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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即便当今女性社会地位逐渐提高，我们也依旧不可以否认在先前历史时期中，由于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致使女性地位极其低下的事实。其实，不论是我国大部分古代历史时期，还是古罗马时期，女性的社会地位的确就是趋于男子之下的。若说是注定，倒也有理有据。

毕竟，自古至今，亘古不变的定理都是：最开始说生育是两个人的事情，但行完房事，好像剩下的都是由女性完成的。不论是十月怀胎，还是新生儿出生，亦或是产后喂养。男性在妻子怀孕期间，最多也只是尽心尽力照顾好妻子，保证母子安全；在妻子临盆之时，男子即便再着急也只能在房外等候；产后，男子最多也就只能更加悉心地照料妻子和子女。但这也仅限于较为专一的男子，若是男子对妻子并不专一，想来也做不到上述之行为。由此，便不得不谈一谈历史上那些上至皇帝，下至平民均是三妻四妾之事了。历史长河过于悠久绵长，本文暂且以近代水族娶妻纳妾之行为做一个较为客观的分析。

一、欲探那时之事且看那时之碑文

毋庸置疑，考察史实最为有效且有力的方法就是翻阅正版古籍亦或者是借助古墓、碑文。毕竟岁月的冲刷是无法精准刻画的，若是史料保存得当，可于古迹中寻得的古物是可以找到其对应的史料的。两者若是相互印证，某种程度而言，便定是真迹了。而本文所借助近代水族娶妻纳妾之行为，也便是通过位于今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以及荔波县境内所遗留下来的墓葬碑而进行考察论证的。将这些墓葬碑文按照时间顺序整理出来便会发现：近代水族后期的碑文除了已经具体揭示妻妾信息外，还可以作为一种女性社会地位逐渐上升的表征。

譬如，前期墓葬碑文只是大致标注墓主信息，至于妻妾的信息大多并不做提及。据史料记载，早期水族的碑文上只有极少数人家才会撰写妻妾生平。况且，当时在墓葬碑上标注文字还并不是很盛行。就更不要奢求其碑文是涉及到过多涉及到妻妾的信息了，但是随着汉字的兴起与演变，到了清中叶时期，近代水族墓葬碑上的文字便多了起来。

其实不但汉字种类多了，其所占据的篇幅与早期相比，也有所增加。毕竟，其所记载的信息与早期相比，更为详尽、具体了。这其中不仅将墓主本人的信息详细表现，更有部分人家将妻妾信息介绍得更为全面。

客观而言，这就为我们现在考察那时“三妻四妾”之史实提供了考察依托。综合学者编撰的史料，这时期的墓葬碑文记录方式大致分为三种。本文我们按照其内在逻辑顺序一一介绍，三种碑文记录方式阐述完毕，其实针对本文近代水族娶妻纳妾之主题也将阐述完毕。

二、娶妻而后纳妾 当真只为传宗接代

第一种最为简单的记录便以于荔波县水尧乡水扒村一座坟墓的部分碑文为例：姻缘愧配妻和妾，举目偷安几。由此观之，该墓主有妻有妾，但墓志文中并没有具体说明有几位妾、都是哪年娶进家门的。切莫惊慌无从考察具体事项，因为在第二种墓葬文中便清晰地体现了墓主生前是否娶妻纳妾，若是纳妾，皆纳了几位妾。

譬如：且德配四室，俱贤孝能。从中我们便可得知：墓主生前娶妻一位，纳妾三位。诸如此类者，如：“翁原配潘氏，慎有贤名，妾四人，先翁殁者二人”。则可知：墓主生前娶妻一位，纳妾四人。

切莫曰：文中并没有交代是否娶妻，又是于何处得知其已有妻子的呢？于那个封建思想较为浓厚的年代，想必若是没有妻子反而先纳妾者寥寥无几吧。将刻度线沿时间轴推至清末，便出现了第三种墓葬碑文的记录方式，这种方式虽然出现的时间晚于前两种，但其所涵盖的内容却是前两者都欠缺的。

第一种记录方式根本就不曾留有有关妾的信息，第二种对于妻妾的信息虽然有所涉及，但只是表明了有还是没有。至于第三种，则不仅表达了墓主生前是否娶妻纳妾，更是更为具体地记录了每位妾之姓氏、生平。同时，也详细记录了墓主生前娶妻之日期、纳妾之日期。当然，这就侧面记录了每一位妾的排序，进而有助于当时长幼尊卑的礼仪教化。基于第三类记录方式，本文给出示例：一娶韦氏，生女桂英; 二娶覃氏，生男国仁，三娶吴氏，生男国义、国智、国和，和女淑英、木英、秀英男女各三; 四娶李氏……

接下来，需要我们将焦点聚焦于妻妾的数量上，毋庸置疑，正如开篇所言，古往今来，亘古不变的定律就是：于我们的传统意识、传统历史中，唯有女性才具有生育能力。是矣，可以理解，若是妻妾数量较多，那么其膝下有子的概率定也是大大增加了的。

所以，自此段“妻妾数量”之主题上，便又是对本文主题最为明显的论述。于古代封建社会的上层较为富贵的人家，自然不希望自己的家产无人继承，祖传的家业午后人打理。正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是矣，若是家中条件允许，定是会多娶来几位妻妾，最大的心愿就是可以多生育几个日后可以成事、可以继承家里祖业的后人。其实，至今为止，近代水族都一直有一个没有揭开的神秘面纱：在那段历史时期，近代水族女性所生育的大部分婴幼儿都会夭折。若是站在现代生物学的角度，也许是因为那段历史时期，近代水族还没有较为庞大的人口基数。水族族人也很少会选择和外族结婚，可能由此导致近亲结婚，大大提高了遗传病的发生率。

但这只是我们目前的一个猜测，具体原因，我们仍然要交给时间，交给考古学家与学者。将焦点重新拉回，据学者对当地的考察与调查得知，近代水族村落规模的确较小，一处村落只有40多户人家。基于民国时期出现了划分身份：有部分家庭自解放后被划分为地主、富农、中农等的相对富有的家庭。

对于这部分家庭因其家中的庞大资产为依托，多娶几位妾并不存在难度。但若是化作普通人家，想要多娶几位妾，以确保自家后继有人。家产怕是并不能给予一定的支撑。毕竟，近代水族虽然不像现代这般一夫一妻，而是准许男子纳妾的。但想要进行纳妾之礼，也是要符合一定规定的。首先就是：已婚男子若是想要纳妾，便要赔给妻子的父亲，也就是自己的老丈人家里一头牛，以作赔偿。当然，这是基于下文即将要提到的近代水族男子纳妾的另一因素基础之上的。

其次就是：已婚男子若是想要纳妾定是要基于已娶之妻并没有生育儿子的条件下，这样以纳妾的方式为自家延续香火。其实，这也就侧面阐述了本文主题——近代水族为何娶妻而后准许纳妾。于此，上文也有所涉及，近代水族那个历史时期。婴幼儿夭折不仅概率极高，而且这种现象还持续了很长时间。

就纳妾数量而言，近代水族于清朝时期纳妾的数量便出于一定的区间里了。至少有2位，最多则高达6位。譬如清代的潘阿包便在娶了一位妻子后，纳妾六位。于实地考察时我们也可以在观摩阿包的坟墓后，有感而发，其宏大规模足以体现其腰缠万贯之势。据其墓葬碑文记载：潘阿包生于乾隆已丑年也就是 1769年，逝世于道光初年。据学者透露，其实地考察之时，在潘阿包坟墓周围同样找到了其一妻六妾之坟墓。虽然在那个时期，近代水族的大户人家为了防止家中男嗣无辜夭折而无人继承祖业，所以娶妻而后纳妾在其上层社会极其流行。但综合史料记载，想潘阿包这般在娶妻之后，连纳6位妾的大户依旧不多。于此，便不得不引出本文主题——近代水族男子娶妻而后纳妾的第二个原因了。

正所谓“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芸芸众生，过于追求功名利禄者，大部分的“成功人士”在实现“资产雄厚”之后，便有极大可能做出一些较为出格的事情。正如本文开篇所言：生育子女，相夫教子。最初明明是两个人商定好要共同追求的目标。

但一旦落实在现实生活中，女性便不得不承认这所有的一切都好像变成了自己一个人的事情。若是最初自己嫁进的家门讲求“仁义礼智信”那想必，当这位女子后期生育、喂养子女过程中，并不会承受过多的心理负担。毕竟其夫为“有德之士”。

但“十八新娘八十郎”，并不是少数男性才有的想法吧。对此，切莫忙于质疑亦或者是否认。且看史料：“有子倘娶妾，岳丈罚牛一只。试问：若是娶妻而后纳妾于纳妾男子本人没有好处，于已有妻子没有伤害。为何那个时期要制定下这样的的一条规定？简言之，若是已婚男子先前已娶之妻已经生育了男嗣。男子在想要纳妾，那就必须先赔给自己老丈人一头，以作为对妻子的重视亦或者是资金保护。

此外，也许已娶之妻若是有了男嗣，男子还意图纳妾生育男嗣。也是可以理解的，正如上文所言：近代水族在历史上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婴幼儿大概率均会夭折。譬如：愚鲁成性，竞同废人。要知道，对于那个重男轻女的年代，若是家中没有一个可以继承家业的男嗣，传出去并不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

三、意识指引行为 价值观念才是实质

其实，客观而言，古代时期会有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并不是不可以理解的。试想：我国作为一个农耕国家，对于那个时期的人们而言，想要快速提高社会生产力。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重农，而重农自然就离不开劳动力。是矣，人们渴望家中男嗣成群，并不是不可以理解的。只是这种“渴望劳动力”的意识，导致了一种恶性循环。越是渴望劳动力，越是重视男丁；越是重视男丁，自然就越希望自己的后人都是男丁。而不是所谓的“只能裹脚，穿小鞋，无法为家中输出贡献”的女子。反过来想，若是那个时期，并没有给女子裹脚、穿小鞋，给女子同样的教育。令其识字读书，同样重视她们的体育技能训练。“巾帼不让须眉”之佳话想来早期便就有所体现了。

结语：

综上，近代水族男子之所以于娶妻之后纳妾根据三种墓葬碑文可以概括为以下两种原因：传宗接代以及自己享受美色。也许这样表达过于直接，但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譬如：在荔波县水尧乡一位地主家的墓葬碑文中，我们可以得知：这位水族男子最开始娶了一位水族妻子，已经诞下四儿一女。但该男子依旧先后分别从汉、苗、瑶三个民族各娶了一位妻子。显然，这定不只是为了确保自家有后了。而是已经将自己贪图美色之心，暴露无遗。正所谓：意识指引行为 价值观念才是实质。

参考文献：

《三都三洞水族》

《水书与水族社会》

《蒙氏族谱》

《水族墓葬碑刻资料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