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6 年 1 月 1 日，第三次英缅战争中缅甸战败，缅甸被宣布为英国领地，作为英属印度的一个独立省，成为缅甸民众仇英心态的起点。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英国在战争初期的失利使缅甸民众看到了摆脱英国殖民统治的希望，在一批缅甸精英号召下，缅甸民众反抗情绪高涨。

本文主要讨论缅甸民众的仇英心态在不同时期的表现，认为缅甸民众心态演变可以分为英殖民前期仇英心态的形成、英殖民中期仇英心态的加深、二战后仇英心态的持续三个阶段。

英殖民前期缅甸民众仇英心态的形成

18 世纪末，英国与缅甸开始有断断续续的交流。19 世纪开始，英国与缅甸进行了数次战争，并开始逐步蚕食下缅甸，这一时期英缅之间主要还是官方的交流，缅甸对待英国则有强烈的大国心态。随着英缅战争失败后，缅甸沦为英国的殖民地，大国心态受到冲击，开始产生自卑与压抑的心态。

殖民前缅甸王朝的大国心态

这一阶段直接反映缅甸民众对英心态的文献较少，可能与当时英国尚未入侵缅甸有关，但这一阶段缅甸统治者对待英国则有一种大国心态。 1824 年第一次“英缅战争”期间，班都拉带领的缅甸军队因战术原因失败，班都拉丧生于英国炮弹之下，英军得以顺利推进占领卑谬，随后与缅甸签署了割地赔款的《杨达波条约》。

经此一役，缅甸东南亚军事强国的地位被撼动。值此民族危亡之际，缅甸统治者却依然没有弄清楚状况，与同时期的清政府相似，尚处于一种自视为“大国”的心态之中。

这种心态源自一种对自身实力与对方实力对比的错误认知，错误的高估自己和低估对方，其表现为盲目自信，认为对方有求于己，这种心态影响了缅甸的政策输出，产生极端强硬和极端怀柔两种不切实际的外交态度。

从缅甸对待英国态度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心态的影响，比如，在外交中缅甸的孟既国王将英国使节视为自己的封臣——1826 年 9 月，第一次英缅战争后不到一年的时间，约翰·克劳福德使节赴缅商谈商约，并讨论设置驻扎官问题，缅王把他与自己的封臣等同看待，并在举行封臣前来纳贡的所谓“悔过日”的仪式上，接见克劳福德，还把他代表总督所呈送的官方礼品，视为英属印度臣属于缅甸和对以往的过错乞求宽恕的象征。

在双方谈判商约问题上，缅方坚持必须要英方交还割让的领土和放弃索取赔款余额，才同意在商约上做出让步。

第一次“英缅战争”后，缅甸依然维持大国心态，从曼同国王的政策转变中就可以看出这一心态。早期的曼同主张和平主义与英国友好，他友好的方式如：

首先，他反对在英方陷于困境时收回失地，1857 至 1859 年印度爆发反英大起义，当时朝廷有人建议乘机进军勃固省，曼同竟说：“我们不打难中之友。”甚至“捐款一千英磅给英印政府作为救济金，转给因兵变而受难的灾民。”

其次，强调遵守佛教戒杀生的戒律，不重视国防和军事建设，禁止发明新式武器。同时，对英让步，同意英方占领下缅甸，并在所谓互惠原则的基础上，与英签订商约。由此可见，曼同对英方不是抱着平等的、互相尊重的心态，而是站在一种“宽恕”别人的道德制高点之上。

然而，英国得寸进尺，与缅甸签订掠夺性新约，实质上将缅甸变成英国的半殖民地。曼同转而寻求法、意帮助，企图利用英国与法国、意大利的矛盾钳制英国，曼同没有认识到，在当时的国力对比下，法、意不可能为了缅甸这样的国家得罪当时国力正迈向鼎盛的英国，缅甸想在三方中寻求平衡以逃避被殖民可能性的政策最终失败。

殖民后缅甸民众的压抑与自卑心态

缅甸在大国心态的影响下，也是在对自身能力错误的认知下，没有正确认识到英国企图殖民缅甸的野心，逐步被英国蚕食和瓦解。

1885 年英国屠杀锡袍国王占领整个缅甸，“皇家图书馆在英国占领的第一晚就被烧毁了，许多剩余的巴利文和缅甸文藏品被带到伦敦的英国博物馆图书馆。保留了个人和寺院藏品，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棕榈叶手稿因为气候变化而褪色。”

英国占领缅甸，杀死国王，并拒绝与缅甸僧王合作，在对缅宗教立场上恪守中立。

其行为冲击了缅甸人的世界观，也改变了缅甸的大国心态，缅甸被迫彻底从大国梦中清醒。

政治上，英国在缅甸建立了金字塔形的行政机构，由总督掌管全局，层层分派直到区一级；

经济上，缅甸开始成为英国的粮食产地，粮产业进一步发展，土地兼并与高利贷大行其道；

文化上，西方文明冲击缅甸旧有的传统文明，基督教文明与佛教文明矛盾突出。

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殖民地化和资本主义化对缅甸人的心态造成重大影响，英国的入侵改变了缅甸人原有的千百年来保留的生活方式，包括曾经不用纳税、想什么时候工作就什么时候工作的自由。

英殖民中期缅甸民众仇英心态的加深

20 世纪 20 年代后，引发了严重的“稻米危机”，激发了下层人民对政府和高利贷者的反抗。另一方面伴随着大众传媒的发展，在英国培养下，接受新思想的缅甸学生成长起来，开始意识到英国殖民本质，民族主义觉醒导致本来盛行于欧洲的民族主义运动，开始在缅甸涌现，尤以萨耶山农民起义和我缅人协会为代表。

在“一战”时期，殖民者曾经承诺在胜利后给予缅甸一定自治权，但这种承诺最终只是虚假的“双头制”，这使得曾经追随、信任英国的一批人也转向反英。在这样的背景下，缅甸人的民族自信逐渐复苏。加之缅甸人的处境与印度形成对照，一战后在甘地和国大党领导下印度民族运动有了起色，而缅甸却依然没有变化，激化了缅甸对比的心理，认为印度可以得到的为什么缅甸没有，这种与印度的对比产生的落差感促使其进一步憎恶英国。

经济危机、政治动乱以及文化传播引发了心态的改变，心态又进一步反作用于缅甸社会的发展，缅甸社会对英国的仇恨心态和本民族自信的复苏推动了缅甸民族主义和追求独立运动的发展，然而以和平方式通过议会选举掌握政权并不顺利，英国推出臭名昭著的“双头制”政府，但当选后占压倒多数的依然是英国人，“我缅人协会”等民族精英开始寻求以暴力形式反抗英国政府，争取独立。

二战后缅甸民众仇英心态的持续

由于缅甸精英以和平方式参与政权和争取独立失败，二战开始后，以我缅人协会为代表的缅甸民族主义精英开始寻求暴力方式与英国当局对抗。同时他们明白，想要依靠自身力量推翻英国统治十分困难，因此需要寻找合作对象。二战初期，英国在欧洲战场节节败退，缅甸人感到缅甸独立的机会来了——“敌人的困难就是我们的机遇”，“为了争取独立，我们可以和恶魔作交易。”同时，在缅甸群众中，反英浪潮也此起彼伏。

总结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缅甸民众与日本合作对抗英国，文章从缅甸民众的仇英亲日心态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并进一步探究了这一心态形成发展的过程、心理学成因及其影响。笔者认为，缅甸民众的仇英心态形成于二十世纪初期，在二战前达到高潮。

而亲日心态则从二战前在昂山等“三十志士”的亲日宣传下进一步加强，在日本侵占缅甸时期达到高峰。根据精神分析相关理论，缅甸民众仇英心态是英缅战争失败后形成的心理“固结”，进而对英国形成“挫折-攻击”心理，而其亲日心态则是对日本产生了“自居”心理。

从群体心理学角度来看，这种心态是受到了群体动力、从众心理等的影响。而缅甸少数精英在决策中又受到“小群体思维”影响，使得其对局势产生误判。从民族心理学角度而言，克己求善的民族心理使得缅甸民众对日本法西斯行为十分顺从。

“多布人”类型的文化模式使得其与英国文化隔阂很深，而与日本文化更有相似性。同时，其传统的神王崇拜心理也使其对英国屠杀神王行为感到仇恨，对日本制造的神王感到崇拜。最后，缅甸民众仇英亲日心态在二战期间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盟军作战，影响了部分缅甸华侨的抗日态度。在战后初期促使缅甸脱离英联邦独立，而在战后赔款等问题上则对日本网开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