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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第二国际的破产，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约翰福斯特指出，“这是加入国际的各国党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所带来的结果。”

民族国家的建构与各国社会民主党党内沙文主义的膨胀

随着统一民族国家的诞生，公民的政治情绪达到顶峰，对现存国家制度的拥护就变成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

第二国际从成立之日起就面临着帝国主义战争、殖民主义、军国主义等问题。

民族国家的建构为统治阶级和社会民主党党内沙文主义的出现提供了土壤，也解释了战争初期群众的迷茫与狂热的情绪问题。

他们“在大多数问题上都成了机会主义的首领。在讨论殖民问题的时候，这些机会主义势力甚至制定了包含这样语句的草案。

大会并不在原则上和在任何时候都谴责一切的殖民政策，殖民政策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可以起到传播文明的作用”的民族国家建构之后，各国统治阶级为了巩固民族情感，开始扶植各种军国主义团体。

以德国为例，“泛德协会”和“青年德意志联盟”等组织盛行，拥有更多财力与手段的它们出版宣传品，大肆鼓吹种族利益和战争。

英国也有鼓吹沙文主义、帝国至上的教科书和读物。一战开始之时，民族情绪高涨，各国政府在战争初期营造珍爱和平的假象，“保卫祖国”的谎言让民众首先成为爱国者。

当知道俄国动员以后，德意志人民的民族情绪迅速高涨，当法国军官身着普鲁士军装经德国运送黄金的时候，群众滿街追逐。

在英国，特拉法加广场变成了表达爱国情绪的最好场所。当有人发表反战演说时，人群吼叫并做出伤害宣讲者人身安全的举动。

在巴黎，同样弥漫着民族主义的狂热，群众开始捣毁具有其他民族特征的商店，并不断高喊“打到柏林去”。

在法国的民主建设中，在民主不断加强的同时，激进的共和党人痴迷于对法国进行复仇，将国家改革放到所谓“复仇”事业的后面。

除此之外，各国社会主义政党内部出现了与本国统治阶级相互勾结的现象，并且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越演愈烈。

以德国党中的右派为例，有资料记载，早在议会党团讨论讨论战争拨款之前他们就已经有了明确的意向支持战争。

他们发出了“就是社会民主党员的士兵也必须认真的去完成他们的义务”的号召。

除此之外，许多党内的议员表现的狂热，他们认为超越于阶级斗争和政治原则之上，德国人存在着“整体意识”。

例如议员路德维希弗兰克不仅赞成拨款，在开战后自愿报名应征，并在战争中写下“国际思想早已被民族工人运动的现实性排除。”

以上事实都证明了德国社会主义政党明确背弃国际主义原则，他们以“国内和平”、放弃阶级斗争为代价取得政府合作，只是为了作为政府、国家一体化的伙伴打一场帝国主义战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各交战国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领导集团开始背叛巴塞尔国际代表大会的决议，与本国的资产阶级政府站在一边，高喊“保卫祖国、国内和平”的口号。

号召无产阶级坚持“民族主义”，在战争中支持政府，煽动各国无产阶级在战争中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去互相残杀。

8月6日，工党议会党团继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和法国社会党人投票赞成军事拨款。英国的其他党团也在不同程度的为战争辩护。

总之，随着民族国家的建构，各国无产阶级作为国家公民的“整体意识”增强，这就解释了大战初起时群众的迷茫与狂热。

从第二国际内部看，社会主义政党内部出现最可怕的灾难。同时，统治阶级的沙文主义和党内的沙文主义联合煽动，在这种气氛中，各国的社会主义者从精英到群众都充满着保卫民族利益的感情。

民族国家的建构与各国社会民主党的自主性的增强

第二国际过于强调各国党的独立自主，随着世界大战的爆发，弊端显露，社会主义者被分裂为不同的阵营，这种阵营的划分以民族国家为标准。

而松散的第二国际没有能力去阻止这种事情，各交战国的社会党虽然信誓旦旦的宜称忠于国际。

但是，没有强制性的约束，当它们正在为本国赢得胜利而战的时候，它们既不愿意为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承担任何义务，也不希望作为一个无产阶级组织继续发挥作用。

在组织原则上，民族国家范围内的无产阶级政党，民族自主性是首要原则。例如巴黎大会议程是“在不损害自主性的条件下建立一切国家工人组织之间的经常联系的切实可行手段”。

并且大会还对此进行了解释，“任何联系不得以任何借口损害各民族组织的自主。”除此之外，第二国际内部出现了反对成立“任何有损于民族自主的同盟”的思想和派别。并将类似的原则写入了第二国际代表大会的决议。

在组织方式上，第二国际是一个松散的国际组织，会议召开频率低，形成的决议也没有强制的约東力，第二国际允许各国党独立自主的发展的原则在面对内部意见分歧尖锐之时，过于松散难以形成统一的决议。

例如，“在1889年讨论工人劳动保护立法问题时，面对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家的讨论。

李卜克内西在纽文胡斯发表长篇讲话后只是以德国代表团的名义简短地声明，他们不想卷入一场关于议会政治的效益的争论。”

“具体体现为第二国际历次代表大会的决定。一方面，由于没有统一的超国家的协调机构，1900年决定每一个国家的代表团有两票表决权。

巴黎代表大会就米勒兰事件进行表决时，法、德、英等国同小国家具有相同的表决权。

直到1905年国际局仍未讨论出一个一致的解决方案。另一方面，1900年巴黎代表大会关于米勒兰入阁问题的争论中出现了三派分歧。

原因是大会并不想直接干预，因为这有违各国党内部纠纷应自行解决、大会不应作出国际裁决的传统。

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巴黎大会通过了一个只作为原则性的决议。这就为后来组织内部分裂提供了可能。

除此之外，1907年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在表决政党与工会关系时也体现了这一弊端，面对法国代表团强调自身特殊性的声明，荷兰拒绝承认，理由是：

代表大会形成的决议只有道义上的价值。也就是说当普遍性原则与决议相矛盾，决议价值就会消失。

总之，第二国际内部始终没有形成一个团结的、有组织的、坚强的马克思主义机构，随着机会主义在第二国际内部各党的增长，欧洲各主要党逐步分裂。

没有坚强的领导核心不可避免的削弱了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原则。在这样的背景下，不可能指望第二国际能够发挥保证无产阶级全体-致，为捍卫共同利益而努力作用。

民主国家的建设与工人阶级内部的分裂

列宁曾强调，保证工人队伍的团结是当时形势下完成斗争必须的。

可是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开始使用“怀柔”政策对待工人阶级，不仅赋予了他们政治权利，经济上也为工人阶级创造了良好的发展条件。

随着工人阶级中一部分特权阶层的出现，工人阶级内部出现分裂。

早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在谈到英国的工联主义之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发现了无产阶级被“收买”的趋势。

1858年恩格斯最先提到“资产阶级化”的无产阶级。这一概念。十九世纪末，面对无产阶级运动的新情况。

资产阶级不再靠传统的暴力手段打击工人运动，他们试图用资产阶级的思想来模糊工人阶级的意识，出现了工人贵族。

资本家为了降低生产成本，需要更多的廉价劳动力。失业者(外国人和来自农村的人们)形成了劳动后备军，这支后备军的存在就使得资本家能够加深进行对在职工人的剥削。

为了削弱无产阶级的战斗力，垄断组织鼓励工人贵族的形成，用来对付无产阶级的基本群众。

列宁指出:某些“文明”国家无产者贵族精神的表现，他们自己处于特权地位，得到了某些好处，就逐渐忘记了国际阶级团结的要求。

在1898年至1910年间，德国主要工业部门中的工人贵族人数不断增加，大约增加四倍，从十四万人增加到七十万人。

而且构成方式也逐渐广泛和多元，这些具有特殊地位的人，他们的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都大大超过普通工人，他们以工人阶级的身份参加议会党团。

帝国主义分裂工人的现象从英国出现，逐渐在西欧其他国家蔓延，尤其体现在工业发展比较迅速的德国。

这些国家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为资产阶级收买工人阶级的上层创造了条件。

资产阶级通过提高工资和其他的局部让步收买工人阶级的上层，引诱他们脱离政治斗争，这种分裂和上层的资产阶级化，使得各个国家的工人运动进入低潮。

以英国为例，“英国工人阶级的分裂及其上层的资产阶级化，使得英国无产阶级早在宪章运动失败之后就丧失了国际工人运动的领导作用。”

无论是在英国还是德国，工人阶级的富裕上层都是改良主义的社会基础。工人贵族的产生也很快导致了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出现。

面对工人阶级内部益的分裂，“全世纪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国际主义原则，要求无产阶级的国际组织要尽量广泛地团结。

第二国际在建立之初，十分注重团结工人当中的各个派别，但是在后期，没有处理好相关问题，致使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更加分裂，也为组织的分裂埋下了隐患。

民主国家的建设与各国社会民主党党内修正主义兴起

第二国际初期，各党的领袖和理论家不断探索符合时代特征的新的革命策略，他们按照恩格斯的指导，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思想、捍卫议会斗争的策略。

虽然采取改良主义的方式，但是始终坚信改良只是方式，无产阶级必须完整的通过一次暴力革命的方式夺取政权。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必将有一场最后的决战，这是符合正确的革命策略的。

随着议会斗争的开展，各国社会主义政党习惯于合法斗争的方式，没有践行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的学说，他们幻想通过议会和平过渡或者通过改良逐步实现社会主义，进而形成了修正主义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