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24年，马营坝的堵合策略为何是先北后南，御史蒋云宽给出答案

雍正年间，为便于管理，分设总河及副总河，后正式设置东河总督及南河总督，之后裁撤，又重新设置，这种东河及南河分管的局面一直延续到咸丰五年黄河改道北徙前。其中东河总督管理河南河道及山东河道，而南河总督管理的主要是江苏的大部分地区，形成了两套管理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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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南河大工与东河大工

因决口地点不同，可以将黄河大工分为南河大工及东河大工。这里从地缘因素、频次、经费消耗、时间分布、堵口难度几个纬度来分析南河大工与东河大工的差异，以期更得出更有价值的分析。

首先以地势来看，东河较南河稍高，黄河自西向东流畅，黄水本就是自高向低流淌，所以下游水流速度较快，南河更容易造成决口，而东河因为地势较高，若下游河水通畅或没有极端天气的情况下，较少发生决口。

康熙年间，在靳辅对于下游河道进行堵口及疏浚后，南河便较少发生决口。这无疑佐证了靳辅的治河策略是正确的，只有将入海口疏通，黄河治理的难度无疑会降低很多。当然也有其他考量，南河的泛决往往会侵及运道，“唯民生运道首重河防，而南省河工尤关紧要。”

就大工的频次来看，南河大工更为频繁，而东河大工次数远不及，主要是由于黄河南行的策略的延续，金安清在其《黄河南北利害说》中便提及黄河南行及北行的区别，金安清认为北流是河性使然，而黄河南行则是因为明朝至今也仅有几百年而已，正是因为坚持让黄河南行才会造成南河大工频兴、耗费无度的现状。

从经费消耗来看，南河的消耗总量在东河消耗总量之上，“大抵南河堵筑一次，通牵约七八百万，岁修约七百余万，实为无底之壑。”而东河虽然消耗的总量不比南河，但单次大工的消耗银两却要超过南河，总耗费超过千万两的堵口大工均发生在东河，如乾隆四十六年的青龙岗大工、嘉庆八年的封丘衡家楼大工、嘉庆二十四年的马营坝大工、道光二十三年的中牟九堡大工，这几次大工耗银超过千万的大工均在东河。

而从时间分布来看，清初，由于黄河自复故道的缘故，大工多集中于东河，尤其是顺治七年的封丘朱源寨大工及顺治九年的封丘大王庙大工接续而来。

在对东河进行初步的治理后，在康熙初年，黄河转而于南河频繁决口，在康熙末年至雍正初年，东河大工又频繁兴举，雍正中后期及乾隆初，又转而南河；乾隆中后期，东河两河均有大工，嘉道时期的情况类似，均是前中期，南河大工较多，而后期东河大工较多，对于大工进行统计可以更为直观了解黄河决溢的空间分布。

从堵口难度看来，南河堵口较东河较易，乾隆七年，风险石林口决开，而南河总督完颜伟乃是由按察使升任河督“素未谙练河务，且到任未久，骤遇如此水灾，未免措置张皇。”让东河总督白钟山与完颜伟调换。如乾隆五十四年六月，因狂风骤雨，水势叠涨，导致睢宁周家楼无工之处，水漫过堤，抢护不及，将堤身刷开，口门有一百余丈，水深四丈，夺溜五分。

对此等决口，乾隆皇帝表示的十分淡定，其认为江南土性坚实，不像河南沙土松活，难于堵筑，况且溜势分趋入口，并未全掣，施工较易。自上而下的都认为南河堵口较东河较易，这主要是因为“南河多系胶泥，非豫省可比。”即是说，从实际的来看，南河的地质地貌更有利于堵合，加之物料采买较东河更为迅速，堵合自然相对较易。

综上来看，因为南河与东河的分置及东河与南河本身的地缘因素，导致了在人员配置、堵口难度、耗费等方面呈现出不同的面向。大体上来看，南河的地理位置更靠近入海口，其地势相对更低，其决口较为频繁，但相对耗费较低，而东河因地处上游，堵合较难，堵口耗费更多。

二、南岸大工与北岸大工

黄河的大体流向为自西向东，堤岸便可划分为南北两岸，由于决口位置的不同，可分为南岸大工与北岸大工，地处南北，因为决口的具体位置的不同，导致了其具体堵口的难度及耗费也不尽相同。

靳辅治河期间提出黄河南北泛决的范围不同，但其认为南北泛决都会侵及运道，黄河南岸一决，必由邸家、白鹿等湖以入洪泽湖，助其滔天之势，撼击高家堰一带堤工。各堤即坚固如铁，亦必从顶漫过，下淹高、宝等七州县田亩。淮流仍旧泄，仍不能助淮刷沙，清口以下，仍必淤垫，此南岸不治，必坏运道之情形也。

北岸一决，必由骆马湖之后，横冲邳宿运河，将河底湖底，积渐于高，一遇伏秋异涨，则济宁、鱼台、嘉祥、巨野、滕、峰之田亩，必致淹没，运道堤亦必溃，此北岸不治，必坏运道之情形也。

就靳辅所言，无论是南决还是北决，都会侵及运道，不过是受灾的范围不同而已。而以成灾的程度来看，北决而害重，南决而害轻。靳辅便认为：“决之害，北岸为大，何也？南亢而北下也。”

康基田也持同样的观点：“在南岸易，南岸内塘地高，未能即时掣溜，故随水归漕，若北岸，河高内塘二三丈不等，建瓴下如落井底，”从堵口难度上来说，确实是北岸决口堵合较难，而南岸决口往往由于地势较高，相对来说，更容易堵合，故其害相对较轻，在实际的堵口实践中也是如此。

白钟山接任江南河道总督后，便指出黄河南北两岸形势十分不同，尤其是在河决张家马路后，泥沙淤垫，河道淤塞，下流河水不畅，逐渐形成了南高北洼的形式。等到孙家集复决，河底更高。其认为黄河泛决的主要原因是水势侧注北岸，冲刷沟槽，在白钟山看来，治理黄河要根据南北两岸地点的不同进行不同的治河策略，只有认清黄河地处南北的不同，才能更有效的进行治理。

而之所以会导致北岸决口产生的危害却要远高于南岸，这里引用魏源的观点予以说明河决南岸与决北岸孰胜？则必佥曰：南决祸轻，北决祸重。北决而在上游，其祸尤重。决北岸上游者，若乾隆青龙岗之决，历时三载，用帑二千万，……武陟之决，用帑千数百万可塞，亦幸坝口壅淤而后塞。南岸则虽在上游，亦不过数百万可塞。是地势北岸下而南岸高，河流北趋顺耳南趋逆。

魏源的分析是有相当的道理的，其认为地势高低是主要原因，北低南高，水势北趋是顺势而为，而让水势南流是逆水性的，所以南决往往发生在南河，而北决主要发生在东河，这就导致了耗银超过千万的往往发生在东河，而非南河。

同样在嘉庆二年，先是砀汛杨家坝一带漫口，地属南岸，而同年曹汛北岸二十五堡又有漫溢，清廷便是考虑到杨家坝地处南岸，且下注之水有洪泽湖为归宿，而曹县漫水则地处北岸，且上年丰汛漫口上游关系到运道，尤为紧要，若两处同时进占，南岸堵筑则北岸尤为着重，未免施工费力，今权其轻重，当先将北岸曹县漫工赶紧堵筑，其砀山杨坝工程止须派令道将等将两坝头裹住，勿令再有冲刷，暂缓进占，其中流漫水，且任其下注归入洪泽湖，如此酌办，则南岸下游既有宣泄去路，北岸上游施工自易为力。

嘉庆二十四年，马营坝决口，考虑到南北两岸堵筑的难易程度，嘉庆皇帝考虑到虽然北岸漫口已掣溜五分，正河尚还有溜三四分，让吴璥、李鸿彬二人在北岸赶紧设法抢堵，最终，马营坝的堵合策略是先北后南，而之所以有这种堵口策略，御史蒋云宽给出了答案：“南岸土性坚实，北岸土性沙松。”

嘉庆二十五年六月，又再次重申“豫省河工，北岸倍要于南岸。”无疑，河南河工，北岸堵口的难度要远大于南河，"豫河之工，在北岸难，在南岸易。”光绪十三年，郑州十堡漫开口门甚大，朝野上下皆认为无法堵合，但宗源瀚则认为北岸大工要比南岸大工堵口困难，郑州十堡大工决口在南岸，相对较易“至今谈者色变者，皆北岸也，若南岸则不至乎。”

清前期以北岸大工为主，乾隆初，吏部尚书孙嘉淦便主张开减河引水入大清河。孙嘉淦的所指的仅为顺康时期，而纵观整个清代，北决与南决的次数相差不大，南岸决口的频率反而多一些“国朝顺治二年，河决考城以来，决而北者二十一次，决而南者二十七次。

尤其是在嘉庆前中期，多是以南河大工为主，究其缘由，乃是由于黄河下游河道逐渐淤垫，成为南河频繁决口的主要原因，“查黄水由毛城铺至清口纤回六百余里，挟沙而行，从前自魏郭工漫口以来，黄水尽入于湖，此后如周工、睢工、王平庄工、邵工、官庄坝、杨庄坝、唐家湾、郭家房，皆系南岸漫工。”正是因为黄河入湖，才导致了之后的黄河向南决口。

从堵口经费的消耗来看，北岸大工确实需要消耗更多的银两来堵合，嘉庆二十四年，武陟马营口大工兴举，吴璥等人通过对比嘉庆八年的封丘衡家楼大工及嘉庆十八年的睢州二堡大工，称此次共约需银一千万两，其给出的理由如下“睢汛漫口系在南岸，地势平衍，大坝施工稍易，又地处下游，引河较短，一切料物夫土等项尚可减省动用，衡家楼地居北岸上游，坝工办理较难，引河工段较长，是以所费倍多。”

也就是说由于地缘、采办物料等因素使得北岸大工往往耗费要远超南岸大工，同样上游堵口的难度要高于下游堵口难度。

清初至咸丰五年期间，黄河南北决口频繁，东河的北岸大工较难办理，而南河的南岸大工较难办理。而自咸丰五年黄河于铜瓦厢改道北徙后，黄河该走山东大禹故道，由于直隶、山东交界之处“地势北高南下，防守河岸，当南重而北轻”其中贾庄、侯家林大工都是位于南岸。而之所以会认为南岸堵口较北岸简单，主要是由于“浪翻溜急涛声远闻消落稍迟，即掣动大，溜不可救治，故北岸之抢修尤急也。”

综合来看，决口耗银同决口的地点并没有绝对关系，无论是南岸大工还是北岸大工耗银都为数不少，只是南岸大工相对容易办理，但若是南岸决口的规模较大，堵口仍会十分艰难，如光绪十三年的郑州十堡大，其口门便在南岸，但其决口规模较大，其耗银仍到达惊人的一千九十六万六钱九百七十六两二千二分五厘。大工兴举的低点及大工兴举的朝向虽有一定关联，但却无绝对的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