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衣舞明星女间谍-替罪羊：玛塔·哈丽的多面人生（下）

玛塔·哈丽的演出剧照

1916年夏天，马斯洛夫在与德国人的混战中被击落，受了重伤。玛塔·哈丽想去前线附近的医院探望她受伤的爱人，但作为一个中立国的公民，通常是不允许靠近前线的。她必须获得前往军事禁区的特别通行证，这一通行证需要得到法国军事情报局第二局负责人乔治·拉杜上尉的批准。她让在陆军部工作的情人让·哈劳尔（Jean Hallaure）中尉帮忙，而她不知道的是，哈劳尔正是间谍头子拉杜第二局的人。于是，哈劳尔把她送到了圣日耳曼大道282号，那里是外国人军务局和第二局所在地。

拉杜是一个野心勃勃但能力令人怀疑的军官。自1915年12月以来，他一直在阅读有关玛塔·哈丽的报告。他认为她是德国特工，打算把她转变成法国的间谍。“你只要答应我”他对玛塔·哈丽说：“你不会去勾引任何法国军官。”拉杜又说，如果她愿意成为法国的间谍，他就会给她通行证。“我要100万金法郎”，玛塔·哈丽回应他说：“我不打算在周围转悠几个月，搞一些小道消息。我将发动一次大政变，然后跑路。”她计划重新与德国情报部门建立联系，并通过自己的努力，一床又一床地睡回到最高统帅部的圈子里。“我已经是王储的情妇了，如果我想再见到他，那就得看我自己了……在这里，我只是一个走夜路的女人；在那里，我被当作女王对待。”“去荷兰吧”拉杜告诉她：“你会收到我的指示。”

玛塔·哈丽的时装照

玛塔·哈丽同意做间谍的部分原因是为了赚取足够多的钱，“我就永远不必用其他男人来欺骗弗拉基米尔·马斯洛夫”。但是，拉杜推延了付款时间，却给了她想要的通行证。拉杜指示她经西班牙到荷兰海牙去，然后在那里等待指示。但是，拉杜从来没有向她询问过具体的情况，从来没有向她作出过指示针对某个特定的男人为目标，也从来没有提供过一种可靠的方式来让她把知道的秘密传递给他或把资金转交给她。

新苏格兰场，伦敦警察厅总部

1916年11月，玛塔·哈丽坐船从西班牙出发前往荷兰，在途中停靠英国法尔茅斯港时被逮捕，并被带到了伦敦的苏格兰场；在那里，她受到了负责反间谍的助理警察总监兼特别处处长巴兹尔·汤姆森（Basil Thomson）爵士的长时间审讯。“我们得到消息，你从德国大使馆收了1.5万法郎”巴兹尔爵士告诉她说：“我们将以涉嫌间谍罪和伪造护照罪拘留你。”和上次一样，英国人在玛塔·哈丽身上没有找到任何犯罪证据。但当他们决定拘留她里时，她变得很害怕。真正的原因是英国人把她和另一名德国间谍搞混了，英国人想搞清楚她到底是玛格丽塔·麦克劳德·泽尔还是克拉拉·本尼迪克斯，一名有点像她的德国间谍。

助理警察总监兼特别处处长巴兹尔·汤姆森爵士

“有三个穿制服的人审问我……通过一个比利时翻译用荷兰语”玛塔·哈丽回忆道：那个翻译“竟然厚颜无耻地对那三个人说我有德国口音。”然而，她真正的罪过是道德败坏。玛塔·哈丽坦承自己有一长串情人，从巴黎到柏林，甚至也有英国人。逮捕她的英国警官说：“她是我所见过的最迷人的女士之一”；巴兹尔爵士也记得她：“身材高挑、曲线玲珑，黑眼睛闪闪发光，肤色黝黑，举止活泼，聪明伶俐。”

玛塔·哈丽迫切希望获释。11月16日，她承认自己是为法国第二局工作，拉杜就是她的上级；她还告诉英国人，拉杜雇用她只是为了诱捕她。英国当局随后联系了拉杜，而他回答说：“她什么都不懂。把玛塔·哈丽送回西班牙吧。”这显然是对自己特工的公然背叛。在完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汤姆森被迫释放了玛塔·哈丽。

德国驻西班牙大使馆武官阿诺德·冯·卡勒少校

1916年底，玛塔·哈丽返回西班牙，没有收到来自拉杜的任何指示，她前往马德里约见了德国驻西班牙大使馆的阿诺德·冯·卡勒(Arnold Von Kalle)少校，并询问他是否可以安排与皇太子的会面。此时，“我做了一个女人在这种情况下会做的事，当她想征服一位绅士时”她回忆说：“我很快意识到……卡勒是我的。”。卡勒不小心说漏了嘴，他要派一艘U型潜艇把德国和土耳其军官送到法属摩洛哥去煽动起义。那天晚上，她得意洋洋地、也可以说是草率地写信给拉杜报告了此事并要求给她奖励，以及进一步的行动指示。这是玛塔·哈丽为法国收集到的唯一情报，只是跟她早些时候向德国人报告的那些情报一样毫无价值。拉杜既没有祝贺她，也没有给她百万法郎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但这让她感到十分困惑和气愤。

法国驻西班牙大使馆武官约瑟夫·西里尔·麦德林·德维尼斯上校，后来升任少将

第二天午餐时，玛塔·哈丽同样草率地向法国驻西班牙大使馆武官约瑟夫·西里尔·德维尼斯（Joseph·Cyrille·Magdelaine·Denvignes）上校报告了这事。此时德维尼斯正热烈地追求她，她天真地向他解释说她是在为拉杜工作，并讲述了她学到的所有特工技巧。玛塔·哈丽不知道的是当她在利用卡勒的时候，其实卡勒也在利用她，潜艇的故事是假的；他告诉她，德国人已经破译了法国的密码，知道潜艇的秘密已经泄露了。她把已被破译的法国密码报告给了德维尼斯，她却没有提及卡勒预付了她3500法郎来监视法国人。德维尼斯让她从卡勒那里弄到更多关于摩洛哥计划的情报，但当她依计而行时她的问题显然引起了德国人的怀疑。由于德维尼斯不久就要返回巴黎，玛塔·哈丽写了一封满是情报的长信，她请他把信转交给拉杜。

法国设在埃菲尔铁塔下的无线电监听站

1916年12月，当玛塔·哈丽征服了马德里德国大使馆的卡勒时，拉杜命令使用位于埃菲尔铁塔下的无线电监听站截获了马德里和柏林之间的所有无线电报。他后来声称，这些电报清楚地表明玛塔·哈丽是德国间谍。1917年1月，卡勒用无线电报向柏林报告，他正在与一名代号为H21的间谍合作。法国人截获了这条电报，但这条电报是由英国密码破译人员在白厅海军部里普利大楼40号房间里破译的，就在第一海军大臣约翰·杰里科爵士办公室的走廊尽头。当德国人在电报中透露卡勒在西班牙之外还有一名间谍，并且酬金将按玛塔·哈丽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的地址寄给她的女佣时，H21的身份就彻底暴露了。

其实德国人对玛塔·哈丽怀恨在心，她拿了克莱默不少的钱，却没有提供任何有价值的情报；当她面对冯·卡勒时的态度是如此尴尬和明显，以至于冯·卡勒立刻对她产生了怀疑；法国驻马德里武官德维尼斯上校并不知道玛塔·哈里的计划，正在热情如火似地追求她，这让德国人对她更加警惕；玛塔·哈丽在马德里甚至用普通信件向法国人寄送情报，这些信件其实很容易被德国人截获；驻马德里的德国大使馆向柏林发送了一系列无线电报，故意提及了代号为H21的间谍，虽然这些电报都是用密码发送的，但此时德国人知道法国人已经可以破译这种密码了。

盛装的玛塔·哈丽

玛塔·哈丽回到巴黎后，还期待着为她传递的情报获得报酬时，她才发现德维尼斯避而不见她，拉杜也拒绝会见她；当她终于和拉杜取得联系后，拉杜否认收到过德维尼斯转交的任何情报，并声称对摩洛哥潜艇和被破译的密码一无所知。当她去第二局时，她被告知德维尼斯“并不知情”。此时，她的爱人马斯洛夫上尉也收到上级的命令，禁止他继续与玛塔·哈丽往来。

1917年2月12日，对玛塔·哈丽的逮捕令以她是德国间谍为由发出。第二天早上，她在所住的酒店房间里被捕，她的房间也被搜查了，她的所有物品都被没收。玛塔·哈丽被收押在巴黎北面最恐怖的圣拉扎尔监狱，这座监狱是在1793年的恐怖统治时期由麻风病院改建的；十九世纪初，这里成了一座女子监狱，既脏又没有暖气；她睡在跳蚤、虱子和老鼠横行的牢房里，没有肥皂洗澡；她也无法获得属于自己的财产、医疗、干净的衣服、内衣、购买食物的钱；她的律师是她以前的情人爱德华·克吕内，但他对军事审判天真得可怜。

巴黎圣拉扎尔女子监狱

审问她的人是皮埃尔·布夏东（Pierre Bouchardon）上尉，绰号“大审讯官”，第三战争委员会的预审法官——一个冷酷无情的人，对嫌疑犯毫不留情，尤其不喜欢“不道德”的女人。他的日记揭示了他对像玛塔·哈丽这样的“食人魔”的巨大仇恨。他回忆说：“从第一次面谈开始，我就有一种直觉，我看到的是一个被我们的敌人收买的人”他回忆说：“……从监狱院子里照进来的苍白光线中，她一点也不像那个使那么多男人着迷的舞蹈家……她像猫一样，柔顺而矫情，习惯于毫无顾忌地赌上一切，毫无怜悯之心，随时准备吞噬财富，任由她的情人们的脑袋被打爆，她是个天生的间谍。”

预审法官皮埃尔·布夏东上尉

玛塔·哈丽关在被称为“戏院”的牢房里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她每天只能吃汤和面包，有15分钟的活动时间，每周只能吃一次肉。她唯一的伙伴是照顾囚犯的玛丽·约瑟夫修女会的修女们。她的律师爱德华·克吕内对这些生活条件提出抗议，但根本无济于事。三个月后，她陷入极度焦虑的状态并写信请求宽恕，她歇斯底里地请求见她的律师克吕内，尤其是马斯洛夫；可是，就连马斯洛夫请她去医院看望他的信也被扣留了。她恳求布夏东说：“我无法忍受这种生活，我宁愿把自己吊死在窗户的栏杆上，也不愿意这样生活”。当拉杜拿出截获的无线电报记录证明她有罪时，她承认拿了德国人的钱，但却抗议说：“难道不可能是德国人自己把法国的情报工作引到了错误的轨道上……他们在电报中只说了他们想让你知道的事情？”

预审法官皮埃尔·布夏东上尉倒是经常来访，对她进行一遍又一遍的审问。五个多月来，玛塔·哈丽一直坚持她的说法，即她是法国的间谍，而不是反对法国的间谍，直到受审时她仍在坚持自己的清白。但控告她的人没有给她证明的机会，她在监狱里写的大部分信件都没有被法国人转发，许多认识她的名人现在不是谴责她就是无视她的存在。检察官安德烈·莫内（Andre Mornet）中尉后来承认，此案中没有足够的证据来“吊死一只猫”。莫内没有举出一个具体的间谍活动实例，仅仅是与德国人的联系和接触就被认为是足够的证据。

检察官安德烈·莫内中尉

由于无法举出间谍活动的真实例子，莫内转而使用厌恶女性的言论来诋毁玛塔·哈丽的品行；他称这位前裸舞者为“莎乐美”和“梅萨丽娜”（意指淫荡又残忍的女人）。玛塔·哈丽关于自己的许多谎言对她在法庭上的形象毫无帮助。对她最沉重的打击来自马斯洛夫写给法庭的一封信，他现在谴责这个为了他而危及自己生命的情人。据报道，她在得知马斯洛夫抛弃她时晕倒了。事实上，马斯洛夫一直秘密地忠于玛塔·哈丽，她不知道的是她在狱中时，他写给她的情书全部被扣留了。

1917年5月，法国的苏皮尔村在第二次埃纳河战役中化成了废墟

当玛塔·哈丽在圣拉扎尔监狱接受审讯的时候，4月10日，法国将军罗伯特·尼维尔（Robert Nivelle）发动了第二次埃纳河战役。经过为期6天5300门大炮的密集轰击，48万法军在机枪集中火力的掩护下，向贵妇人之家山（上面照片背景中的山脊）发起了进攻。仅在第一天，他们就伤亡了40000人，到4月25日攻势被取消时，伤亡人数达到271000人，尼维尔黯然辞职。西线的法国军队有近一半的人参与了叛乱。

6月初，新任指挥官菲利普·贝当（Philippe Pétain）将军进行了近3500次军事法庭审判，导致600多起死刑判决，其中43起被执行；失败主义威胁着法国，掀起了一场自恐怖时期以来从未见过的大清洗；在国内，300多名平民将因间谍罪被枪决，其中包括近30名胆敢寻求和平的政治家，以及至少两名妇女；面对西线的惨败法国当局需要一个替罪羊，玛塔·哈丽甚至不是法国公民，明显很适合这个新角色，她已经没有任何机会了。正如莫内所说：“尽管她是无辜的，但她必须消失。”

玛塔·哈丽在法庭上

对玛塔·哈丽的审判于1917年7月24日开始。令人不安的证据，如被破译的密码，被裁定为国家机密而不予采纳。检方坚持认为她向德国人出卖了机密，并且向法国报告了虚假信息，把5万法国士兵的死亡归咎于她。对她的每项指控都含糊其辞，没有提到向敌人泄露机密的具体内容。然而，关于玛塔·哈丽“不道德”的生活方式，则有大量的证据：一个在巴黎跟踪她的警察揭露了她的奢侈消费，以及她的情人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和不同的国籍。

尽管她酒店房间里的所用物品都不能证明她在从事间谍活动，有关她个人物品的证词在庭审中得到了证实。拉杜第二局截获的无线电报和相关记录，现在被认为是伪造的，也是唯一对她不利的真正证据。虽然拉杜就截获的无线电报出庭作证，但这些电报只能表明她是一名德国间谍，但不能证明她传递了任何情报。她的律师克吕内所作的辩护完全无效，虽然他介绍了一些知名人士，他们能证明玛塔·哈丽只是一位迷人的女士，从不过问军事事务。

玛塔·哈丽的律师爱德华·克吕内，也是她的前情人

法国外交部长秘书亨利•德•马圭里(Henri de Marguerie)，从1905年起就一直是玛塔•哈丽的情人，他极力为她辩护，他说：“没有什么能破坏我对这位女士的好感”，他甚至指责检察官明知案件有误却接受了这个案子。对玛塔·哈丽的审判只持续了两天，即使以战时军事法庭的低标准衡量，对她的审判也是错判，程序上有许多不规范之处。玛塔·哈丽要求的证人不被允许出庭；她的律师兼前情人爱德华·克吕内没有刑事案件经验；在他的建议下，玛塔·哈丽承认与德国人有联系，这就犯了一个严重的战术错误：根据法院对法国军事法的解释，这几乎等同于认罪。

克吕内和玛塔·哈丽可能希望这种承认能赢得宽大处理或减刑，但玛塔·哈丽如果否认这一切，情况会好得多；而且，法庭上担任陪审员的7名男士都是军人，很明显这将严重影响对她的判决。1917年7月25日，法官只用了45分钟就做出了有罪判决：八项罪名全部成立，玛塔·哈丽被判处死刑。当时的报纸报道说，玛塔·哈丽惊呼道：“这不可能！”。审判结束后，她在监狱里又待了近三个月，她的律师尝试了各种可能的上诉都失败了；荷兰政府要求总统赦免的请求被拒绝；将判决减为有期徒刑的申诉也遭到拒绝，注定他们的努力永远不可能成功。

玛塔·哈丽的演出剧照

玛塔·哈丽的死刑在1917年10月15日执行，根据目击者英国记者亨利·威尔士的报道：

当阿博克斯神父在两位慈善修女的陪伴下，还有布夏东上尉、玛塔·哈丽的律师克吕内一起走进她的牢房时她还在睡觉，狱卒们都说她睡得很平静没有受到打扰。修女们轻轻地摇醒了她，她站起来被告知她的时辰到了。

“我可以写两封信吗？”她只问了一句。

布夏东上尉立即表示同意，并给了她笔、墨水、纸和信封。她坐在床沿上飞快地写着信，然后把信交给了她的律师保管。

然后她穿上长筒袜，那是一种黑色的、丝质的、像薄膜一样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显得很奇怪。她把高跟鞋穿在脚上，然后把绸带系在脚背上。她站起身，从床头的钩子上取下那件黑色丝绒长斗篷，斗篷底部镶有毛皮边，背后垂着一个巨大的方形毛皮领子。她把这件斗篷套在睡衣外面穿着的厚重丝绸和服外面。她那一头浓密的黑发仍然盘绕在头上。她戴上了一顶巨大的、带有黑色丝带和蝴蝶结的黑色毡帽，她缓慢而冷漠地戴上一双黑色羊羔皮手套，然后平静地说道：

“我准备好了。”

一行人慢慢地走出她的牢房，来到外面等候的汽车上。汽车在沉睡的城市中心飞驰而过，这时候大约是凌晨五点半，太阳还没有完全升起。汽车穿过巴黎，飞快地驶向文森纳（Caserne de Vincennes）兵营，那里是德国人在1870年曾攻克过的旧要塞兵营。等在那里的部队已经准备好执行死刑了。十二名步兵组成了行刑队，拿着步枪站成一排，一名士官站在他们身后，拔出了佩剑。

军队和观察员在玛塔·哈丽的行刑现场围观，她并没有出现在照片中，照片右侧列队的士兵是行刑队

汽车停了下来，一行人下了车，玛塔·哈丽最后下车。一行人径直步入刑场，那里有一个小土堆，有七八英尺高，以便挡住那些穿过人体的子弹。当阿博克斯神父与玛塔·哈丽交谈时，一位法国军官拿着一块白布走过来。

“眼罩”他低声对站在那里的修女们说，并把眼罩递给了她们。

“我必须戴这个吗？”玛塔·哈丽转向她的律师问道，因为她的眼睛瞥见了眼罩。克吕内先生疑惑地转向法国军官。

“如果夫人不愿意，那也没有关系。”军官急忙转身回答道。

玛塔·哈丽没有被捆绑，也没有被蒙住眼睛。她站在那里目不转睛地盯着行刑队，这时牧师、修女们和她的律师都从她身边走开了。

行刑队的指挥官一直像老鹰一样盯着他的士兵，防止他们检查自己的步枪，看枪膛里是否装的是空包弹；现在看来，事情很快就会结束，他松了一口气。

一声尖锐的命令声，十二个人的队伍摆出了僵硬的立正姿势。又一声令下，他们举枪抵肩，每个人都顺着枪管瞄准了玛塔·哈丽的胸部。

她纹丝不动。

负责指挥的士官已经移步到一个士兵们从眼角都能看到他的位置，把他的佩剑举向空中。

这时，太阳升起来，照在这把擦得锃亮的剑身上；随着剑身划出一道下落的弧线，排枪声同时响起，火焰和一小股灰色的烟雾从每支步枪的枪口喷出。然后，士兵们放下了他们的步枪。

根据官方报告的描述，玛塔·哈丽倒下了。但她并没有像电影里表现的那样立刻倒地。

相反的是她似乎精神崩溃了，她慢慢地、不动声色地跪了下来，抬着头，脸上的表情没有丝毫变化。在那一刹那间，她似乎摇摇晃晃地跪在那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那些夺去她生命的人。然后，她向后倒了下去，腰弯着双腿蜷在身下，脸朝向天空，不再动弹。

另一名士官从腰间的黑色皮套里拔出了左轮手枪，他弯下腰把左轮手枪的枪口几乎抵到了她的左侧太阳穴上，扣动了扳机，子弹穿透了女人的大脑。

无疑，玛塔·哈丽死了。

预审法官布夏东上尉(左)和检察官莫内中尉，在玛塔·哈丽被枪决的那天他们看起来似乎很高兴

当指挥官发出开火的命令后，一名步枪手就晕倒了。所以共有11颗子弹击中了玛塔·哈丽，其中一颗打穿了她的心脏。她的遗体无人认领，被捐赠给了巴黎大学医学系。她的头颅经过防腐处理，保存在巴黎解剖学博物馆；但到了2000年时，保管员却发现它可能早在1954年就不见了；据馆长罗杰·萨班说，那是在博物馆的搬迁期间；目前，她的头仍然不知所踪。根据1918年的记录显示，博物馆还收到了遗体的其余部分，但后来也都下落不明。

讽刺的是，就在玛塔·哈丽被枪决后不久，拉杜和德维尼斯都因间谍罪被捕。但是两人最终都被释放，原因不明。他们把玛塔·哈丽出卖给柏林了吗？他们利用她的案件来转移人们对他们背叛的注意力吗？还是他们都陷入了德国人引发的抓间谍热中？真相也许永远不会为人所知。玛塔·哈丽通常被描绘成一个蛇蝎美人或无辜的傻瓜，但她两者都不是。她将她的诱惑技巧用于敌对双方的男人们，最终被双方所背弃。

玛塔·哈丽的秘密审判和其他相关文件共1275页，在她被枪决100年后的2017年由法国军队解密。

玛塔·哈丽身着她自己设计的舞蹈服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