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不乖，我们应该怎么对待？

家长喜欢孩子乖，老师喜欢乖学生。乖学生听话，顺从，守纪律，安静不好动，不会给老师添乱子，所以，能够得到老师的欢心。

我不是那种乖学生！

我有时会逃课。我们同村的几个同学去上学，在半路上，一说不去上课，就下到河沟里捉鱼，在田野里打闹，沿着公路漫无目的地溜达。有一个早上迟到了，我们老远看到几个老师把守在校门口，就迟迟疑疑地躲进大片的杏黄色的麦田里，好几个老师来跑过来搜寻，我们就在田里捉起迷藏，最后绕过老师，回到学校，主动进到办公室站着，等待老师的训斥，做好写检讨书的准备。

老师要求学生写检讨，是否能反转来给自己写一份检讨？课堂属于老师的，学生只是听众，是看客，但是，看客还有搬起椅子走人的自由，学生则必须耐着性子，强坐在戏场里受煎熬。老师的声嘶力竭、唾沫飞溅，有几句话扣开了学生的心扉，融进学生的生命？严苛的纪律对人是一种禁锢，枯燥的讲解又何尝不是束缚？

我曾经辍学，班主任带着几个同学到我家接我回到学校，她说：“好好读，考个大学。”我问，“上大学有什么用？”她哑然不语了。这个问题是现在的几乎每一个老师都能回答上来的，我的班主任却不能回答。处在不同时代的人们，有着不同的视野，我们现在的“为知识而教”不一定不会受到未来的嘲笑。我仍然感谢这位老师，因为能够继续学业从而改变了我们家族的历史，我能够跳出“农门”，过上了好于父辈的生活。但是，倘若老师能够照亮学生的人生，这种老师该是多么地伟大啊。

我几乎是没有远见地读书，很难老老实实地听完一节课，更不能像同桌那样，用厚厚的笔记本工工整整地记录段落大意、中心思想、写作特点，把老师的粉笔字从黑板照搬到本子上太没有意思了，偷偷地读小说才有生趣。一只手支撑着下巴，身体侧向老师，装出似乎也在听讲的样子，把小说放在腿上，低眼扫描着一行行的文字，心随优美的文字飞扬，情伴曲折的情节波荡，灵魂在自由的天地里徜徉。《西沙儿女》、《暴风骤雨》、《火网》……，我浸泡在这样的一本本小说里，度过了高一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乡村，这类小说算是优异的精神食粮了。

老师在作文指导课上讲，作文贵在真实，一定要写自己经历的事情。我打着草稿，全然忘记了老师的教诲，进入到自己的想象世界，沉迷地虚构着我的故事。等到老师讲评时，她读着我的作文，引来同学们一阵阵笑声，老师也很得意地笑着，洋溢着收获的喜悦。后来，学到“文艺理论”，才懂得老师要求的真实，实际是“生活的真实”，而我作文的虚构，并非虚假，它来自于我的生活，乃是“艺术的真实”。老师的鼓励，在我而言，并不意味着我是遵从了她的写作原则，两重境界毕竟也彼此分离。

我当老师之后，也会常常误以为这种收获就是自己教学的成功，越发卖力地整堂整堂地讲，当发现学生爬在那里睡觉时才意识到：学生不是知识的乞丐，不是所有的学生都能忍受长期的施舍，如我一样的学生，总渴望老师陪同着走在探索之路上，他们需要自己行动！教室是狭小的，课堂则可以变得广阔。你可以把学生固定在座位上，也可以“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还可以是一位船长，“起来听听这钟声”。知识能启人心智，让你感到优越，知识同样能湮没人的智慧，让你感受到自卑。

那时，能够聊以自慰的是我的学业成绩，而至今让我感到骄傲的是高一时的全校学科比赛考试，我获得了语文第一名。发奖大会的那一天，全校学生席地坐在艳阳下，校长宣布发奖，一时间，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我在掌声和鞭炮声中第一个上台领奖，等我回到自己的位置上，鞭炮仍在“噼噼叭叭”地炸响，仿佛是为我一个人而庆贺。1979年，我们学校十个班，有36个人考上学，我是其中之一。

但是，我不是一个乖学生。我那时也并不高明，年龄小个头矮，却不是一个温顺的小绵羊，尊重老师却不会委屈自己来迎合老师，不会去讨好老师，也可能是这个原因，在我的记忆里，好像没有哪位老师把诸如“三好学生”之类的荣誉送给我。在后来的工作中，我反思过去的学生生活，觉得自己的行为确实不合于老师们的评价标准，尽管品质优良。我坚持认为，良好的师生关系应当如舒婷说的那样：“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根，相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

英国教育家坦普尔说：“人们18岁时怎么样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后来会如何发展。”他的话也许不完全正确，但不能完全排除这类学生的存在。对于这类学生，应当宽容有限度的不服从，宽容有限度的服从，给不乖的学生留出自由的成长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