改变这个年轻人。他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的话,就是一个承诺,他要想办法去兑现的。

也许,未来改变世界经济格局的创业者,就是在这里种下了梦想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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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我对这个活动也有所了解。但把它纳入新型研发机构,我确实没有想到。您是怎么有这个想法的?

王坚:我从一名学生、老师,成为外企研究机构的研究者和管理者,在民营企业攻克了具有世界竞争力的核心技术,再到当选院士,一路走来,很多人帮助了我。因此,我一直在想,能为年轻人做些什么?我发现,当下年轻人很少有机会能在更大范围内让大家知道他们的想法,但社会发展的规律是,无论我们认为年轻一代是否靠谱,最后发展的接力棒都要交给年轻人,当然,很多麻烦也留给了他们。

因此,基金会刚成立不久,我们就开始策划这个活动了。我们在杭州云栖小镇还设立了一块2050倒计时牌,按秒计算,很多年轻人在那里合影。这种仪式感,对他们可能也会有不小的心理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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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您有没有预测过,大约多长时间,您在新型研发机构方面的探索能够成型?如果放眼全国,这个探索需要多久?

王坚:我并不着急。也许5年,也许10年。但我们有个基本判断,对未知的探索,有的会有结果,有的可能就没有结果。社会需要有科学的容错机制。这也是我认为非营利民办组织可以发挥巨大作用的原因。

创新不是要替代原有的东西。我们需要用不同的方法,解决不同的问题。新机构与传统机构、新机制与旧机制,是互相促进、彼此共存的关系。我们要有足够的耐心和包容,鼓励不同形式的探索,海纳百川,最终汇成中国经济的澎湃新动力。


来源:《人民政协报》(2023年04月04日第05版)
记者:杨朝英
版面编辑:李元丽
新媒体编辑:洪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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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面更新:2024-04-21

标签:人民政协   机构   院士   载体   年轻人   答案   记者   组织   我国   政府   社会   企业   王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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