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桑代克的猹

编辑|桑代克的猹

魏玛共和国是1918年的德国战败的直接产物, 它刚刚诞生就用稚嫩的肩膀挑起了就帝国一堆烂摊子。

德国国内因战争创伤满目疮痍、经济凋敝、民不聊生, 国外赔款负担沉重、战债纠纷纷繁复杂, 这些问题都使共和国的领导人在进行经济决策时倍感压力。

一战带给德国的打击

一战带给德国的打击是沉痛的:死亡270万人, 占男性壮丁总数的10%, 战争费用占其国民财富的22%, 1918年德国整个工业生产比1913年下降了43%, 其中民用工业下降了59%, 农业生产下降了40%~60%, 德国进出口贸易分别减少了3/5和3/4。

1918年的国民收入和消费支出分别只相当于1913年的57%和42%, 战争期间德国公债激增, 到1918年底, 德国的货币发行量上升了9倍, 预算赤字增加了6倍, 批发价格是战前水平的5倍, 马克的价值跌落到战前票面价值的一半。

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 整个德国社会充斥着饥饿和苦难。根据协约国的要求签订的凡尔塞和约更是使已经濒临崩溃的德国经济雪上加霜。

列宁指出凡尔赛和约是“骇人听闻的掠夺性的条约”, 它把战争的全部责任加在德国头上, 使德国处于受掠夺、奴役的地位, 德国因和约丧失了7万余平方公里的土地, 730万人口, 其中中一半是讲德语的, 还失去了15%的耕地, 75%的铁矿, 44%的生铁生产能力, 38%的钢生产能力, 26%的煤炭产量。

德国在战后还失去了上西里西亚、阿尔萨斯—洛林以及放弃一切殖民地。遭受了这些损失的德国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赖外国的食品和原料, 这意味着附加给德国国际支付平衡的负担。

同时, 德国还要支付巨额赔款, 要成立赔款条约委员会来确定总金额, 在此之前, 德国应先行以黄金、商品、船舶和有价证券等支付200亿金马克。然而, 德国经济生活的逐渐复苏和好转并不意味着国库的充盈。

一方面, 国家用于赔款、偿还公债和供养战争受害者的支出日益增加。战争从西线带回了一大批等待政府救济的“新穷人”, 安置他们的生活和确保其社会福利所需要的经费使本不富裕的国家财政捉襟见肘。

另一方面, 因通货膨胀而导致的政府收入的购买力也在逐渐下降, 支付高额赔款也直接造成了国际支付贸易逆差的严重后果, 德国因此不能购买足够的外汇。

为了筹措赔款、应对财政危机, 共和国当局开始增加货币发行量, 但这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无计可施的共和国政府只好动用了10亿的黄金储备, 这严重影响了国库的收支平衡。由于黄金的短缺, 通货膨胀不可避免。

德国国内有些人为了使自己的财产免于抽税或是被当作赔款之用, 将资金汇往国外, 且政府本着自由市场的原则而不愿意对企业集团加以限制, 这些行为都加剧了马克的贬值。

到1921年德国不得不停缴赔款以获得片刻喘息。1922年8月本年度应缴赔款正式削减到7.2亿马克, 8月规定的缴纳赔款推迟6个月。“在这一时期, 英国人相信德国人确实无力支付, 而法国人则认为德国人不愿意履行他的义务”。

为了最大限度的削弱德国, 并从德国的赔款中获得恢复本国生产力和经济活力的资金, 法国和比利时于1923年1月11日进入并占领了鲁尔——德国工业的心脏地区以直接索要赔款。

鲁尔区被占领引起了极为严重的经济后果, 咄咄逼人的法国毫无责任心的将正在逐步恢复的德国经济再次推入了无底的深渊。

鲁尔被占领后, 法国拦截了鲁尔生产的煤、钢铁及其他重要的工业原料, 切断了鲁尔与德国其他地区有机的经济联系, 使德国国内很多工业生产和企业、矿山纷纷停产和倒闭, 生产急剧下降, 失业人数不断增加。

1923年生铁的熔铸量比1922年减少了1/2, 煤的开采量下降了1/2, 铜产量也是如此。除鲁尔地区以外, 完全失业人数为300万。1923年德国被法国抢走的财富, 共计为四亿七百万法郎, 德国88%的煤、96%的生铁和82%的钢被法、比两国控制。

鲁尔危机导致了魏玛共和国经济生活的全面紊乱, 政府为了应对各种财政补助而增印货币, 严重恶化了自1922年下半年以来的最严重的通货膨胀, 最终在1923年演变为超速通货膨胀, 犹如洪水泛滥般一发不可收。

拉特瑙被刺事件更具有导火索的效应, 加剧了外国金融界对德国货币的不信任感, 国家中央银行有黄金储备有限, 对扭转货币贬值颓势也是力不从心。

于是乎, 美元兑马克的汇率像火箭般迅猛上蹿, “1922年11月2日, 1美元兑换9000马克, 到年底, 财政预算的数字得用万亿做单位, 众议院财政委员会估计财政赤字为7万亿。

1923年3月, 由威廉·库诺主持的政府试图将马克的外汇牌价稳定到2.2万马克兑1美元, 但该措施无效。

第二天美元攀升到兑2.95万马克, 4月底达到了4万多马克, 8月到了100万, 接着很快就是300万、600万、1000万。1923年11月1日, 1美元值10亿马克”。

整个德国刮起了数字的旋风, 超速通货膨胀的打击横扫了各个社会阶层, 德国马克作为一个货币单位几乎失去了计量价值, “在德国, 美元已成为衡量价值的标准, 物价的调整不是以马克而是以美元来计算”。

汇率每天都向上浮动, 物价在一夜之间就有天壤之别, 马克已不再具有保存的价值, 到了一有马克就必须立刻脱手的地步。人们日常谈话通常谈到的天气问题已经让位于谈论每天的美元行情”。

300多家造纸厂和2000多家印刷厂日以继夜的为国家银行提供所需的钞票仍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 以至于政府担心印刷的钞票面值还支付不了印刷的成本。

通货膨胀

随着通货膨胀的持续, 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 整个德国笼罩在一片愁云惨雾之中。物价成百倍的增长, “在柏林, 地铁票的价格涨了30倍, 糖几乎是找不到了, 矿泉水也休想买到, 就算设重奖悬赏也白搭。

在大部分家庭里,桌子上的肉每周只能出现一次”。12马克一路狂跌, “到了1923年10月, 人们想买一片面包或者是寄出一封信必须付出的钱币单位已不是几百万或是亿的单位可以解决的, 必须经常以兆来计算”。失业率在极短的时间内骤然增加了。

在1923年的大混乱中, 因工会无法与雇主达成有效的工资协议,工人的经济地位普遍恶化。工资大为下降, 失业率也明显提高。在1923年底估计为25%, 1924年1月达到就业人口的27%, 而未失业的德国人有52%没有全职工作。

通货膨胀带来的最惨重的后果则落在了城市中产阶级的身上, 他们平日依靠固定收入、养老金或是银行储蓄生活, 而马克的贬值使他们的全部储蓄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 所有以证券、保险单和货币形式持有的存款变的一钱不值。

中产阶级在精神和经济上受到了双重的摧残, 给当时的德国社会刻下难以愈合的伤痛。恩斯特·艾里希·诺特在《一个德国人的回忆》中讲述到, 一位老人在银行存了一辈子以供孙子读大学的8000马克, 到了1923年从银行取出来时只刚好购买一块面包、500克人造奶油和60克咖啡。

正如施特雷泽曼在1927年6月29日所讲的那样:“有文化有建树的中产阶级一直是国家的传统中间力量, 但是, 他们在战时为国家的自我牺牲所换来的代价却是被剥夺了全部财产, 成为无产者。

与中产阶级的彻底崩溃、无产阶级的悲苦生活相反, 奸商、投机商和庞大的康采恩工业巨头却在通货膨胀中大获其利, 积聚了巨额的财富。

由于马克不值钱, 德国成为了外国人消费、购物和旅行度假的天堂。商人利用国家银行发放的补助低息贷款将市场货物和不动产收购一空以攫取利润。

工业家胡戈·施廷内斯就是这样一个例子。1923年他依靠银行贷款将其财产翻了四番, 拥有了4500家企业, 还涉足钢铁、报刊、旅店、海运、制烟和精糖提炼等各行业分支中去。

像克虏伯、帝森和克吕克纳这样的企业所遭受的损失都小于其利润, 德国国民经济并未留下重大损失的记录。货币贬值、信用崩溃、市场萧条、价飞涨、投机猖獗, 超速通货膨胀所带来的这一切使1923年成为魏玛共和国经济生活中最不幸的一年。

人们在经济生活中所遭受的痛苦仅为次要的, 更永久的、难以愈合的则是德国人心理上的创伤。

德国传统文化中的民主思想和民主观念相当淡漠, 理性共和党人迈诺克曾说过:“德国人还未成熟到能够适应民主的议会政治, 特别是在凡尔塞和约条款的压力下。

共和国就像是由协约国引进城内的特洛伊木马, 德国人用怀疑审慎的眼光打量着新事物, 不知道共和国能将德国的命运带向何方。

马基雅维利曾说过:“建立一种新秩序是最难以组织、最易于失败和充满风险的事业人们对新事物总是充满疑虑, 知道他们亲身体验到好处后才会真正相信。

但是, 在协约国压力下满怀疑虑的接受了“强加的民主与和平”后, 德国人并没有尝到新事物的甜头, 国际赔款的重负、国际贸易的逆差、战后混乱的政局和国际形势, 迫使德国的经济恢复一直都裹足不前, 超速通货膨胀的袭击、政府经济政策的软弱和已成为滥觞的自由主义则使1923年的

德国饱受辛酸和痛苦。经济生活全面紊乱, 整个中产阶级崩溃瓦解, 无产阶级在失业的痛苦中挣扎, 工业巨头和投机商却趁此机会大发横财。

德国社会阶层经历了一次重组, 两极分化日益严重, 生活的窘迫和艰辛使人民对共和国产生了强烈的不满和不信任, 激进主义者更是加入了极端的右翼势力公开与共和国作对, 阿道夫·希特勒于1923年11月9日在慕尼黑啤酒馆进行的夺权尝试便是最好的例证。

如此辛酸的初期历史注定了年轻的魏玛民主将因德国人的不信任而惨遭抛弃, 最终在纳粹的践踏下走向灭亡。

同时, 1923年的通货膨胀也给德国日后的经济生活的发展留下了极为严重的后遗症。

对一国经济政策的任何不信任, 特别是该国政治或是军事的稳定性的任何怀疑, 都会增加对投资的疑虑, 从而减少那些促进生产的投资”,这是当时德国经济最真实的写照。

超速通货膨胀使德国的金融业蒙受了巨额的损失, 多年积攒的家财在一夜之间一文不值的惨痛记忆使广大储户完全丧失了储蓄的信心, 1923年以后德国的储蓄率特别低, 这些担心和疑虑使国内市场投资大幅减少, 大大制约了德国经济的发展。

为了使国内经济发展筹措到充足的资金, 共和国政府和地方当局不得不大举外债, 日积月累使德国的经济严重依附于外国资金, 国际因素对德国经济的影响与日俱增, 进一步暴露了魏玛德国经济的脆弱性。

1910~1913年按市场价格计算,投资占净国民生产总值的15.2%, 而1925~1929年仅占11.1%。总而言之, 1919~1923年的经济混乱, 成为了德国人心里挥之不去的一块阴影。

虽然经历了1924年全面整顿后经济恢复了良性发展的轨道, 但对德国人各方面造成的恶劣心理影响并没有因时间的流逝而冲淡, 反而给以后德国的经济生活留下了一些不能摆脱的窠臼, 成为了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和民众反对共和国的心理筹码。

参考文献

[1] 陈从阳.美国因素与魏玛共和国的兴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