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北宋最显著的政治举措就是“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士大夫的身份既是官员也是“知识分子”，肩负着行政事务履行，儒家文化传播，教育的重任。因此士大夫对于北宋政治系统的维持和运作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对政治变革的成败也有着重要影响。

北宋的王安石的变法对士大夫群体的政治文化产生了冲突，特别是士大夫群体中流行的“重义轻利”观念，因此遭到了指责和反对，士大夫群体的与皇权之间的密切联系，也决定着国家的走向。

北宋“士大夫团体”的形成

“士”最早指的是分封制的底层贵族阶级，后来发展至战国晚期渐渐代指一部分拥有知识和技能的群体，并在其他诸国中获得官职。当分封制解体之后，卿大夫成为官僚的职级，渐渐和“士”合称为士大夫。

汉代之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儒士文人为代表的士大夫阶级地位逐渐提高，到了宋代就成了士大夫政治确立的重要转折期。

北宋的士大夫之所以能够在政治上崛起，和赵匡胤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每朝每代的开国皇帝都会确立本朝的治国国策，赵匡胤首开宋代尚文的风气，并且为后代子孙奠基了“重文轻武”“以文治国”的祖宗之法。

宋太祖采取“以文治国”的原因，和他当时立国背景以及政治现况有关，赵匡胤从唐代末的战乱中走来，武将权重，兵变夺政，是他立国后最担忧的事情，因此通过杯酒释兵权，将武将的权利移交给了文弱的文臣。

赵宋建国并没有李唐建国时的“关陇集团”作为社会基础，宋太祖急需士大夫阶层对于新朝的支持。所以礼遇文臣，重用士大夫是一种理性的政治决策。

除了建国之初定下的“重文”的国策，宋朝新兴地主阶级也为士大夫的崛起提供了“支持”

唐宋两朝社会经济稳定发展，引起了社会上层的变革。商品经济催生出一部分富商新贵，北宋又不对土地兼并加以抑制。富商，皇室，官僚，贵族依靠政治特权大量的兼并土地，推动了封建土地私有制的发展。

大量的土地不仅从农民手中流向官僚地主手中，也从没落的官僚贵族流向新贵富商的手中，当庶族地主的手中拥有大量的经济实力之后，就开始寻求政治上的地位，而宋代士大夫阶级部分就来自庶族地主。

宋代科举制度的完善给庶族地主培养的“文人志士”提供了跻身士大夫阶层的良好渠道。

隋唐时期是科举制度的发展时期，此时通过科举制度晋升到官僚阶级的人数微乎其微，所以皇权和士大夫之间的联系并不多。

宋朝时期，重文轻武国策下，科举制度已经趋于完善，打破了科举制度中的门第限制，不再有身份高低的区分，无论是贵族还是庶族都可以在相对公平公正的情况下参加科举。

庶族地主培养出来的人才，可以通过科举这一途径跻身官僚，“皇权——士大夫”这一体系较前朝，联系更加密切。

北宋的士大夫政治文化

“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出自宋神宗与文彦博的一次关于变法的争论。

神宗曰：“更张法治......然与百姓何所不便？”文回曰：“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这里可以看出，君臣共治天下已经成为一种共识。

“帝王之道，以择仁贤俊为本，得人而后与之同治天下”

“共治”理念并非宋朝独创，早在汉代就有先例，汉宣帝就提出过“庶民所以安其田里亡叹息仇恨之心者，政平讼理也。于我共此者，其为良两千石乎？”此时的“共”说的是，君臣协作，达到国泰民安的效果，君主是政权主体，臣子是君主权利的附属品，更像是辅助君主执行敕令的工具。

而宋朝与之不同，宋朝士大夫崛起完全依附于皇权，得益于“文治”的方针，另一方面，“台谏”制度完善，还有“不杀大臣及言事官”为士大夫的“共治”提供了安全环境保障。因此宋代士大夫团体和皇权是相辅相乘，又相互制约的。

士大夫崇尚儒家思想，而儒家思想中最重要的理论就是“忠君”。

儒家所强调的“忠君”并非愚忠，虽然将君臣关系看作和父子关系一样，但是所主张的“以道事君，不可则止”。

北宋士大夫的政治理想也继承了“以道事君”的原则，以“致君尧舜”为辅佐君王的目标，想要达成此目标就必须破除皇权的专断独行。

士大夫有引导“皇权”向“道”的基本责任，他们认为自身是和“皇权”共治天下的主体，所以要负责的主要对象是“天下”，是“大道”。因而他们不会一味顺从皇帝的个人意志，而是在不触犯皇帝基本权益的情况下，以“道义”说服皇帝顺从士大夫群体的意志。

北宋士大夫群体最具有代表性，也是对后世影响最深的是“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理念。

在北宋，最先倡导这种政治理念的是政治家范仲淹。

《宋史·范仲淹传》载，“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

宋朝的士大夫和先秦的“士”有着明显的区别。先秦之士，“以仁为己任”，才有了孔子所言的“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东汉时期的士人地位有所提高，但是当时的士大夫依然注重自身的敦风化俗，澄清风教是非的责任，他们身上的文化责任远高于所负担的政治责任。

宋代的“以天下为己任”强调的是对于国家治理的参与和责任，更加注重政治责任。

此种精神之所以会出现在宋朝时期，这和士大夫多数出身民间有关，他们比起贵族阶级，有更多的机会接触民间疾苦，也更加了解百姓的生活状况，所以当他们跻身到领导核心层时便将“济世”“泽民”“治国平天下”作为终身的使命。

宋代士大夫不仅强调“内圣”而且强调“外王”事业。

士大夫最大的愿望就是可以获得“得君行道”的机会，他们不仅从大局层面关注改革，更是从地方，从乡里积极实现自己的政治理念。

如张载曰“纵不能行之天下，尤可验之一乡”，他在本乡推行“以礼化俗”；范仲淹首创“义庄”，也是“以天下为己任”的表现。

他们不以自身进退为主，无论仕途顺达还是遭遇挫折，甚至被贬被罢官，始终不忘对于国家政治的关心，坚持上书言事，像是司马光，王安石被罢官之后，仍关注时政，著书立说以匡政治，苏东坡被贬岭南后仍改革当地弊政，改善民生。

北宋士大夫的政治价值观

北宋为了纠正五代十国政治价值观的“礼乐崩坏，三纲五常之道绝”的局面，开始重新倡导儒家“重义轻利”，重视节义的文化价值。

儒家关于“重义轻利”的思想出自孔子所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将“义”“利”观作为评判君子和小人的人格道德标准。但是孔子并未完全的将“义利”放在对立面去讲，而是讲“义”作为一种标准，符合“义”的追求，无害于君子之德“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

孟子则更加强调“义”，开始将“义利”对立，“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此时求“义”成为有德的唯一标准和追求，求“利”则是违反道德的，儒家开始出现“重义轻利”的倾向，并且伴随儒学成为国学，对于国家政策和士大夫群体的心理产生影响。

五代十国时期是对儒家传统“义利”观的反叛时期，在各国割据混战的情况下，士大夫为求自保，纷纷放弃儒家的“重义轻利”的传统，为求一己私利违背儒家的忠义，出现“事四姓十君”的现象。

因而，宋朝就以孔子对于君子，小人“义利”观的论述为核心，开始重新塑造其政治价值观。

宋代士大夫按照“义利观”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保持“义利”始终对立的保守派。另一类是持实用精神的“义利调和”观的革新派。

保守派士大夫群体，喜欢高谈玄妙的性命道德，不关心现实社会的经济问题，像是苏轼曾言“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深浅，不在乎强与弱”。将义作为道德评判的标准，认为重视理财和求利是“小人”，是“聚敛之臣”。

他们所提出的解决国家财政困难的方针，不会考虑实际，不管何时都追求儒家的轻徭赋政策，以保持自己“重义轻利”的思想，但是这些政策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另一类改革派士大夫群体，则积极的投身于政治实践中，重新思考“义利”的关系而不是简单的将其对立起来。他们想要解决“三冗”问题，必然要进行富国强兵的改革，富国强兵皆离不开“利”字。

李觏就认为，只要符合礼的规定，利的存在就有其合理性，提出“人非利不生”，治国之实，必本于财用”，从人性和国家财政方面强调“利”的重要性。

另一位重视理财的并将其付诸实践的是王安石，他强调理财不是为了一己私利，为了国家理财是符合义的。并且以《周礼》为依据，指出“一部《周礼》理财居其半，周公岂为利哉？”

持有不同两种价值观的士大夫群体势必会产生矛盾，保守派就曾指责王，李二人的理论是“管商之道”祸国秧民。

士大夫群体之间的义利观念之争，往往会影响到国家政策的决断，当士大夫群体分裂之后，就会形成党争。这对于北宋而言，是弊大于利的。

结语：

北宋的士大夫群体的权利在整个中国封建史来说，都是具有较高的地位，特别是“皇权——士大夫”之间的关系，相互制约，有不可割舍，这对于集权社会来说是一种进步。

但是权利过于分散，也会影响国家政策的决断，立法改革的推行就会相对困难，这一点从王安石变法失败就能看出。

参考文献：

《周礼》

《宋史》

《资治通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