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在仁宗朝的两次党争中均遭贬黜。贬谪使其创作心态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也造成了文学呈现的微妙区别。目前对欧阳修贬谪心态的研究较为零散，观点基本一致，未能揭示两次贬谪心态的发展。

着眼于欧阳修的政治家身份、普通个体身份，分别探究自伤身世心态、忆昔感今心态的萌生与深化。结合心理学、文学地理学的相关理论，考察了欧阳修以顺处逆的旷达心态在两次贬谪期的区别，揭示出“醉翁”世界的构建之于欧阳修心态蜕变的意义。

一、欧阳修的贬谪次数和时间

就目前的研究来看，学界对欧阳修的贬谪次数尚存在争议。事实上，由于欧阳修贬谪文学研究几乎割裂为夷陵、滁州的单独研究，所以整体研究相对较少，对贬谪次数缺少明确的界定。

目前所见的欧阳修贬谪文学研究中，张浩的硕士论文持“三次贬谪”观点，认为其一贬夷陵、再贬滁州、三贬亳州；李世忠的欧阳修的滁州之贬与醉翁亭记之抒情也持此观点。

陈湘琳的研究专著第三章“贬地重构”以夷陵和滁州为研究对象，持“两次贬谪”观，张虹也持此观点。

欧阳修第一次贬谪的起始时间为景祐三年五月。康定元年六月，复馆阁校勘一职，回京修崇文总目，从职位上看，属于官复原职；从空间上看，放逐至此结束，因此第一次贬谪历时 4 年。

第二次贬谪始于庆历五年八月，期间移知扬州、颍州，均在贬谪期内。皇祐二年七月，升知应天府兼南京留守司事，故第二次贬谪历史 5 年。

综上所述，欧阳修经历两次贬谪，即景祐三年的夷陵之贬与庆历五年的滁州之贬。

二、欧阳修怀才不遇的逐臣之悲

欧阳修上承王禹偁，下启苏轼，宏观上看确为“超然自适”的重要一环，读者对于欧阳修的认知也停留在戏答元珍、醉翁亭记所展现的逍遥放达心境的层面。

实际上，个体心态往往是复杂的、波动的。欧阳修既是拥有七情六欲的普通个体，又是追寻政治理想的有志之士，既是才华卓绝的一代文宗，又是两度遭贬的弃子逐臣。

因此欧阳修贬谪期的创作心态绝非简单的贬谪苦闷，或是纯然的乐观超脱，而呈现出感伤愁怨与旷达适意彼此交织、此消彼长的态势，与此同时，退隐心态也在一次次政治斗争中趋于稳定。

欧阳修初次遭贬时，便产生了感怀不遇心态，并将之诉诸笔端，于黄杨树子赋、千叶红梨花、黄牛峡祠、古瓦砚、听平戎操等诗文作品中可见一斑。

景祐三年，欧阳修舟行夷陵，作黄杨树子赋自况。在小序中，欧阳修即表达了对黄杨树不为人欣赏的惋惜之意。言辞间暗含对君子、野老的嗔怪及对黄杨树的怜爱。

赋文以长于深宫的柞树和梧桐引入，描写其生长环境的繁华，更暗喻其与君主的距离之近；反观黄杨树，它生长于“苍崖翠壁”，独自屹立于绝险之处，无人欣赏，通过二者对比，反衬出黄杨树处境之艰险，也表达出对黄杨树坚毅品格的激赏。

景祐党争中，面对范仲淹、余靖等人的贬谪，他作与高司谏书指责高若讷，并于文末提议其将此书呈上朝堂，“使正予罪而诛之”，因此获贬夷陵。

参政热情受到冲击，政治才能初露头角却遭压制，建功立业的理想在初始阶段便受到阻隔，这使欧阳修不可避免地萌生出不遇之感。

三、欧阳修忧谗畏讥的惶惑心态

自伤身世心态由贬谪所激发，也在贬谪中得以延续与发展。第二次贬谪期间，欧阳修依然于菱溪大石、四月九日幽谷见绯桃盛开中流露出不遇之感，但其创作更多表达了忧谗畏讥之心理。

庆历三年，北宋内忧外患日益凸显，仁宗锐意改革，广开言路，增补谏官，欧阳修向来长于议论，故被擢为谏官。早在庆历二年，欧阳修就上准诏言事上书陈“三弊五事”，改革思想与后来范仲淹的答手诏条陈十事一致。

新政实行期间，欧阳修更是接连上书论黜陟之法、不可通和、科举改革等事，可谓改革派的舆论中坚。新政形势大好，但也隐患重重。石介在庆历圣德颂中将夏竦斥为“大奸”，使之怀恨在心。庆历新政也触犯了权贵利益，这些人逐渐站在了改革派的对立面。

随着改革深化，政敌伺机反攻，造成了谤毁不断、朋党之言层出的局面，加之夏竦伪造石介字迹污蔑富弼，新政核心人物范仲淹、富弼相

继离去。欧阳修也被派往河北，离开了朝廷。

新政期间欧阳修锋芒毕露，为革除弊政多次上书言事，在士大夫群体的努力下，革新派致君淑世的政治理想似乎唾手可得，但守旧派的反攻令这些成果化为乌有，欧阳修无疑是痛心疾首的。第二次贬谪的许多创作都体现了这种对谗奸之臣的痛恨。

贬谪初期，欧阳修始终对谗逐一事耿耿于怀，给皇帝的谢表、给朋友的书简中均直言小人迫害致使自己贬滁，在诗歌中则使用比兴。这种憎恨在重读徂徕集中达到了峰值。

如果说贬谪初期与中期的抨击奸邪、自明心迹还处于较浅层次，那么到贬谪后期，经历了两次贬谪、看到太多朝政纷争的诗人，终于领悟到了官场本质，对谗奸的憎恨发展为一种参透仕宦生活的厌倦和疲惫。

四、贬谪幽怀的自我开解

尽管产生了自伤身世与忆昔感今心态，但欧阳修并未一味消沉，而是努力疏导开解自己，以顺处逆，在创作中体现为总体上的旷达乐观风貌。

第一次贬谪及贬滁初期，欧阳修的旷达中往往夹杂了贬谪幽怀。随着“醉翁”世界的构建，他完成了由客到主的蜕变，这种归属感与身份意识，在扬州、颍州得以延续。

诚然，欧阳修虽遭贬谪，却能以顺处逆，使贬谪文学呈现出了旷达乐观面貌。以顺处逆心态在初次贬谪创作中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体现在对夷陵的改观。欧阳修初至夷陵，曾感叹贬地偏远，夷陵虽僻陋，但习俗古野、民风淳朴，盗窃争讼之事不多，饮食丰盛、山河壮丽、住所完好，超乎想象，以致诗人一再流露出喜爱之情。

其次是闲适自得的生活状态。远离政治中心，欧阳修政事之余便有了更多时间复返自然。在诗歌创作中，他似乎因舒畅的身心体验摆脱了贬谪之苦闷，但作为迁客的欧阳修始终存有一丝难以全然忘却世事的幽怀。

但这种旷达并不纯粹，而是掺杂着牢骚不平。“春风”之远近、“万事”之摧残、“迁客”之愁词，与开解之语相互交织。相关诗歌创作遵循一种固定的写作模式：先交代贬地偏远，再作旷达之语，带有明显的自我开解意味。

五、欧阳修由客到主的心态蜕变

欧阳修对夷陵是一种浅层次短时间的喜爱，这种喜爱基于夷陵瑰异奇特的山水风俗及漂泊者的自我慰藉心理；但对滁州等地，却是通过改造使其“着我之色彩”从而真正接纳了贬地，在此意义上，客居心态转变为了主人翁心态。

作为物质基础的地理空间与作为精神基础的心理空间相辅相成，“醉翁”世界在滁州形成，并激发了无穷力量，使欧阳修移扬州、颍州后仍然延续着主人翁心态。

欧阳修在滁州领悟到要想迅速消除陌生感，与异乡建立深厚的情感联系，则需搭建一个舒适的生活与文学空间。在扬州，欧阳修建平山堂、美泉亭、无双亭，并于平山堂前手植垂柳，世称欧公柳。

在颍州，欧阳修建西湖书院、飞盖、宜远、望佳三桥、聚星堂，不仅改造了地理空间，更从内心深处接纳了颍州，将其视为终老之地。思颍诗后序自叙初至颍州，便为其淳朴的民风、丰饶的物产、宜人的环境所吸引。

十年迁谪生活，带给欧阳修苦闷惆怅，他乐观以对，自我开解，终于在构建地理空间与心理空间的努力下，开辟出一个“鸟歌花舞太守醉”的“醉翁”世界。

而颍州，本身就存在西湖这一养心之所，当欧阳修怀着修炼完成的主人翁心态来到温存的西湖，二者发生了柔软的碰撞，从异乡到家的书写，显示着欧阳修消融苦难后的舒徐之心。

小结

两次贬谪的创作心态既非彼此割裂，也非一成不变，而是在各种心态相互交织下，由执着走向超越。

从夷陵、乾德而至滁州、扬州再至颍州，整体心态也由执着于一己境遇，纠结于仕隐矛盾，走向融入谪居生活，认同太守身份，消弭出处矛盾，形成吏隐之心，最终在颍州达到旷达适意、超越苦难的圆融境界。

欧阳修的心态调适贯穿贬谪全过程，使其在悲伤愤慨之余形成了旷达心态、隐逸心理。欧阳修调适心态的过程中，既有“右文”政策的安抚，也有自我认知结构、政治理想的调整，既有当地官员、亲人旧友、学子后进的助力，也有个体主动寄情山水、文学的努力。在上述调适手段的共同作用下，欧阳修的心态实现了质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