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北魏对待降附群体政策基于其政权建立和发展状况而形成，统治者较早便确立建设和巩固封建政权的统治意识，北魏历代君主都有相同的目标，积极吸纳和利用汉族士人，学习中原文物制度并进行创新。

北魏实施对待降附群体政策总体来说较为成功，相比十六国其他民族政权，更细致具体，优待的同时又有一定限制，能够有效利用降附民众，对于南方政权，则更加完善且持续不断，吸引了许多有影响力的群体归降。

一、北魏政权建立发展的社会背景

北魏政权建立后，与周边政权展开角逐。道武帝在皇始、天兴年间进兵中原，灭后燕，太武帝时继续扩展势力，征战柔然、高车等部族，先后吞灭十六国尚存的大夏、西秦、北燕、北凉等政权，由此吸收各政权降附群体进入北魏。

北魏统一北方的过程中，吸收了包括匈奴、鲜卑众支属、卢水胡，以及与各政权关系紧密的乌桓、氐、羌等其他部族。北魏在不断扩展其疆域的过程中。

与南方政权进行多次交战，东晋、南朝政权民众或主动降附，或被动迁移进入北魏，汉族人口大量增加，成为北魏国家人口最多的群体。

胡汉在北魏国家进行长期交流融合，北魏在对待不同降附群体时采取不同的方式和政策，胡汉关系、拓跋鲜卑与其他胡族之间的关系都是北魏政权建设中的重要内容。

拓跋政权的早期发展过程中就蕴含着部族的冲突，同时也孕育着群体之间相互融合的萌芽，其早期形态为之后政权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奠基作用。

北魏正式在平城建立政权后，政治建设随之稳步推进。北魏初期的统治阶层主要由拓跋皇族、鲜卑贵族以及其他部落酋长组成，此外还包括北方地区的豪强宗主，共同形成早期代北世族，其是在北魏皇权的主导下，以代人集团为中心，包括中原士族、北归士族以及北方民族上层内附者在内而形成的特殊权力阶层。

北魏初年的部落离散使国家编民增加，民众从部落统治转为封建政权统治，加强了北魏政权对于民众的控制，编民也为各级官僚豢养奴仆提供了广泛的人力，奠定了北魏初期的政权基础。中原士族进入拓跋政权，与北魏上层勋贵相融合，形成代北勋贵集团。

北魏入主中原，在制度文化建设、政策推行以及统一战争各方面迫切需要中原汉族士人的支持与帮助，所以，北魏初期许多北方士族或归降、或在北魏的征召下入魏出仕，加入北魏统治集团。

张衮及其弟，皆在北魏初期入魏为官，为北魏初期制度政务的创建和实施做出贡献。北魏前期与部分汉族士人的合作也为北魏政权对待降附政策的实施打下基础。

二、北魏政权中的降附群体

北魏政权在整个统治时期吸收接纳了大批来自不同民族、不同政权的降附群体，北魏在对待不同降附群体时所体现的政策有所差别。从降附群体来说，主动降附较多，且多出自两个原因，政治斗争和军事形势，地区动荡时降附入魏者众多。

北魏国家发展状况也是影响降附者入魏的重要因素，北魏国家政治稳定，优容降附者，实施积极的招纳政策，则归附甚众。此外，国内胡汉矛盾的缓和与否以及北魏国家的汉化程度是影响汉族士人降附的重要原因。

北魏政权在建设过程中，吸纳了周边不同政权的各类降附群体，大致可分为三个部分，其一为部族政权及群体。其二是十六国政权中的降附群体。

北魏道武帝时取得了对后燕的决定性胜利，十六国兼并战争不断，至太武帝拓跋焘时，相继吞并其时存在的大夏、西秦、北燕、北凉政权，吸收了以上政权的各基层民众，同时包括之前被灭政权的残余以及辗转各政权的汉族士人。

东晋、南朝降附群体，是北魏对待降附群体政策的重要对象。北魏政权中的汉族士人除十六国降附群体中的汉族士人以及北方遗留士族之外，后期最主要便是东晋、南朝北归入魏的汉族士人。东晋、南朝各政权贵族及大族士人在北魏统治时期降附众多。

柔然、高车以及各部族群体的降附主要集中于北魏道武帝、太武帝时期，北魏国家制定的战略计划为先北后南，北魏前期多次征伐周边，确保政权发展的稳定环境，柔然、高车地理位置处于北魏后方，且时常侵扰，北魏前期通过集中大规模征伐，使其不再侵犯，以此保证政权稳步南进。

三、下层民众的降附及对待政策

北魏政权由早期的部落组织发展至国家政权，内部人口数量经历了大幅度的增长，大量下层民众的降附是北魏人口增长的关键。下层民众的降附主要有三种方式。

因躲避战乱或灾荒而内属北魏的地区流民、随贵族及官员将领归附的辖区民众、另外便是北魏通过各处征伐虏获的各政权及部族民众。

归降民众进入北魏，大部分成为普通编户，实行计口授田，缴纳税赋。下层降附民众中从事农业的人口占比最大，其次是掌握某种技艺的手工业者，降附后仍守本业，世代相传，为国家生产制造所需物品。

部分虏获民众地位低下，被征发为兵、发配边境，或是被用作力役，修筑宫城，在牧场劳作，更有部分民众沦为奴隶，被赐予功臣贵族。

北魏前期流民内属较为频繁，东晋十六国时期，北方政权林立，前秦瓦解后，后秦、慕容诸燕相继建立政权，各政权之间臣属、联合，战争不断，民众被迫裹挟于政权纷争之中，生活困苦，大量流民为寻求庇护，降附政治环境较为稳定的拓跋政权。

除流民以宗族或乡属前来降附之外，众多民众随其部族首领、地区将吏等一同归附。游牧民族皆以部落为单位，部落酋长对其有绝对领导权，部落归降皆为“率部降附”，整个部族一同内属降附。中原地区各部族降附也与此相同。

游牧部落被徙入北魏政权或内附进入北魏之后，北魏实行了一项措施，将游牧部民转化为编户，划分土地，计口授田，开始进行农业耕作。

这项措施与北魏国家的经济发展有密切关系，北魏前期的经济以游牧狩猎经济为主，道武帝拓跋珪建立北魏，农业人口大量进入北魏之后，农业经济逐步发展起来，部民通过离散转化为编民，有很重要的意义。

四、北魏对待降附群体政策的特点

降附群体身份有别，等级有差，北魏在对待不同的降附群体时采取区别对待政策，其所“区别”不仅是出于降附者身份地位的考量，而是有关于降附的具体原因、降附背景形势的多重对比，“区别对待”是北魏对待降附群体的一个鲜明的特点。

主被动降附的区别对待是在考虑降附群体的降附意愿及诚意基础上进行区分的，关乎降附者对于北魏的认识态度及忠诚度，主动内附与被俘投降在一定程度上有很大区别，特别是上层皇室及士人的主被动降附所带来的影响是千差万别的。

依据政治局势给予差别封赏，南朝降附者中，刘昶与萧宝夤同为宗室之属，但北魏对其封赏有差。刘昶因惧怕刘子业的猜忌，上表归附北魏。

此时北魏与刘宋政权相对峙，政治局势紧张，刘昶的归降对于拉拢南朝士人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给予特殊优待。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各政权，对待降附于其政权的群体大致遵守基本规律：优遇皇室、大族士人，上下层民众有明显的差异。但北魏对待降附群体的政策更为具体、细致，更加灵活，赏罚分明。

降附入魏群体中包含各个民族，北魏对待南来的汉族降附士人相较其他群体更为优越。南方政权是北魏面对的最大政敌，汉族人口众多，拥有先进生产方式和政治制度，且具备“正统”地位，北魏即使攻占中原广大地区，仍对南方的汉族政权严加防范，谨慎以待。

降附的南来士人，或在南方政治斗争中失败，在政治上仇视南方，或为世家大族，影响广泛，同时南来士人群体文化水平高，具备军事文化等才能，优待南来降附群体对于对抗南方政权有极大意义。

北魏对待氐、羌、丁零等少数民族待遇则较差，对少数民族集团首领加以笼络，利用其军事力量，镇守边境，减少北魏军队的损失。对待少数民族群体任意迁移、征发为兵，底层的普通民众沦为奴隶，随意买卖，处境艰难。

五、北魏对待降附群体政策的成因

北魏政权中，汉族人口比重最大，且文化水平高，又是中原传统的统治民族，各方面发展相较于其他民族与政权处于先进水平，汉族士人的降附为拓跋统治者意识转变和政治实践提供了各方面的指导。

拓跋政权在代国时期就与汉族士人开始建立了合作，代国时燕凤、许谦等人的降附对拓跋鲜卑最初的政治文化建设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什翼犍时“始置百官，分掌众职”便是受到西晋制度的影响，同时也离不开汉族士人的参与。

北魏前期进行制度建设，其中汉族士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也使北魏的制度不断完善，向中原政权靠拢。汉族士人在前期最主要的是参与决策。

为北魏统治者提供政权建设的经验和思路，熟悉经史的汉族士人成为北魏帝王了解中国古代政治的重要来源，前朝文物制度是北魏政治决策的重要依据。

北魏在汉族士人的帮助下，向封建政权转化，参照汉族政权，建立祭祀制度，包括宗庙社稷等完整的郊祀制度，也体现了其向定居生活转变的态度和经济重心向农业转变的目标。

文化思想方面，北魏兼收并蓄，重视儒家经学，祭拜孔子，设置五经博士，建立太学等设施发展文教，同时在政策制定中也吸收道家、法家等其他思想。道武帝皇始元年，推行以尚书、刺史太守为核心的各级官僚制度，确立五等爵制度，这为后来北魏政治制度的发展及改革奠定了基础。

北魏通过与汉族士族的合作来完成拓跋政治统治形态的转变，汉族士人进入北魏政权之中，通过在官僚机构中的运作和对北魏各项制度的改创，促成了拓跋部的政治转型。

总结

在魏晋南北朝长期的动乱中，各政权都争取拥有众多降附，北魏成功融合了北方各政权和部族的力量，以及南朝的归附力量，殊途同归的力量壮大了北魏的国家规模，更重要的是促进北魏制度的建设，同时为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北魏政权建立和发展处在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期，民族融合是历史的潮流和趋势，降附群体入魏，不仅是进入某一个政权，同时也代表着整个社会群体的流动趋势，其在北魏得到融合、凝聚，北魏政权是魏晋南北朝大动荡时代里士人群体最终选择的政治寄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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