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丈之松日日新走进我国第一家现代出版事业机构-商务印书馆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张艺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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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久享盛誉的规范型词典——《现代汉语词典》。图②：最受欢迎的字典——《新华字典》。图③：1932年，面对外敌进犯，商务印书馆提出“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刘同华 摄

《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辞源》《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这些经典的辞书，均出自同一家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

近日，商务印书馆迎来了126岁的生日，同时，商务印书馆历史陈列馆面向公众开放，展出其历史上各时期重要出版物、历史文献等展品。

走进126岁的商务印书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中国历史最为悠久的现代出版社，如何影响了几代中国人。

人手一本的《新华字典》从这里走向全国

“《新华字典》，可以说是世界上当之无愧的最受欢迎的字典和最畅销的书。我们每个人的学习、成长，都伴随着《新华字典》，这里面有着中国人浓浓的记忆。”一位观看陈列展的读者告诉记者。

一本小小薄薄的字典，启蒙一个个懵懂无知的孩子打开知识的大门，陪伴我们从孩童成长为少年。

第一部《新华字典》，诞生于1953年。

新中国成立之初，一穷二白，全国文盲率高达80%以上，扫盲任务迫在眉睫。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亟须编纂一部实用的国民字典，供识字者使用。

当时的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副署长正是教育家叶圣陶，曾在商务印书馆当过编辑的他深谙扫除文盲、学习文化的重要性。他在日记里写道：“农民经土改之后，要求识字……识字之后，自需看书，看书乃要求字典。”因为有了知识文化，才能进一步武装头脑、改造思想，现代社会才有基础，而识字读书正是这一切的前提。1950年5月，叶圣陶给当时的北京大学领导写了一封信，希望调精兵强将来着手编写计划中的字典，时任北大中文系主任魏建功，便成了后来《新华字典》的主要编纂者之一。

魏建功是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同时从事很多社会工作，他十分理解语言文字对国家社会的作用。当时要编纂的《新华字典》，面向的是千千万万不识字的普罗大众，如何把抽象的概念解释清楚，非常考验编纂者的功力。

不妨想象一下，让你自己去解释一个常用的字，比如最简单的“左右”的“左”，你怎么解释？

让我们来看看《新华字典》的解释：“左：面向南时靠东的一边。跟‘右’相对。”一个不识字的农民、工人，大概率不会知道抽象的“左”，但日出而作的他们一定知道东南西北方位。《新华字典》便是这样，用读者最易理解的方式、最朴素的含义，让抽象的解释对象变得明了。

1953年，《新华字典》正式诞生。这部新中国第一部用白话文释义的汉语工具书，以鲜活的、人人看得懂的释义，最大限度降低识字门槛，适应当时扫除文盲、普及教育的社会需求。《新华字典》打破传统字典用文言释义的壁垒，变成每个人都用着趁手的扫盲拐杖。自1957年始，《新华字典》转到商务印书馆出版，一直延续到现在。

这本字典，凝聚着几代学人的心血和智慧，伴随着几代人的成长，也影响了亿万民众的语言生活，为中华民族的文化普及和教育事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已成为中华文化的标志性符号。

百年印书馆中的红色基因

1897年，商务印书馆在上海创立。它的创立标志着中国现代出版的开端。

同一时期的上海，印书业繁荣，各类印书坊层出不穷。为什么最终商务印书馆独领风骚？

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商务印书馆党委书记、执行董事顾青告诉记者，这与商务印书馆创始人教育救国、文化救国的理念是分不开的。商务印书馆的创办人夏瑞芳，年轻时在美国人创办的印刷所工作，因为不满美国人对中国工人的欺压，自己创办了商务印书馆。1898年，夏瑞芳发现市面英语课本难觅、妨碍新学流行，便请人改编英语入门课本，由此出版了商务印书馆第一本书《华英初阶》。

1903年，曾参加过维新运动的文化名流张元济正式入职商务印书馆，任该馆编译所所长，商务印书馆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20世纪初的上海，是中国眺望世界的窗口。不但有大量的舶来品从这里登陆，世界先进思潮，也往往从这里开始传播。张元济的出版思想很开明，不论是中国古代的典籍思想，还是近现代西方的哲学社会科学流派，都兼容并蓄。

顾青着重谈道：“1919年至1922年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各类马克思主义书籍20余种。商务印书馆的期刊，如《东方杂志》《小说月报》等，也都刊载过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如马克思的《价值价格及利润》、瞿秋白的《新俄国游记》等。商务印书馆强大的文化生产能力、组织能力、发行能力和辐射能力，为中国共产党在创建时期提供了重要的支持力量。”

上海既是当时中国传媒业最发达的城市，也是产业工人最为集中的地区。商务印书馆的工人识字，又有阵地，成为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人运动、开展革命活动的重要据点。

沈雁冰是商务印书馆第一位党员。他以在商务印书馆编辑《小说月报》为掩护，长期担任党中央秘密联络员。据沈雁冰后来回忆，“外地给中央的信件都寄给我，外封面写我的名字，另有内则写‘钟英’（‘中央’之谐音），我则每日汇总到中央。”

1917年，受到五卅运动影响，商务印书馆发行所率先罢工，印刷所、编译所职工旋即加入。罢工以劳资双方达成协议，资方同意增加工资、承认工会、改善待遇、优待女工而告终。经过罢工斗争，商务印书馆党组织进一步发展壮大。

1932年“一·二八”事变，日本进犯淞沪，战火炸毁了商务印书馆总管理处、总厂及编译所、东方图书馆等处。商务印书馆损失巨大，被迫停业。

危急之际，董事会随即决定，成立复兴委员会，誓要“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在废墟上奋力抢修。商务印书馆的员工们，面临山河破碎、国难当头，没有退缩。经过半年的艰苦努力，商务印书馆于当年8月1日复业。据顾青介绍，这一年，经历战争的劫难，商务印书馆出版量不减反增，这说明商务印书馆“永远有一种紧迫感，永远有‘为国难而牺牲’的勇气和‘为文化而奋斗’的精神”。

谈及历史，顾青感慨道：“坚持教育救国，开启民智，启蒙大众，这个事情是出版能够做到的。这是一种天然的使命感，不是为赚钱。传播新思想新文化，踩在时代的节奏上，时代需要什么就做什么。”

新时代的出版业既任重道远又大有可为

2016年12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致《大辞海》出版暨《辞海》第一版面世80周年的贺信中指出：“希望大家坚定文化自信，坚持改革创新，打造传世精品，通过不断实施高质量的重大文化工程，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殷殷嘱托，是对新时代党的出版事业的期望。

接受记者采访时，顾青表示，推进民族复兴，建设文化强国，出版业任重道远、大有可为。“出版业是文化建设中的基础性行业，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宣传党的二十大精神、推进全民阅读等，都要诉诸读物。出版业也是从事文化积累和知识创造的行业，而相对报刊，图书的出版需要传播更加厚重的知识和文化，必须要有积累，才能拿出好东西。”

新故相推，日生不滞。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语言也在不断发展变化。《新华字典》诞生近70年来，一共经历了12次修订，目前读者正在使用的已是《新华字典》第12版了。每一个版本的更新，体现的不仅仅是语言文字的变化，更是人们社会生活和时代环境的折射。辞书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时代的记录本，它及时跟踪时代发展和社会语言生活变化，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成果和国家的文明进步。每一次改变，都回应着社会需求的变化，也留下了时代痕迹。

进入数字化的时代，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辞书也在逐步转变为数字化资源。开发独立APP、入驻词典笔，一部部国典级辞书在科技的力量下悄然焕新。

商务印书馆曾发布过一则《我们提倡这样的出版态度》公益广告，明确提出：“我们是文化建设者，而不仅仅是商人；我们提倡实事求是，而不是夸张和误导；我们提倡社会责任，而不是攫取社会财富；我们提倡首创精神，而不是盗取他人成果；我们培育名牌，而不是捕捉猎物。我们提倡做有良知的出版人。”

读书可以让人保持思想活力，让人得到智慧启发，让人滋养浩然之气。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明确提出，要“深化全民阅读活动”。

谈到全民阅读，顾青认为，读书不同于读手机，读书是认真的思考、做笔记，是深入阅读后的一种自我成长，而不是消磨时间、自我娱乐。“我们讲学原著悟原理，不是快餐式的。认认真真读几本书，要积累出来才能有收获。提升国民的基本阅读素养、厚植历史文化的积累，出版业有责任、有使命，也有信心，必定要艰苦努力。我们欣喜看到，步入新时代，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我国的出版业持续繁荣发展，推动我国加快从出版大国向出版强国迈进。”

“日新无已，望如朝曙。”这是商务印书馆馆歌《千丈之松》中的一句话。这句厚重而典雅的文字，见证着在时代变迁中，出版人坚守初心，又与时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