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整个元代，自世祖起，除武宗有着重兴漠北旧制的意愿外，历任皇帝都对“儒化”采取了积极推动态度，武宗对于草原政治的倾向，使得其统治时期政权风格与世祖朝、成宗朝皆为不同。

而正是在武宗这种“汉地与草原南北共治、元廷与各汗国东西统合”统治理念之下，加剧着日趋严重的蒙汉冲突，同时也为元代中后期诸帝统治埋下隐患。武宗之后，仁宗即位，统治重心南倾，元朝统治至此也逐渐走向衰弱与混乱。

一、武仁授受与元代的汗位继承危机

元成宗大德末年，武宗与母弟爱育黎拔力八达联手夺得汗位，并以蒙古继承传统与其弟相约“兄终弟及，叔侄相传”。

诚然，这种继承方式是符合草原游牧传统的，但此时元帝国的总体形势已与蒙古氏族、大蒙古国时期大为不同，更是与入元以来汉地继承法统背道而驰。

在武宗即位之后至元顺帝即位二十四年时间中，元朝皇位更替频繁，达九位之多，之间围绕皇位继承权问题，充斥着朝臣之间的明争暗斗、怯薛阴谋政变、两京对立以及行省内战等统治集团内部混乱现象，追溯始源，皆可从“武仁授受”谈起。

武宗本人受草原政治生态的影响，坚守“兄终弟及”的继承原则，此种不具有法律约束且易受变动的继承方式则为元代中后期汗位继承埋下祸根，深刻影响着此后的继承秩序。

武宗朝时期就发生过“改皇储”事件，因武宗本人对蒙古传统的执念与政治时机的不成熟而作罢，但其后相继围绕继承权发生“南坡之变”、“两都之战”、“明文禅替”等政治风波，后世则在这种“变异”继承体制之中，逐渐走向了迷失。

1.武宗至大年间改皇储事件

武宗朝改皇储事件的具体内容，《元史·武宗本纪》中并无记载，而见于《元史·李邦宁传》。李邦宁为武宗朝宦官，言于武宗“皇子渐长，古之道也，未闻有子而立弟者。”

此时李邦宁上言废立其弟，遭到武宗反对，虽仅以一事记之，但整个事件恐不止如此，李邦宁所言实则也是武宗众多心腹的一种心声，此皇位本是其弟先得。

因摄于兄武宗的军事实力而让位，且忽必烈建立元朝以来，未有兄终弟及的先例，故对武宗之后，爱育黎拔力八达传位于武宗之子，这一点似乎充满未知。

武宗所言“朕志已定”，实则伴随着与其弟之间的政治异趣颇大，已产生动摇。其后又有三宝奴等劝武宗立皇子为皇太子一事，三宝奴为武宗朝尚书省重臣，创制改法时期亦深受武宗信任，劝武宗立皇太子之事，以“兄已授弟，后日叔当授侄，能保之乎？”

为由，对兄终弟及这一传统汗位继承方式提出质疑，但却遭到了丞相脱脱的反对，以蒙古重视“信守诺言”来驳斥三宝奴。

后来的历史无疑证明三宝奴的担忧是十分正确的，但此时“诏脱脱还”亦不是那么简单。

在改皇储事件之前，武宗曾召开了一次秘密御前会议，李邦宁在未进言前，便同三宝奴等心腹秘密商讨，此时问脱脱的意见，一旦得到得到肯定答复便会废立太子。

脱脱的回答最终使得武宗放弃这次改皇储行动，因为没有脱脱的支持，这场极大的宫廷变动恐不会成功，为何脱脱的支持如此重要？其所能“一语定乾坤”是因为深得武宗信任、个人政治威信以及当时的政治形势等因素而决定的。

即使尚书省多为武宗心腹，脱脱显得势力单薄，但一但废除太子，三宫政治即顷刻瓦解，答己与爱育黎拔力八达组成的后党与太子党势力恐极难铲平。

此时正值创制改法时期，废太子极易引起政局动荡，对于武宗统治将是极为不利的。总而言之，在极大的政治风险面前，武宗放弃了废立太子的决定。

2.蒙汉二元继承体制之变异

爱育黎拔力八达即位之后，回归儒治，一遵世祖之成宪云。表面虽然政局平静，但就统治集团内部而言，实则根祸深矣，存有两大危机：其一是汗位的继承人问题；其二则为权臣的擅政问题。

两大危机最终成为元代中后期政局混乱的主要表现。仁宗主政以来，面对右丞相铁木迭儿自结徽政近臣，权倾朝野，深为被动，便以萧拜住为中书右丞、平章政事，欲以牵制。

此后又数次弹劾，铁木迭儿时退时进，因倚靠答己太后，终不能明正其罪。在于皇太子人选问题，三人的利益则趋于一致，即是违背武仁授受之后“兄终弟及、叔侄相传”盟约，立仁宗之子为皇太子，封武宗之子和世㻋为周王，出镇云南。

和世㻋与武宗旧臣自然不会善罢甘休，最后商讨对策后去于金山之地，察合台后王率众来附。其后和世㻋于此积累军事力量，虽是苟延躲难，但由此也反映出其部对于兄终弟及的传位方式以及武宗一派正统的认同。

二、武仁之变引发统治危机

武宗即位之后，以“实务派”的蒙古、色目势力为政权之基础，相对于传统汉族官员而言，这一势力缺乏一定的政治约束。武宗统治下，草原传统体系对汉法机制的破坏，使元后诸帝在于政治道路的选择上感到茫然。

在于帝国权力内部，武宗之后，仁宗即位，相权继续呈扩张态势，权臣的出现，更使得元后诸帝颇感压力。

怯薛作为巩固元代皇室统治的重要力量，却逐渐演变为一种政局不稳定的因素存在，与权臣之间的勾结串联，更使得统治集团内部极具危患。

1.相权扩张与权臣之兴起

世祖、成宗以来，官僚体系在政局当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虽有阿合马、桑哥、卢世荣等宰相权力极盛，但依旧受制于皇权，以其为理财等所用，故不得满足之时可将其诛杀。

世祖在至元十六年曾诏谕“无论汉人、回回，官守不勤于职者，皆论诛之，且没其家”。

元代早期这种“君臣主奴化”十分明显，更无论上承天子，助理万机的丞相，皆极端受制于皇权，同时元代君臣之间的关系拉大且臣子对于君主的约束力也下降。

纵观元朝时期的皇权变化，至武宗统治时期，主导权依旧在大汗手里且并无权臣擅政，而至仁宗及其之后，铁木迭儿、燕铁木儿、伯颜等权臣的出现，开始超越皇权甚至决定大汗的生死。

皇帝对这种权臣的力量似乎无法与之有力对抗，伴随着皇位争夺愈演愈烈，甚至出现“权臣当国”的局面。

这种君臣之间权力的失衡是元中后期政治危机的主要表现之一，以致于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提到“元之大弊。人君不能躬览疏政，故大臣得以专权自姿”。可见其对于元代宰相专权而导致的政治内乱颇感深恶痛绝。

2.怯薛变质

元代怯薛参与朝政大致有三种方式，分别是参与御前奏议决策、以内驭外挟制宰相、介入宫廷政变及其皇位更迭。

至于武宗时期，伴随着世祖朝以来怯薛制度本身缺乏管理与约束，出现越职奏事、内降升职、奸民投属、避役请俸等现象，怯薛逐渐腐败，武宗虽已意识到，以省台大臣亦能上侃谔之议，且屡次下令怯薛当应遵守旧制，但效果甚微，怯薛在宫中已是根底颇深。

箭内亘认为怯薛制度之完善，关乎于元代之兴衰，怯薛之放纵，自世祖晚年至成宗之世渐次腐败，武宗朝时期实则根祸甚矣，元室之衰政与年俱进。

事实也正是如此，在其后“南坡之变”铁失弑英宗，“明文禅替”燕铁木儿立文宗，作为军事体系的核心，怯薛势力更加骄慢，在其“合法”的前代基础之上。

开始成为以一种“非法”的形式插手朝廷要务的特殊政治力量，作为蒙古旧俗给元朝带来的一份沉重遗产，怯薛成为了拥有独立意义的宫廷政治军事集团。

结语：

纵观整个元朝，忽必烈统治时期，不失为“黄金时代”，而至其病逝后，所带出来的一批文臣武将，待到功成名就亦相继去世，继承者铁穆尔开始组织新班子，进行他的“守成”实验。

垂拱而治的守成政策，放任了世祖晚年以来的诸多政治流弊，至武宗时，已演变为一种帝国的全面危机。

“武仁授受”之后，“南坡之变”、“两都之战”、“明文禅替”等一系列事件，使得元朝内部围绕汗权的斗争愈发激烈；

伴随着相权的扩张、权臣的兴起，皇权较先前更为弱化，形成了统治集团内部权力之争间的反复态势；

怯薛势力增强，并以军事力量席卷入权力争夺当中，又使得斗争形势愈发复杂。不得不说，武仁之际，实为元朝统治走向倾颓的重要分水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