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莲塘浮生》（330）中国医生不跟大病患者说实话

长篇小说连载：莲塘浮生——福建闽侯程氏家人传说（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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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〇，中国医生不跟大病患者说实话

话说，蒋介石在福州鼓山留下了3个遗迹。

一是更衣亭东侧的登山古道山坡石壁上，有他墨迹的石刻：“十二年一月 其介如石 蒋中正”。

1960年代，滚滚“红流”涌来时，为保存历史，福州人将“蒋中正”3字铲去。但工作粗糙，“蒋中”二字铲干净了，“正”字没铲干净。

这个石刻就这样稀里糊涂留存了下来，其中的“正”字2009年时被鉴定为是“蒋中正”的“正”，石刻得以修复，重见天日。

蒋介石在鼓山留下的第二件遗迹是他的捐款记录。

在福州鼓山涌泉寺大雄宝殿三世佛的左后侧壁上，钉着一块木板，木板上用楷书写着：兹将民国甲子年良月谷旦“立陆军上将许崇智、陆军上将蒋中正、陆军中将万黄裳捐银台伏壹千壹百捌拾元装修三宝，伏冀福禄加增。常住白。”

良月=吉祥的月份，谷旦=吉日。

甲子年=1924年。民国遇到的第一个甲子年是1924年。

常住=住在该寺庙的僧人。

白=告白、说明。

这块木板，“蒋中正”3个字赫然在目，非常扎眼，却也保护完好，躲过了1960年代的滚滚“红流”。

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首先呢，这块木板并不大，不显眼。

它长度为29.4厘米，跟A4纸的长度差不多，宽度17厘米，比A4纸要窄一些。

第二，“红流”时期，僧人们给这块木板涂了一层保护色，跟墙面红色一样的颜色。小将们眼睛都盯着大家伙，没人注意到这块不显眼的木牌。

居然就这样蒙混过关。

蒋介石在鼓山留下的第三个遗迹是以他名义放置在海军总司令杨树庄墓前的青石香炉，香炉上刻着他的名，蒋中正。

1960年代“红流”时期，鼓山人铲掉了“蒋中正”3个字，香炉得以留存，杨树庄墓安然。

2018年杨树庄墓被列为福建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可惜了杨树庄前任海军总司令杜锡珪的墓。

那座墓，躲过了激进的时代“红流”，却没能躲过心不在焉所造成的意外。

1980年代，一所从三明迁回福州的大学，一心只想着学校基建，抓紧时间恢复学校的元气，“夺回被‘四人帮’浪费的时间”，完全忽略了保护文物这件事，就把学校范围内的杜锡珪墓给平了。

也没什么好怪责的，毕竟，那所学校是教学研究农林业的，不是研究海军史的。

1933年底、1934年初，杜锡珪、杨树庄两个恩师先后在上海病逝的时候，曹恩敏不在上海在海上，领着海军学校的学生在海上实习，都没能出席他们的葬礼。

等到曹恩敏领着学生们返航回到马尾港时，已经是1934年的4月了。

从“通济号”训练舰上下来，恩敏先到校长办公室见了新来的校长朱天森。

恩敏跟朱天森认识。

一来恩敏曾是海军总司令的副官，当然认识很多海军高官。

再加上，恩敏1932年离开杨树庄到海军部担任处长的时候，朱天森就在海军部任参事。

朱天森是江苏江都人，毕业于江南水师学堂。

江南水师学堂各位看官熟悉吧？

鲁迅老师1898年曾经在江南水师学堂的管轮班念过书。

他的弟弟周作人也在江南水师学堂念过书。

江南水师学堂是中国第4所近代海军学校。

第1所是福州船政学堂，第2所是天津水师学堂，第3所是广东水师学堂。

福州的船政学堂办得早，所以中国早期水师/海军将领皆出于此，光是水师统领/海军总司令就有叶祖珪、萨镇冰、刘冠雄、程璧光等多人。

杨树庄是广东水师学堂出来的海军总司令。

陈绍宽是江南水师学堂出来的海军总司令。

天津水师学堂没出海军总司令，出了个大总统黎元洪。

（上图：南京，江南水师学堂旧址。）

1934年4月，朱天森在马尾的海军学校见到带学生出海实习训练年余刚刚返航的曹恩敏时，除了大力慰勉之外，也很关切地问到：“不知大嫂可好？”

朱天森比曹恩敏大了十几岁，但是“大嫂”只是对已婚妇女的一般性尊称，跟互相之间谁年长谁年幼无关。

朱天森知道，1932年4、5月间，恩敏请求调回福州，到海军学校任职，理由就是为了照料患了痨病（肺结核）的妻子。

他所不知道的是，恩敏调回福州不久，妻子就病逝了。

恩敏只在海军部待了几个月，跟朱天森只是熟悉但远远不到连妻子病逝都要告诉他的地步。

见朱天森问起，恩敏回答说：“谢朱长官关心，内人已无痛苦。”

恩敏不直接说妻子已故，因为他不想让朱校长致哀。

他也不算说假话，因为人死了的确就感觉不到痛苦了。

朱校长没听出曹恩敏话里的话。

恩敏妻子的病，起初没有任何症状，用现在的话讲，是“无症状患者”。

就在1932年2月恩敏去海军部上任之后，留在福州的妻子开始出现胸痛、带痰咳嗽。

话说恩敏跟福州的运输商人吴卓翰是忘年交，而吴卓翰儿子吴崇亮是福州协和医院的医生，留美归国的医学博士。

恩敏家有娇妻一枚，名唤慧英。

“娇”不是娇滴滴的意思，“娇”是指她娇弱多病。

就这样，慧英就成为丈夫恩敏忘年交吴卓翰儿子吴崇亮医生的病人，恩敏一家人顺理成章地就成为吴崇亮医生的老熟人，恩敏总是开车载着她来协和医院找吴医生，有时候他们的儿子女儿也会跟着一起来。

1932年2月间，恩敏在南京海军部不在福州，他17岁的儿子陪着母亲慧英坐三轮车来到协和医院找吴崇亮医生看病。

那时候肺结核病人很多，吴医生一听慧英说“胸痛、带痰咳嗽”就暗暗叫苦。

照光证实了他的判断，是肺结核，而且是晚期。

一个人患了大病，医生告诉不告诉患者实情，是中国医生跟外国医生的重要区别。

外国医生只将患者的病情告诉给患者本人，患者告诉不告诉自己的家属由患者自己决定。

中国的医生相反。

中国医生通常并不将大病患者的实际病情告诉给患者，而是告诉给患者的家属，由患者家属决定告诉不告诉患者本人。妻子生大病了，医生告诉她丈夫；丈夫生大病了，医生告诉他妻子。如果患者的子女年龄够大，医生也会告诉患者的子女。

许多家属为免吓到患者都选择不说实话，所以不少中国大病患者至死不知道自己患了什么病。

也有的知道，是猜的。

1932年2月，福州协和医院的吴崇亮医生查出患者慧英患了肺结核而且已经是晚期，却只轻描淡写地对慧英说：“没事情，我开药给你吃几天看看。”（无事计，我开药乞汝食几日看看。）

吴医生又觉得患者陪着慧英来的慧英的儿子年龄不够大，就不打算将慧英的病情告诉他。

吴医生又悄悄告诉慧英的儿子：“打电话，叫你爸回来。”（原话：拍电话，告汝爸转来。）

吴医生知道他们家里有电话。

（上图：三坊七巷之宫巷刘家大院内的福州电话公司大楼旧址。）

福州很早就有电话了，早在清朝光绪廿三年（1897年），在电话还叫德律风的时候就有了。当时，德商禅臣商行在仓山架设了一台磁石式电话总机，供南台各领事馆、洋行及外国人住宅使用，共有用户60余户。

光绪三十年（1904年），福州总督衙门也装设了电话交换机，用户约百余。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福州洋务局、财务局投资一万大洋，又吸收民间资金两万大洋，创办公私合营的福州电话公司，陆续架设多座总机，用户达到300余户。

1912年，福州电话公司因经营不善招商接办，由福州的民族实业家刘氏家族接手，福州电话公司改名为“福建电话股份有限公司”。

刘氏接手之后，福州的电话事业有了长足发展。

原先的电话机靠接线员人工转接。

苏联电影《列宁在十月》再现了1917年彼得堡电话局的历史场景：布尔什维克起义军攻打彼得堡电话局，女接线员吓得昏死过去，她的耳机里传出来电话用户的嚷嚷声，布尔什维克的指挥官、后来克里姆林宫的卫队长马特维耶夫对着话筒高喊：“电话局的小姐们都昏过去了！”

（上图：电影《列宁在十月》彼得堡电话局的接线员。）

后来就出现了自动交换机。

自动交换机是转盘拨号电话。

（上图：转盘拨号电话。）

1930年元旦，史瑞乔自动电话交换机1500门在福州正式开通投产，福州成为当时全省唯一使用自动电话的城市。

史瑞乔是个美国发明家，他发明了自动电话交换机。

说来凑巧，半个世纪后的1982年，福州率先开通全中国第一个万门程控电话交换系统，历史性地从“摇把子”直接跳跃到“全电子”时代。

到了1933年，刘氏电话公司用户高达1040户，这也是公司历史上的用户数量巅峰。

而曹恩敏家就是其中一户。

曹恩敏家里的电话是1930年安装的，直接安装自动电话机。

那时杨树庄海军总司令兼任福建省主席，而曹恩敏是杨树庄的副官，家里安电话是服务于省主席的工作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