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古拉一世时期

文丨莫泊桑的一生

编辑丨莫泊桑的一生

尼古拉一世被称作“是中欧各国政府的灾星，是加害欧洲社会一切进步阶层的妖魔。但到后来却因为把握不住外交方向，走上意外的裂了口的深渊，以致跌下去摔死了”。

在尼古拉一世的近东政策中，俄国一直排斥法国，选择联合英国孤立法国的战略，这一选择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沙皇对法国革命的厌恶和反感。

尼古拉一世对法国革命嗤之以鼻，认为这是对合法君主权力的颠覆，有悖正统。

因此，沙皇不但禁止法国船只进入俄国港口，甚至阻止俄国青年去法国留学。

这种本能的敌视，使得俄国完全排斥了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处理俄法关系。

在尼古拉一世的西方政策中，俄普奥三国的联合是沙皇十分看重的，这既符合尼古拉一世对意识形态一致性的要求，又能维护俄国国内的政治体系，但这种联合更多的是俄国的一厢情愿，俄普奥三国之间的矛盾是无法用意识形态掩盖的。

在德意志统一问题上，俄国支持奥地利反对普鲁士，以维持中欧的分裂局势，使得俄普关系逐渐恶化。

在近东争夺中，俄奥明争暗斗，奥地利对俄国占领多瑙河两公国耿耿于怀。

因此，在克里米亚战争前，神圣同盟早已经名存实亡，尼古拉一世指望的普奥支持早就不切实际了。

即便尼古拉一世帮助奥地利镇压了匈牙利革命，支持奥地利反对普鲁士以保全帝国的合法存在，但这些都未能换来奥地利的支持。

俄国使节奥尔洛夫在普奥碰了钉子后，无奈地向尼古拉一世建议，“把那些由于心存恐惧而不能保持善意的朋友们搁在一边，转而接受法国的调停建议，是不是更好些？”

尼古拉一世虽然不愿相信事实，但不得不接受了奥地利的“忘恩负义”。基于共同意识形态的俄普奥合作，就这样将俄国引向了万劫不复的克里米亚战争。

战争的落败使俄国在40年的时间里就从欧洲霸权顶峰滑落至谷底，这是近代俄国历史上不得不接受的“最苦的果子”。

不难看出，19世纪上半叶，意识形态对俄国外交的影响在亚历山大一世时期和尼古拉一世时期表现是不同的。

亚历山大一世时期，意识形态开始影响俄国外交。

凭借俄国在对法战争中的表现，亚历山大一世以意识形态为媒介缔造了有利于俄国的神圣同盟，加强了俄国在中欧和近东的影响。

尼古拉一世时期，意识形态开始过度地影响俄国外交。

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尼古拉一世反对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镇压了1830年和1848年的欧洲革命，俄国还获得了欧洲宪兵的称号。

这既是维护维也纳体系正统秩序的要求，也是维护俄国国内保守的政治体系的需求。

也正是意识形态的过度影响，使得俄国在处理俄法关系、俄普奥关系时出现了判断上的重大失误，导致了不可挽回的损失。

尼古拉一世“受到欧洲专制主义极端保守的意识形态——神圣同盟思想的影响，其政策的最终结果是俄国在1855年遭受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

这既是俄国在军事上的失败，又是俄国自维也纳会议后40年内对外政策的失败。

哥尔查科夫出任俄国外交大臣后，要求朝野上下详细分析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俄国外交成功的原因，提出外交应为俄国成为强国服务的基本指导思想。

但鉴于当前俄国力量衰落的现实，外交最重要的任务不应再是开疆拓土、夺取出海口和谋求势力范围，而要为俄国国内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亚历山大二世的改革创造尽可能好的外部条件。

在此基础上，哥尔查科夫在给亚历山大二世的报告中指出：“我们不论在哪个方面——譬如欧洲或东方——进行推测，都得出一个结论：为了自己的安全，为了自己在国际舞台上的强大，以及为了和平和普遍均势，俄罗斯第一位的责任是进行国内的改革，这关系到俄国和所有斯拉夫民族的未来。

为了确保这一目标的实现，哥尔查科夫明确提出俄国外交的两个原则，“排除一切可能破坏改革的东西”和“避免这个时期政治均势遭到破坏而给我们造成损失”。

在这种外交新思维的指导下，哥尔查科夫提出，“一个基本结论是：国家对外政策不应建立在任何政治意识形态的基础上，而应建立在国家利益的基础上”。

显然，俄国外交应突破意识形态的束缚，自由选择盟友。由于俄国领土广阔、连接欧亚的独特地理位置，国家综合实力支撑不起任何形式的对外冒险，俄国要想冲破种种束缚重振国威就非常需要同盟体系的力量。

正是从选择法国作为盟友开始，俄国一反19世纪上半叶外交与意识形态挂钩的做法，开启了俄国外交的新时期。

俄法在巴尔干问题上的合作从1856年开始至1863年结束，俄法两国虽然没有签订正式的结盟条约，但在巴尔干地区的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和希腊发生革命性变化的时候，俄国的政策基本保持一致，即附和法国，支持破坏国际协定的行为，在国际关系中放弃了坚决支持正统君主的举措。

俄国对多瑙河两公国的保护，代之以欧洲大国共管，消除了俄国对两公国的长期控制。

《巴黎和约》允许两公国各自选举本国议会，通过选民大会选举君主，这一决议得到法国的支持。

俄国受制于国力，一改之前的政策，退而求其次选择与法国合作支持罗马尼亚的民族愿望。1859年春，库扎当选为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大公，实现两公国的统一。

罗马尼亚的诞生是在法国的支持下完成的，俄国虽然赞同法国的立场，但罗马尼亚自由主义的倾向和民族统一的现实对波兰是有巨大影响的，这就注定俄罗关系不会一直如此发展下去。

事实证明，俄国仍旧认为比萨拉比亚是俄国辖地的一部分，只要机会适当俄国必将将其收回，这也从另一个层面表明了俄法合作不会长久。

塞尔维亚问题的合作：克里米亚战争的落败使得俄国国内持续已久的西方派与斯拉夫派的争论有了结果，斯拉夫派最终胜出。

斯拉夫派精英主张推行现代化改革，扩充军备，以宗教与种族认同扩大俄国的政治影响力，支持土耳其统治下的罗马尼亚人、希腊人与塞尔维亚人的独立运动。

1858年，塞尔维亚米洛什大公开始推行亲俄政策，反对土耳其的统治，努力扩张塞尔维亚的领土。显然，米洛什大公的举措是有利于俄国的。

法国鉴于俄法之间的隐性合作，支持塞尔维亚的民族政策。1858年，门的内哥罗人反对土耳其时，俄法联合施以援助，支持了门的内哥罗的领土扩张。

至1863年俄法关系破裂，俄法在巴尔干地区斯拉夫民族问题上一直是合作的。

希腊问题的嫌隙：19世纪初，由于共同信奉东正教，希腊人在俄国南下巴尔干时充当了俄国军队和商人的翻译和侍从，与俄国的关系较为密切，希腊人把俄国当作其反对土耳其暴政的保护者。

1832至1862年，俄国在处理同希腊关系时一直看重宗教问题，但由于奥托国王膝下无子，又无法指定信奉东正教的继承人，希腊逐渐失去了俄国的支持。

1862年希腊爆发政变，奥托被迫退位。在继承人的选择上，俄法英最终同意选择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九世的次子威廉亲王为新的希腊国王，是为乔治一世。

虽然俄国同法国支持了乔治一世，但新任国王没有解决宗教问题，因而没有满足俄国的愿望。

此时，俄法合作已接近破裂，法国在希腊问题中更多的是附和英国的建议。

克里米亚战争后，巴尔干地区虽出现革命性的变化，但并没有在欧洲乃至俄国政治中引起强烈反响，俄国一直附和法国，支持同合法统治者相对立的武装叛乱。

在附和法国的过程中，俄法合作逐渐出现嫌隙，最终在意大利和波兰革命运动的冲击下破裂了。

俄法合作的终结：1856年以来，俄国一直设法利用俄法合作离间英法关系。然而，随着意大利和波兰问题的出现，欧洲民族主义不断崛起，俄国再也无法同法国保持一致。如果按照法国的意图在欧洲实现民族改组，势必会引发俄国势力范围内的叛乱。

最终，俄法合作终结。

参考文献：

［1］塔尔列.克里米亚战争史：第2卷［M］.莫斯科，1950.

［2］莫瓦特.近代欧洲外交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5..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