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的生活丨昼夜有时

（视觉中国/图）

往后的春节，我都没有回乌拉港。起初是因为没钱和感觉没有回去的必要。我原本就很少回去。后来病毒大流行倒是为我提供了不可违抗的理由。难以远行。机票和隔离费用贵得惊人。出不了门。然后我也不再去夏木父母的家过节了。

我感到疲惫不堪。那些红彤彤的装饰品，那些闹哄哄、食物多得惊人的宴席，凌晨时分吓得人心惊胆跳的爆竹，勉强、乏味的寒暄问暖，阴郁的天空，这一切都使我烦闷又厌倦。

但那不是夏木父母家的春节。在他们家，你不会看到那些东西。窗户上早就不贴窗花或吊钱儿了。也没有烟花和鞭炮。餐桌上永远是一盘又一盘的饺子，还有素什锦和两锅味道和颜色都一样的炖猪肉和炖牛肉。然后是简短、克制的交谈，直到沉默和疲乏蔓延至整座房子。是时候离开了。

那我究竟在逃避或抵抗什么呢？

母亲病倒后，父亲对她渐渐失去了耐心。任何事情都可能使他爆发。刻薄、令人不寒而栗的话轻易就从他口中冲出来。

“结婚四十年，你连一杯茶都没有给我泡过。”

“你这个做儿媳妇的，从来没有照顾过我的母亲，这就是你的报应。”

直到母亲逝世后，我才仿佛终于有时间坐下来想想她的样子，回忆从前在丫曳镇和乌拉港的生活。我暗暗感到诧异，因为我发现自己在离家后从来没有想象她的生活。她孤单吗？恐惧吗？她每一天都是怎么过的？

但我也没有后悔离开乌拉港。我生来就是要离开的。

此时此刻，当我缓缓回想起她的样子时，我看见的是一个俯身埋头在胜家缝纫机前的女人的侧影。她是那样地专注，以致看起来总是神色凝重。柔软、缤纷，有时散发着淡淡香气的布料从缝纫桌松弛地下垂，覆盖着她的双腿。她穿着自己缝制的七分裤。年轻的时候，她穿的是及膝窄裙，紫色的，蓝色的，花花绿绿的。在她脚下或不远处总会有一个或两个孩子，要么坐在地上模仿她，用剪刀剪布头或纸张，要么像真正的小助手那样，全神贯注地为纽扣分类和整理线卷。一个女孩经常用裁缝画粉在桌上或纸上涂涂写写。她画的不是服装裁剪图，而是各种颤抖的拉丁字母和方块字。她对那笨重、闪着金光的缝纫机丝毫不感兴趣。当她长大后，她不会成为一名裁缝。

二年级时，我们开始在课堂上写《我的自述》。我把妈妈也写进去了。我把作业簿带回家，倚着缝纫机问妈妈各种问题。

你叫什么名字？

你今年几岁？

你的爱好是什么？

种花。妈妈想了想，说道。

我微微纳闷了一下。她哪儿有种什么花呢？从来没见她碰过一粒种子或泥土呀。

你是做什么的？

那我的愿望是什么？

写“律师”吧，你那么会说话。妈妈说。

然后在三年级那年，我们俩同时发现了“作文”这个新奇的玩意。

我从书展带回来一本白封皮的《小三看图作文》，坐在裁缝铺里一页一页地读着。很快我便拿起笔，看着那些图画，写下一个又一个自己的故事。我把我的故事拿给妈妈看。

你写吧，可以写一本《小虹看图作文》。妈妈看起来兴致很高。

那时候我们都不知道“小三”指的是小学三年级。我们还以为那些故事都是一个叫小三的女孩写的。

我要像“小三”那样写故事。我也能写故事。我这样想。

你是做什么的？

她哪儿有时间种那些花花草草呢？她既是一个出色的裁缝，又是妻子和母亲。她还时不时需要背负长女的责任。在我贫瘠的回忆里，那个永远在缝纫机前低着头的女人每天都做着同样的事——工作，做饭，工作，做饭，工作。这是真的。在她死后，突然有一天我才意识到原来她的生活是这样子的。从早到晚，她来回穿梭于厨房和她的裁缝铺之间，几乎是行色匆匆的。很少见到她有犹豫、踟蹰不前的时候。所有人都以为她是个雷厉风行的女人。

她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这几年我的日子越来越单调。辞职后，我每天做的便是写作、读书和做家务。日复一日地做着这些微不足道的事，我常常是孤独又贫穷的。站在洗碗池前，我总是望着窗外，想着母亲和那天要写的东西。我想象母亲在厨房的情景。我试着回忆她隐没在锅碗瓢盆里的身影。是谁决定这就是女人的天职？“你们做饭吗？”当人们这样问一对夫妻时，他们有没有想是谁一直在做着这件乏味又充满挑战的事？

曾经夏木的父母就很喜欢谈论下厨这件事。他们几乎从来不下馆子。外面的食物不如家里的干净，他们这样说。你做饭吗？都做些什么呢？夏木的母亲问我，微笑着等待我的回答。

咖喱，意大利面，炒饭，还有煲各种汤。我说。后来我还会做意式炖羊肉、猪肉角煮、麻油鸡、鲑鱼奶油炊饭，但我没有告诉她。我们已经不聊这些了。

我想我正在抵抗一种看似坚不可摧的东西。它散发着宿命论的腐朽气息，偶尔还带有一丝危险的甜蜜，是甜蜜的砒霜。我在拒绝一种约定俗成的生活。

除夕我从麦当劳买了汉堡和炸薯条当午餐。夏木去看他的父母了。吃着吃着，突然想起某年除夕夜我也是这样一个人在巴黎北站对面的麦当劳吃汉堡和炸薯条。吃饱了就斜倚在床上，躺着躺着就溜进被窝里。读了几页诗，睡着了，醒来便读小说。窗外的烟火寂寞而遥远，那一刻我感到安全极了。这是我自己的生活，是我想过的日子，我这样想。这是自由的感觉。

这样的自由母亲是很少有的。除了在除夕那天准备团圆饭，母亲在年初二还得做饭给姑姑们和她们的家人吃。长久以来，父亲视乌拉港的房子为祖产，于是每年春节都会请姑姑们和她们的家人到我们家吃饭。那是母亲格外忙碌的一天，上午做饭，午饭后收拾厨房、洗澡，午后或傍晚拖着我们去外婆家。她终于可以回娘家了。

回娘家也许能让她停下来喘一口气。现在她是一个嫁出去的女儿和大姐，她的丈夫不在，她可以和她的母亲及妹妹们坐着说会儿话了。她们围坐在餐桌前，一边择菜，一边大声聊天。有时是两个或三个人紧挨着彼此，窃窃私语起来。

我记得母亲和外婆说话时的样子。外婆瘦小的身躯埋在椅子里，母亲一只胳膊搭在椅背上，侧过身来对着她。她比她的母亲高大许多。她的母亲总是很腼腆，声量很低，笑的时候从来不会发出声音。她好像不是一个性格强硬的人，也似乎不擅长表态或给自己的孩子提建议。

她们在说什么呢？那个总是在缝纫机前低头工作的女儿有没有告诉她的母亲她的生活很艰难，她的丈夫脾气很暴躁？她有没有抱怨生活不易，就像当年抱怨种菜很苦那样？

“种菜太苦了，我不想这样下去。”

如果有，那她的母亲能为她做些什么吗？

那时候的女人如果不依靠娘家，日子是不是会更难过？

小时候，有几年的时光，外公有时候会骑摩托给我们送来一小锅海参炖猪脚。他来不了的话就会让六姨妈搭巴士来。学校放假时，四姨妈、五姨妈和六姨妈会轮流来我们家住，在裁缝铺里干活儿和照顾年幼的我们。母亲会为她的妹妹们缝制新衣裳。有段不长的时光，四姨妈索性搬到我们家，在附近的中学上学。四姨妈出门时经常会带着我，是我最亲近的姨妈。

这是母亲的娘家给我留下的回忆。这样的回忆在往后的岁月越来越少，因为母亲的妹妹们都长大成家，有自己的日子要过了。

我的娘家在遥远的地方，所以我一直感觉自己就像是个没有娘家的人。我说这话时心里一点都不觉得苦。这是我自己的选择。我没有办法过那种娘家近在咫尺的日子。

我也无法离夏木父母的家太近。那不是我的家。我总是希望自己的生活始终与那个家毫无干系。我们过着的是一种在对方看来都是极为陌生的生活。他们永远无法理解我，我也永远无法接纳他们。尽可能地相敬如宾是最理想的对策。

我终归只能成为一个自己，只能拥有一个自己的家。那是我和夏木的家，我们的家。在这个家，我热切希望自己是一个女人（仅仅是生理意义上的），不是妻子、女儿或儿媳妇。我们在这个家里挣扎、彷徨，也在彼此里面寻找自由和快乐。这样的生活仿如星光弥漫的罗讷河，是玫瑰色的乌托邦。

林雪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