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机构改革是改革的拐点、改革的改革：从外求西方转向内求自身

此次国务院机构改革，实际上也是中国改革自身的拐点，甚至也是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拐点。以前的改革，在方向和方式上，都是朝向西方的，但此次改革却是朝向中国自身的。

在以前的改革思维中，以中国为落后，以西方为先进，改革就是否定和破除中国的，学习和引入西方的。事实上，这种定式思维自晚清就开始了，洋务运动就是如此。

只不过，晚清只认可西方的技术，而不认可其制度和文化，主张只学一半，即“师夷长技以制夷”。民国之后，形式大变，不仅认为西方的技术先进，而且认为其制度和文化也先进，甚至以其制度和文化是其技术的基础和前提，因此，主张全盘西化，不仅引入其技术，也引入其制度和文化。

但此时出现了两个路线。国民党主张引入欧美资本主义，像日本一样。后来的共产党则主张引入红色俄国和苏联的共产主义，这导致国共冲突。建国后，便开始了大规模的对共产主义的探索和实践。

然后就是改开的开始，重新转向欧美，尤其是美国，学习和引入其市场经济制度。

这一路下来，都是通过向西方学习，来让中国获得发展，摆脱落后。以致很多人产生错误的认知，形成改革成见：中国的发展完全是由西方因素所驱动的；中国的发展过程就是不断地引入西方元素的过程，即不断西化的过程；中国的问题必须通过引入西方要素才能解决，改革中之所以产生诸多问题，根源就是改革不到位，向西方的学习不到位。

但此次机构改革则彻底突破这些改革成见和改革范式，让改革出现了拐点，改革了改革本身。

我在上篇文章中已指出，此次改革的两大核心要义是：掌控资本、掌控科技。

通过组建国务院直属的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并将证监会由事业单位升级成国务院直属的行政机构，将对金融和资本监管升级成国务院的一项常规职能，来实现国家对资本的掌控。通过重新组建科技部，来引领国家对科技的掌控。

为何要掌控资本和科技？为了确保它们要服从、服务于国家和人民的意志和利益，而纵容其将自身利益凌驾于国家和人民之上。这也是此项改革的目的。

在对金融和资本监管上，是国务院直接参与，即赋予了其独立的最高监管权。在对科技的掌控上，则希望通过在新科技部领导下，建立“新型据举国体制”。目前中国掌控科技的最大障碍在美国，他们正在芯片上卡中国脖子。

掌控资本和科技，确保其为国为民，这样的理念，只有中国有，西方不仅不会有，而且会坚决反对。同时赋予政府真正独立的监管权，以及“举国体制”，这些方式和途径，也只有中国有，也为西方所无和所反对。

也就是说，从目的到路径，此项改革都是彻底中国式的，都是基于中国文化的。在继续发展上，中国不再向西方外求，而是向自身内求，到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中去求。

这是划时代的，划历史的，不仅为改开以来所无，也是为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所无。

美西方，尤其是美国，压根就不存在中国式的独立的国家概念，也不存在中国式的人民的概念，他们只有独立的资本，然后一切都是资本的工具，包括国家、人民和科技。所以，他们绝不会允许政府拥有针对资本和科技的真正独立的监管权，甚至说，连独立的政府都不允许其存在。

所以，他们搞出了“三权分立”的制度，实则就是分拆和肢解政府，破坏其独立决策的能力，让独立的政府无法存在。这意味着美西方压根就不存在独立的政府，不存在真正的政府。他们政府有其形而无其实用。

而这一切又是打着维护民权、民主的旗号进行的，他们想当然地将政府视作民权和民主的敌人，认为肢解了政府，民权就自然被保障，民主就自然会实现。他们所不知道的是，对民权、民主进行破坏的，除腐败的政府外，还有民间的“豪强”，即资本集团。肢解了政府后，不会导致民主，而只会让整个社会陷入无法无天的层林社会，而只会让人民送入豪强的虎口。这正是当下美国的现状。

进一步研究可以发现，美西方之所以缺失独立的国家、人民、政府这些概念，根源在于在他们的文化中缺失独立的义理-心性概念。中国的独立的人民、独立的人民、独立的政府这些概念的基石，都是独立的义理-心性概念。在中国文化中，国家是义理式国家、人民是义理式人民、政府是义理式政府。

义理式国家是说，整个国家都是讲理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义理是全体人民的共识，这样就是“天下一家”，家国一体，形成了历史悠久、根深蒂固的家国情怀。也就是说，家国情怀的内核也是义理，是义理情怀。

义理式人民是说，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心性主体，都有独立的思考判断，都懂得义理、讲理、凭良心。所有的人民的独立判断和加总，就是“民心”。而“民心”又构成一切上层建筑的评判者。这样“得民心者得天下”就成为中国社会的底层逻辑，不仅适用与政府、制度系统，也适用于知识系统。任何的政府、制度和知识，要想在中国存在，就必须过民心这一关，接受人民的评判。

义理式政府是说，政府是专门为人民提供义理服务的专业机构。《大学》说“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礼记》说“天下为公”，这两句话实际上就是中国文化中的政府的定义。“国”、“天下”都是治理国家和天下的政府，应该专门从事以义理行业，而不从事利益性行业；应该为公，而不能为私。

既然政府是专业从事义理服务的行业、机构，人民也对其给与极大尊重，允许和尊重其决策的独立性，而不进行干预干涉。即“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也就是说，在行业分工上，中国存在着一个与经济利益业截然分开的、独立的义理业。而美西方社会中，并存在这样的分工，并不存在独立的义理业。这样以来，在行业分工上，与中国相比，西方也是有严重缺陷的。

缺失义理的政府，不以义理为目标的政府，就不是真正的政府，而只是一个利益争夺的平台和机制，而利益争夺则是丛林法则的、弱肉强食的，博弈的唯一结果，就是政府为大资本所控制，对作为弱者的人民进行专制。

也就是说，西方民主制度的实际结果，不是民权、民主，而是资本权、资本主，豪强权、豪强主。

其实2500年前的孔子，就已经指出这种情况。他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这里的“君”指代政府，意思是说，夷狄有政府，还不如中国的没有政府。为何，因为政府的基石是义理，而夷狄是缺失义理的，所以，即便他们有了政府，也是无义理式政府，有名无实，也不会在他们的社会中建立义理秩序，他们的社会依然是不讲理的层林社会，没有王法的黑社会。

而在中国，即便没有没有政府，但是义理的概念在人民中根深蒂固，人民会自发地维护义理秩序。甚至说，人民也会自发重新组建义理式政府。中国的漫长历史已经充分证明这一点。

今日之美西方，和2500前的蛮夷并无本质区别。因此孔子的话就可以改成“美西方之有政府，还不如中国的没有”。

其实，晚清的学者对西方的本质看的还是很清楚的，认为其本质上就是缺失义理的蛮夷。只认可其技术，而不认可其制度和文化，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中体西用”。

但在民国之后，一方面迫于西方的侵略压力，一方面受日本的误导，开始彻底否定中国文化，主张全盘西化。这种思维一直影响至现在，甚至改革开放也是在这个思维框架下进行的。

但是，另一方面，中国义理文化的存在方式，有两条线，一个是学术线，一个是实践线，而基石在实践线。其存在和传承是通过人民的实践而进行。而民国对中国文化的否定，则仅限于学术线，在实践领域，义理文化依然存在。只不过是在深层潜伏式地存在，尽管一直在作为深层内核支撑着中国的发展，但在学术上和思想上却不被认知。

也就是说，晚清以后的中国实际发展模式，就是“中体西用”的，以中国的义理文化为体，以西方的技术为用，包括物理性技术和制度性技术。但是，人们却只知西方之用，而不知中国之体。这就叫不识大体。

这还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不是一个未来时，而是一个完成时。中国的现代化过程本来就是“中体西用”的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就体现在以中国固有的义理为体上。只是以前在学术和思想上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现在则开始认识到了，这个认识也将越来越深刻，同时也会让“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到一个新高度。​

经过自晚清以来的100多年的学习和引入，西方的“长技”已经被中国学习和引入的已所剩不多，包括物理性技术和制度性技术。中国也最终成功实现了经济和技术的崛起。另一方面，美西方缺失义理的弊端以日益暴露，尤其是新冠和俄乌冲突之后。美国的教条、愚昧、野蛮让人瞠目，乃十足的蛮夷。

这意味着，美西方已经没有资格再继续充当中国的学习对象了，中国未来的发展，将不会再以西方为范本，不再外求西方，而是转向中国自身，转向在学术上被否定了100多年的义理文化，这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真正内涵。此次机构改革就是这个过程的起点和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