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契丹族与宋订立和平相处的盟约，意味着什么？

辽代自“澶渊之盟”以后，与宋订立和平相处的盟约，自此结束战乱。契丹族实行四时捺钵制度。捺钵是辽代皇帝日常主要的活动场所，皇帝一年之中往返在捺钵之地，辽圣宗及其之后的几代皇帝都死在捺钵，可见捺钵本身就有朝廷的意味。

捺钵时朝廷的南北面官都跟随皇帝出行。圣宗中京修建之后，命宰相之下的南面官驻守中京处理汉人事务，据记载上京“同文驿，诸国信使居之，……临潢驿以待夏国使”中京修建之后则有“大同驿以待宋使，朝天馆待新罗使，来宾馆待夏使”，而其他的东、南、西京并无这种接待外国使臣的馆舍。

路振在出使辽后，著《乘轺录》称中京大定府为“契丹国”，将临潢府称为“上国”,另“自南北通和后，契丹多在中京，武功殿圣宗居之，文化殿太后居之”。

由此可见除去四时錼钵，皇帝和太后多居于中京。辽朝最后一位皇帝辽天祚帝，在金军攻打中京之时，自中京城携带大量的财宝、马匹出逃。辽后期中京已成为皇家财富聚集地也是皇帝的长居地。

中京是辽统治汉地的最高行政机构，并且也是辽国中后期的最高礼仪都城。都城的政治地位高低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是祭祀功能。

中京城在辽疆域中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其军事地位。辽国自建立之后先后征服渤海国、高句丽、奚族、燕云十六州地区。继承渤海旧都辽阳府设置东京道，以统治渤海、高句丽地区，设南京析津府以统治燕云十六州地区。

中京所在地即是奚族所在地，奚族统治者献七金山土河之地。奚族虽已归附辽国，仍有集中聚集的族人和先进的生产方式，仍然对辽的统治构成威胁。修建的中京城从军事目的上即为了控制奚族。

“澶渊之盟”后，辽宋订立和平相处的誓约，两国停止了战争。高丽是辽国在东部地区的主要劲敌。辽圣宗于开泰三年（1014）“命中京选精兵以备东伐高丽。”

由此可知，虽然东京是东伐高丽的前沿阵地，但中京战争资源充足，充当着辽国中后期军事基地的角色。重熙十三年（1044）三月，“契丹置警巡院，中京置警巡使。”

可见，中京担负着辽国重要的军事任务，在契丹国中的军事地位也是其他城市无可比拟的。古代的都城一般都设在经济发达、交通便利的地区。都城是王室、将相、官员、商人及其家室聚集地，同时，处于充实城市的需要，统治者往往迁异地之民以充实都城人口。

在经济上处于消费的人数远大于处于生产的数量。这样以消费为主的人群，必须有强大的农业生产地为支撑，同时还要求此地地势平坦，交通便利。同时城市的扩大、发展也使得此地区的经济进一步发展。

经济的发展带动文化的进步。契丹与宋朝使者往来频繁，来辽使者中包括欧阳修等文人及宋朝官员。中京城成为中原与少数民族文化融合之地，城市文化地位升高。

中京作为辽中后期的政治中心，便捷而畅通的交通是基本要素。辽建国以前“纵马于野，驰兵于民”以车马为家，居无定所。更谈不上固定的交通要道。

唐末，北伐契丹，大军进至潢水（今西拉木伦河）但时间短暂，属于交通的草创时期。辽建国之后“内建宗庙朝廷，外置郡县牧守”，在京城和州县之间交通往来日益频繁。

澶渊之盟后，辽宋交好，除去辽帝的四时捺钵营卫地及出猎路线之外，在州县之间的主要交通路线既是南京析津府至中京大定府再通达上京临潢府。是时宋辽使臣、商贾互相往来，络绎不绝，加之市易、傕场开放。

此时的中京大定府作为联系南北疆界的中心城市，起到交通枢纽的作用。为接待南北往来使臣、商贾，中京城内修建有专门接待外国使臣的驿馆。

大同馆以接待宋使，朝天馆以待新罗使，来宾馆以待夏使，辟建专门驿馆接待各国使者，使者数量应非常可观，且这些使者多为以中京为目的地来朝见辽帝或经商而非路过才能享此待遇。

澶渊之盟后，辽宋停战，对于互市更是鼓励。中京建立之后更是对双方的商业往来起到积极作用。辽宋交往日益频繁，中京处于两国之间，相比较而言，上京位置靠北距离宋太远。

南京距离宋近而距辽太远也不适合，东京与西京位置太偏，中京处于上、南、东京的中心作为与宋往来的中介点更为合适。

据考古发掘发现，中京城外西山东麓有长约一、二里的砖瓦窑遗址“赤峰缸瓦窑瓷窑址”（昭乌达盟赤峰以西半箭河上游），是目前我们所知的辽代规模最大，品种最齐全的一处窑厂。遗址范围东西约一公里，南北宽约半公里。

遗址挖掘出马蹄形窑室和陶瓷片堆积层。该窑以烧制粗白瓷为主，瓷胎含砂粒而呈浅黄色。色釉瓷器较多，多为黄红色缸胎，色釉有茶、黄、绿、黑褐及三彩等多种。器物纹饰繁杂，多以花草虫鸟、水纹等图案为主。纹刻手法以划、刻、印为主，并结合剔花、刻剔并填绘及勾画。

出土的器物以生活用品为主，有碗、盘、杯、碟盒、注子之物，此外还发现有“官”字款的瓷匣钵。当时的制窑业以作坊生产的形式出现，为建筑业及生活来服务。瓦窑业的出现是经济发展的需求，经济发展才有修建相应的建筑物的需求，进而需要大量的瓦窑制造业的支持。

可以说瓦窑业的出现是在手工业和商业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才会出现的产业。可见当时的商业经济发展程度之高。辽中京地处农业与牧业的交汇地区，在文化上也是中原儒家文化与游牧文化碰撞的地区。

辽中京建立之后，随着政治、经济地位的建立健全，文化方面也更加的完善。辽初契丹人接触中原文化之时，对儒教尊奉，辽太祖确立“尊孔崇儒”的文教政策，并在中京地区推行科举制度。

统和二十七年“皇帝首次于中京御前引试刘二宜等三人为进士”。在咸雍十年（1074）“六月，辽道宗亲自出题考试进士，亲临中京永安殿策问贤良。”，辽后期，常有皇帝命大定府选初举人的人选，上奏朝廷。

由此可见，辽统治者对学习中原文化的重视，皇帝在中京召见举人，显示了中京在都城中的文化地位之高。在中京地区官学教育机构如国子监等逐步建立。

教育在辽朝逐步走向官学的道路，儒学普遍的被辽国的平民所接受。而儒学作为中原的正统学术也受到契丹统治者的尊奉，自阿保机时期就已经将儒学引进辽国“诏建孔子庙”。

在尊儒之外辽朝统治者制定“因俗而治，各得其宜”策略。此外佛教在辽中京地区也得以盛行，与上层社会的推崇有很大关系甚至于圣宗皇帝也拜师受戒，研究佛事。

辽兴宗于重熙十三年“开泰寺鋳银佛像”，佛教在辽朝统治者上层深得重视。在社会平民阶层，佛教大师在各大城市布道讲经，规模盛大。甚至在各地发生灾害的时候，统治者仍然把佛教抬到高于国计民生的地位。

可见当时佛教盛行之况。佛教发展，必然带来宗教建筑的发展，辽中期以后，中京地区寺院建筑形制逐渐统一。寺院建筑一般代表这当时社会最高的建筑水平。

辽代的佛教建筑技术继承和发展了隋唐以来的技术成就，与隋唐的佛塔相比，辽塔更加细腻、华丽，形成特有的高基座样式。塔的轮廓，唐宋多为抛物线形的外廓，辽塔锥形为多。

可以看出，契丹族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也保持着自己的民族特色。除中京大明塔之外，还有小塔，半截塔等佛教建筑。有史料记载并在考古发现中证实的宗教建筑是中京城址西南隅的佛寺。

据史籍记载辽时建成的寺庙已有近二十座之多，而金元两代所建寺庙只有十六座，可见辽代佛教的兴盛及统治者对中京地区宗教的重视。

契丹民族建国之初并无文字，自唐开始受中原文风的影响，从皇室弟子到臣子及平民知识分子都有很好的文化修养。尤其是“澶渊之盟”以后，辽宋约为兄弟之国，从历史记载上可以看出两国往来的频繁。

开泰五年，宋工部侍郎薛映使辽，途径中京，前往上京。宋使者使辽归来之后往往有大量诗词描写记录途径之地的风土人情。

使臣的往来频繁，使辽人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自皇室贵族至大臣及一般的知识分子，都有良好的汉文化修养，尤其是“澶渊之盟”以后辽宋双方使臣往来不断，辽受中原文化影响大兴科举之风，考试内容以诗词为主，这样便在全辽境内诗词大盛。

中京修建之后，辽圣宗居中京作《传国玺诗》“一时制美宝，千载助兴王。中原既失鹿，此宝归北方。子孙宜慎守，世业当永昌”。道宗的皇后懿德皇后萧氏，也是居住在中京内，此人尤善诗词，传世的诗词甚多，代表作有《回心院词》、《绝命词》等，皆为辽代诗歌中的上品。

当时中京内自皇室至百姓，诗歌盛行，佳品甚多。中原文化气息浓厚。在古代，墓葬是浓缩的城市，通过考古发掘辽中京周围的墓葬，我们可以通过观察其墓室、随葬品等器物了解当时中京城的社会状况。

据统计，已知的辽墓葬约有千处，被挖掘、清理的约有五百处，总体主要集中于上京、中京及东京地区，就其墓葬文化特点而言，上京、东京地区墓葬有浓厚的契丹部族特点，南京与西京地区的墓葬则是有明显的汉族文化特色，在中京地区的墓葬则是两者兼而有之。

从出土的器物来看，大量的鸡冠壶、长颈瓶、牛腿瓶、粗白瓷器及仿唐三彩的辽三彩等器物既吸取了汉族的先进工艺又保留有契丹民族的文化特色，契丹人在契丹字的基础上吸取汉字的成分创造“契丹小字”，也是这一特色的体现。

总之，中京在辽代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在草原之上建城，且择良工于燕京之地，城市建制模仿北宋汴京。这对游牧的契丹族人来讲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对辽代历史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中京城在辽代中后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通过分析中京的繁盛将辽代的鼎盛时期呈现出来。

辽中京重要的政治军事地位，繁盛的经济文化生活，与中京城的布局和规模有密切的关系。中京建成之后，陆续有新增建筑。“皇城中有祖庙，景宗、承天皇后御容殿。”此时中京皇城内有供皇帝居住的武功殿和供皇后居住的文化殿。

从城市人员构成来看，辽的城市中，上京以契丹族为主，中京则是以汉人为主。中京皇城内宫殿的建筑主要模仿北宋汴京的建制，中京皇城中在武功殿和文化殿以北地区保留了部分民族建筑。和上京的宫殿建筑相比有很大的不同。

这表明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封建化的加强，中京的城市建设也是适应社会发展逐步走向汉化。同时，契丹民族也保留着自己民族的传统。作为行政机构的官署，是履行城市政治职能的重要机构。

据考古发掘区发现，在阳德门址西南部大约三百米的地方，均发现有大型的辽代房基，用土夯筑成柱基，四个连成一排，猜测此即为辽中京官署的建筑。

由于年代的久远，对于官署机构建筑只能结合史料推测出来。官署遗址约靠近城的西南部，属于大型遗址，且建造讲究，在辽代实行南北面官制，汉官的数量很大，按汉人的政权习惯，官员一般都是在官府中处理公务，不同于辽契丹人的錼钵制。

由此可推测大型的房基建筑可为官署地。经济的发展势必会带来人口的增加，进而城市街区分化为居住及商业区。中京城外城的南部地区是当时平民比较聚集的地方，外城城区有整齐的街道，将城区划分坊、里。

根据历史记载和考古可知中京外城应有八坊，且“坊门相对”并建筑有围墙。考古发现在阳德门的南面，有市廊遗址。呈南北走向长约二百五十米，在市廊的两边发现有排列整齐的柱础，相间约四米。

由遗迹可推测，其地面建筑物为一长廊，即路振所记的供居民市易之用的廊庑。手工业及商业的发展使中京城人口增加并主要集中在外城南部区，城市的坊市规划布局，促使人口在坊市区集中，进而有利于经济的发展。

街道主要集中在外城，外城南部有南北、东西交叉的两条主要交通道，外城东部有一条纵观南北的道路,“道路是用黄土、灰土及砂粒铺垫，路面略呈弧形，宽达六十四米，道路两侧并有排水设施，用石板及木料铺盖水沟”，这与《辽史》中“城池湫湿，多凿井泄之，人以为便。”的记载是一致的。

可见，当时的主要街道比较宽敞且讲究。由挖掘报告可知在这条南北大路的两侧有南北向路三条，东西向路五条，宽度在四至十五米之间。

道路两侧布置井然有序，有文献记载“街东西各三坊”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中京城的坊市、街道规划更加的完善。街道主要分布在皇城、内城及外城南部。外城有纵横街道，纵向三条街道，横向五条街道。在横街的两侧有良好的排水沟设施，内城中有自内城直通皇城的主干道连接两门，路面宽近四十米，两侧筑有矮墙以显示庄严，是当时的御道。

可见当时的城市设计规划已经非常的严密，不但有政治上的考虑更是为经济生活服务。中京城修建在辽的鼎盛时期，中京城建成后统治者迁移大量的汉人和渤海人以充实中京，中京城三重城建造，层层“回”字包围，其中处于外围的外城和内城以被契丹人掳掠的汉人和渤海人为主。

皇城以契丹居民为主，既显示了契丹人作为统治者的尊贵，又利用此城市布局将契丹人与其他民族区分开。尤其是外城的南部地区为坊市区，坊为居住区，居民以汉人为主，市为商业交易区。

路振在《乘轺录》中写到“街东西各三坊，坊门相对，掳以卒守坊门，持挺击民，下令出观，徐视坊中阅地，民之欢者无多”这是对坊中居民生活的描述，在坊门有契丹的兵卒看守以控制坊内居民。

马面在古代是为军事服务，以军事防御为主要目的，军事进攻为辅助功能，是在城墙上所修筑的一种军事设施。修建在城墙上且略高出城墙，直径约在十米。士兵平时驻守在马面之中，有敌人来袭即可射杀起到防御的作用。

辽中京的马面主要分布在内城城墙上。路振在其《乘轺录》中记载内城有“睥睨”，此处的“睥睨”即指马面。考古发掘发现辽中京城之马面在内城城墙上分布较多，“有马面遗迹，大约每点之间相距九十五米”可见马面分布的并不是特别密集，因其主要分布在内城墙上，针对的主要是居住在外城中的“敌人”。

由于当时实行的民族分制政策，契丹人对汉人仍有一定的戒备心，外城中居住的主要是汉人。可见中京城中马面的作用主要是用以防范汉人。城墙是古代都城作为军事设施用以保护城内居民不受外敌侵犯的防御手段之一。

中京城有三重防护城墙，外城与内城呈长方形的回字形，皇城呈正方形。外城城墙周长在十五公里左右。内城位于外城内部偏北的部分。

内城的南墙距离外城距离较远，一方面是城市坊、市分布的要求，另一方面是处于城市安全的考虑，三重城的城门都位于城墙的南部，有外敌来袭，势必首先攻击城门部位，距离越远城内的兵士越有时间准备抗击外敌。

这也是为战争的需要而修建。据考古发现，中京城的城墙厚度在十一到十五米之间，高度在四到六米。由此数据可知，城墙的厚度远远大于墙的高度，这也是基于军事目的考虑的。

城墙有厚度，士兵可以在城墙上做军事防御的设施，也可以将城墙作为作战的堡垒，在城墙上作战处于高位，更有利于防御和射杀来袭敌人。城墙的厚度大，中京城墙为夯土建筑，从军事角度考虑能防止城墙被外敌破坏进而攻入城内。

据考古发现，朱夏门中央干道的西侧，有高10米左右的土堆，发掘报告推测此为角楼是用来监督坊区居民的建筑物遗址，在皇城遗址内有一残高五米左右的遗址，突出朝向外城。由外城与皇城的角楼高度和朝向可知此为军事设施，主要防范城外的除契丹族以外的民族，以汉人为主。

中京城主要的军事设施本文认为是基于保护宫城内的契丹族而建，主要针对从外迁移来的汉人，高丽人等民族。因当时辽与宋的关系缓和，停止了战争，中京外部的战争威胁已暂时消失，修建军事设施的目的就主要转向针对内部威胁。

马面、角楼及城墙等设施都重点修建在内城之上，用以防范外城中居住的汉人。这也说明当时中京城内非契丹民族人数众多，对契丹有一定的威胁，因此，同城防御成为了辽中京军事特色。

保留下来的古佛塔对于今天研究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都有重要的参考意义，从外表来看塔的基座上部有浮雕，并以着色。塔身有八面，每面都有佛龛且供奉浮雕菩萨。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对其进行维修之际发现塔体抹面上有“寿昌四年（1098）四月初八日”字样，同时采用现代的碳14测定方法测出其年代约在1007-1101年间。由此可以确定此塔的修建年代为辽代。

可见当时的中京对佛教的重视和统治者受宗教影响之深，另也可看出中原文化在中京地区之深入。塔座往上的部位是十三层实心密檐，其中藏有舍利、经卷等佛教重要物品，这也是佛塔的最主要任务。

造塔的方法据考究使用了汉人常用的木工及脚手架设施，显示出高水平的建造水准。在与东廊正对的西廊西侧，分布着接待外来使臣的驿馆。在这些驿馆的西南方有佛寺遗址，因其高度只有25米通常称为小塔。

在外城西南隅有一小山岗，在这座山上有一座大型佛教寺院，镇国寺。“曾在山顶部发掘出一大佛殿的基址”，面阔与进深都达三十多米，并出土有佛像等宗教物品。综上所述，中京在辽的中后期达到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上的繁盛，中京在政治上做为中后期的都城，政治地位之高在城市的形制上也有突出体现。

三重城垣，突出皇城的重要，在城中建有供皇帝居住的武功殿及供太后居住的文化殿，在城市西南部有大量大型建筑遗址，据推测为辽官署建筑，显现出中京城的政治中心地位。

军事上是辽国重镇，城中城墙坚固，马面及角楼齐备。经济上市坊区密集分布，主要街道宽阔，东西廊庑是商品交易场所，显示出中京重视手工业及商业的发展，为经济生活提供便利。

文化方面，中京积极吸取中原汉文化，并继承保留了契丹文化。既吸取汉族的儒学、佛教，修建大量的寺庙建筑，同时在内城北部大道两侧留有契丹人修造毡房之地，体现中京兼容并蓄的特点。可见辽中京的繁盛在城市的规模、布局、建制上有丰富而直接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