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贺子珍找到失散多年的毛岸红，毛主席为何拒绝相认

1953年，贺子珍带着一个名叫朱道来的年轻人来到毛主席身边，两个人并肩而站，震惊了围观的所有人。

像！太像了！朱道来简直和毛主席年轻的时候一模一样，尤其那双眉眼，仿佛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一样！

贺子珍激动地哭泣说道：“我问过老乡了，这孩子的年纪和毛毛对的上，他就是我们的毛毛！”

毛主席仔细端详朱道来的面容轮廓，一举一动，眼眶瞬间湿润，连着说了好几个“像”！

可是就当所有人以为他会认下朱道来，失散多年的父子终于要相认的时候，毛主席却摇了摇头：“我不能认他。”

这又是为什么呢？

1949年10月1日，北京城张灯结彩，热闹纷呈，中国人民终于战胜了侵略的列强，压榨的资本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迎来了新中国成立这一开天辟地的大日子。

毛主席从一早就开始忙碌，开国大典的各项章程还等着他批示，直到下午三点，礼炮齐鸣，人山人海，他带着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们登上天安门，面对着广袤的神州大地讲：“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一切尘埃落定，全国的气氛达到了高潮。

贺怡亲眼看着这一切，欣慰之余，心底里空荡荡的，那些战争时期迫不得已压抑的愧疚再次发芽，一日午后，她找到毛主席，表示自己想去江西，想帮毛主席和贺子珍找回他们曾经丢失的孩子。

“我内心很愧疚，是我和泽覃辜负了你和姐姐的嘱托，”贺怡强忍着泪水，红着眼眶说道：“以前兵荒马乱不好找，现在天下太平了，一定能找到的。”

听她提起陈年旧事，毛主席非常感伤，他似乎想起自己失踪多年的孩子，一手捂着脸往窗外看，缓了好长时间后才低落地说道：“我和你姐姐从没有怪过你和泽覃，战争年代，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但是啊贺怡，”毛主席深吸一口气淡淡道：“兵荒马乱的，那孩子万一不在了呢？”

贺怡也不是没想过这个问题，她擦了擦眼泪，哽咽着说道：“我已经托人去找我的孩子了，江西那边说有些眉目，我的孩子能找到，你和姐姐的孩子一定也能找到。”

说到这，她又想起伤心事，侧过身痛哭起来：“我姐姐不和你说，其实她也很想孩子……”

毛主席终于还是答应了，他夹着一根烟迟迟不抽，只是用手挡着半张脸，不想在弟妹兼小姨面前失态：“那你去找吧，尽量不要惊动地方，新中国刚成立，干部们也很忙。”

贺怡点头应了，垂着泪坐上了前往江西的火车。

她此次从京城入江西，要找的，正是自己姐姐贺子珍和毛主席的第二个孩子，那个在毛泽覃夫妇手上弄丢的毛岸红。

毛岸红小名毛毛，1932年11月出生在福建长汀，是毛主席和第三任妻子贺子珍的第二个孩子。

毛毛刚出生的时候是十分幸运的，他被父亲母亲养在身边，虽然物质条件匮乏，但至少一家人和和美美。

主席是个极具慈和父爱的父亲，他从不端着封建礼教的架子，对小孩子温柔耐心，每当伏案工作累了，他便要去看一看宝贝儿子“毛毛”。

可惜那是战乱年代，朝不保夕，这样温馨的一家人注定要被纷飞的硝烟冲散。

1934年，蒋介石纠集百万大军对红军革命根据地发起猛烈攻击，他无视日本人侵华的种种暴行以及东北地区人民的水深火热，走火入魔一样对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进行“围剿”，一时间整个江西都成为硝烟弥漫的战场。

前四次“围剿”行动中，红军战士听从毛主席打游击战灵活战的主张，把红军有限的兵力发挥到最大的效果，一次又一次粉碎了蒋介石大军的进攻，暂时保住了根据地。

但是第五次，中央军委的人事任命发生变动，全军采取了错误的作战方式，和蒋介石的大军硬碰硬，很快就寡不敌众，节节败退，直到把战线收缩在瑞金周边。

这给了蒋介石集团极大的鼓舞，他听取德国军事顾问的建议，打算采用“铁桶战术”，彻底把红军残余主力一举歼灭。

好在红军“得道多助”，埋伏在蒋介石身边的高级军官莫雄把情报偷了出来，中央军委重新指定战略，红军主力被迫实施战略转移，开启两万五千里长征路。

长征是何等凶险的事情，不仅要随时提防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还要忍受沿途的恶劣条件，很多身强力壮的大人都未必撑得住，更何况是还不到两岁的孩子？

毛主席和贺子珍想了一夜，思来想去，还是把儿子毛毛留在当地。红军主力虽然转移了，但是还要留下游击队和指挥部和国民党长期作战，而负责留下来打游击的指战员就是毛主席的亲弟弟毛泽覃和他的妻子，贺子珍的亲妹妹贺怡。

把孩子交给叔叔和小姨照顾，毛泽东夫妇还算放心。

要和父母分别那一天，毛毛似乎感知到了什么，拉着毛主席和贺子珍的衣服不撒手，为人父母的心在煎熬在滴血，但他们知道这才是对孩子最好的安排。

毛主席强忍着泪水，用力毛毛抱在怀里，似乎要用这种方式记住孩子，片刻之后，他立传转身冲了出去。

他怕自己再多看孩子一秒就会心有不忍。

贺子珍更是哭得泪流满面，一直搂着毛毛，嘱咐他要听小姨和叔叔的话，嘱咐他等过一段时间爸爸妈妈就来找他。

为了寄托思念，贺子珍还连夜拆了自己的军大衣，找老乡借了一把棉花，给毛毛赶制了一件小棉袄。

天不亮，在孩子不舍的哭泣声中，毛主席和贺子珍，这对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忍着分离之苦踏上了为中国革命探索的道路。

毛主席和贺子珍本来以为，很快就能和孩子见面了，就算不能，至少把毛毛托付给自己的弟弟妹妹，总能保证安然无恙的，然而事与愿违，主力部队刚转移没多久，变故就发生了。

蒋介石看到红军长征，调遣大军围追堵截，与此同时，派一股兵力对瑞金苏区疯狂进攻，企图将遗留的红军力量一举铲除，游击队不得体向边区转移，斗争形势越来越恶劣。

毛泽覃心里惴惴不安，他要转移，贺怡要潜入地下，两个人都不方便带着孩子，而且他们一个姓毛，一个姓贺，目标太大，很容易被人发现端倪。

思来想去，他把毛毛抱给警卫员，送到警卫员在瑞金的家里，那家的女人也带着孩子，只要换个名字就不会被发现。

这其实也是权宜之计，只要等战事平息了，也可以原路把孩子找回来，可命运总是这么捉弄人，为了安全起见，毛泽覃没有把侄子的下落告诉任何人，包络当时在组织撤离没有和他在一起的贺怡。

更不幸的是，不久之后，毛泽覃为了掩护战士们撤离，英勇牺牲，红军失去了一位优秀的指战员，毛主席失去一位优秀的弟弟的同时，再也没有人知道毛毛的下落了。

贺子珍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内心无比崩溃，但是革命形势不给这位骨肉分离的母亲悲痛的时间，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命运的车轮同样无休止地推着毛主席，他们两个谁也腾不出时间回江西去找孩子。

毛毛流落何方，是生是死，成为所有人心里的一个疑团。

直到新中国成立，国家得到了基本的和平，贺怡看着毛主席登上天安门，她为中国革命松一口气的同时，内心里压抑了很多年的愧疚终于爆发出来，她不想看到姐姐以泪洗面，决心要把孩子找回来。

贺怡联系了江西省委的同志，因为时间久远，又没有太多信息，他们只能在瑞金一带进行大范围筛查 看年龄看外貌，好在同志们很热心，听说是为毛主席找孩子，不厌其烦尽心尽力。

每一次找到一点信息，或者有年龄对得上的年轻人，贺怡都满怀期待把孩子的照片送回中央，可惜每一次毛主席看了都摇了摇头。

贺怡没有气馁，她一边工作一边找人。功夫不负有心人，1949年冬，一次在广东开会的时候，突然接到江西省委打来的电话，说是在瑞金附近一户农家发现了一个和主席长相非常相似的年轻人，年纪也对得上！

贺怡听了大喜过望，她等不了白天的火车，晚上结束工作，连夜开车从广东到江西去，结果因为疲惫驾驶，天黑路不好走，她连人带车一起翻下公路，就这样不幸去世了。

妹妹地离世对贺子珍打击巨大，很长一段时间里，在她和爱人和骨肉分离的时候，贺怡都是她的主心骨和慰藉，如今妹妹车祸遇难，贺子珍天天以泪洗面，缓了一两年才终于走出悲痛的阴霾。

妹妹已经故去，李敏也长大了，贺子珍越来越想找回毛毛，她沿着妹妹遗留的线索，终于在瑞金一户农家找到一个叫“朱道来”的年轻人。

朱道来是1932年生人，1934年被朱盛苔和黄月英夫妇收养，抱来的时候孩子身上穿着一件军绿色的小棉袄。

所有信息都对得上，贺子珍兴奋起来，她让江西的同志帮忙送黄月英母子来上海，自己要亲眼见一见。

当穿着朴素衬衣的朱道来走入眼帘的时候，贺子珍整个人触电一样站在原地她仔细打量着年轻人的眉眼，激动到手抖，拉着身边的亲友忍不住道：“你们快看！他和润之年轻的时候一模一样啊！”

黄月英又拿出了当年孩子身上穿着的小棉袄，贺子珍一眼就认了出来，她一把上前抱住朱道来，失而复得的泪水挂在脸上：“毛毛，你就是我的毛毛，我的儿啊！”

贺子珍心里已经笃定了朱道来就是毛毛，为了保险起见，他们还去做了血液检测，结果显示贺子珍和朱道来血型相同，这更坚定了所有人的想法。

孩子找到了，贺子珍要带着他进京寻父，在中南海招待所，毛主席第一次看到朱道来，他冥想一愣，神情从震惊转变成欣喜，主席握住朱道来的手，把他看了一遍又一遍。

“像，太像了，和泽覃小时候一模一样，尤其这双眉眼……”

贺子珍又把所有地信息和主席讲了一遍，一双父母看着朱道来分外感慨。

本来这就，是个大团圆的结局，父母寻子失而复得，结果半路杀出来一个程咬金，南京一个女同志姓朱的女同志立刻赶到北京，说朱道来是自己的孩子，当年红军转移的时候迫不得已留在了老乡家里。

她说得言之凿凿，十分肯定，又有同行的几个同志给她作证，朱道来到底是谁的孩子，一时之间成为疑团。

当时没有先进的亲子鉴定，也没有DNA检测技术，即便有贺子珍的小棉袄作证，几乎可以断定朱道来就是毛岸红，毛主席考虑了一天一夜，最终还是决定不要认亲了。

无论把朱道来判给谁，都会有一个母亲伤心，而且到了这个时候，朱道来到底是谁的孩子也已经无关紧要。

“无论他是你们谁的孩子，他总归是组织和人民的孩子，”毛主席缓缓说道：“我看就把朱道来交给组织，交给人民吧。”

朱道来就这样被留在北京，由组织部代为抚养，而他的“三位母亲”也会时常写信关怀，让他有了良好的生活和教育条件，同时也有了三份无私的母爱。

朱道来也没有辜负主席，没有辜负三位母亲和组织的期望，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毕业之后成为一位工科科研人员，用自己平生所学为祖国的建设添砖加瓦，只是有些不幸的是，39岁的他就因疾病离世，结束了跌宕起伏平凡而伟大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