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此文前，麻烦您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与分享，又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引言

在中国的历朝历代中，隋朝国运短祚，这一点为众人所知晓。

但为我们所忽视的是，在隋朝短暂统治的历史时期，其对国家历史教育做出了深刻变革，直接影响了后世唐朝的历史文化发展。

众所周知，隋朝是中国历史上继秦朝之后第二个在四分五裂的国家局面中实现大一统的王朝，在此之前的长期历史时代中，疆土分裂，势力割据，诸强并起。

受当时士族制度的影响，私家教育因服务于士族利益，得到了很大发展。

而国家则在国土四分的背景下难以使历史文化教育得到统一，从而统一的官学教育难以维系，也不可能产生真正的影响。

隋朝大一统政权的建立，不仅在政治上结束了国家长期分裂的局面，而且隋朝对于历史教育可以说是十分重视。

因此，隋朝既对前朝私学教育发展的成就进行了继承，而且在国家官学教育方面也取得了显著的进步。

这一点直接影响了后世唐朝历史教育的教育内容，同时也为其历史教育储备了人才。

正因如此，可以说，隋朝时期在历史教育方面的继承和发展，在中国的教育历史上起到了继往开来的关键作用。

一、掌控教育，官修史书

修史是一国历史文化传承的重要内容，一定程度上，史书的修撰直接决定了一定历史时期的文化教育内容。

在隋朝以前，汉晋在史学方面，私家的成就远远高于官家，著名的前四史皆出于私人之手。

而到了隋朝，为了保证历史观与国家意志相符，国家开始禁止私人修史，修史权被完全掌控在官方手中，从而保证国家意识形态的统一。

隋文帝十三年（公元593年），皇帝下诏，民间的一切修撰国史、品评历史人物的行为全部被禁绝。

在这种严禁民间修撰史书的背景下，国家开始了官修史书，同时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首先，隋朝进行了相应的机构和制度建设。隋朝承袭了北周时期的旧有制度，在秘书省设置著作曹（局）。

这个著作曹就是专门修撰史书的机构。《魏史》作者魏澹以及王劭都曾在此机构中担任过著作郎。

除此之外，隋朝还为修史专门设置了监修制度。这一制度就是为了保障官方修史的正常运营，其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其次，隋代官方的史书非常全面。这样做的目的就在于真正使历史传播起到文化教育的目的，从而巩固国家意识形态。

当时所取得的代表性著作有：《魏史》，《周纪》，它们分别为魏澹、牛弘所修，除此之外还有王劭所修《齐志》、《齐书》以及之后所作《隋书》。

总之，隋朝通过掌控历史教育权力，官修史书，还让隋王朝的政权变得更加合法。最主要的是，官方修建史书，还能够教育民众，让他们了解到历史。

二、私学长进，教育拓展

官学历史教育是指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各类官立的学校即中央官学与地方官学中所进行的历史教育。私学则是私人成立的民间教育形式。

自春秋后期私学兴起以来，其一直构成了官学教育的重要补充。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门阀势力的兴起，服务于它们的私学发展甚至完全超过了官学。

而隋朝实现大一统后，不仅大力发展了官学，而且对私学也进行了继承和拓展。

家学是私学教育的重要形式之一，据《隋书》记载，当时很多大儒及官员早年都曾接受过非常良好的家学教育。

如向隋文帝建议“建学制礼”的柳昂，柳昂之所以学识渊博、才气过人，与其父亲的家学教育分不开。

据史书记载，其父柳敏，“有高名，好礼笃学，治家如官”意思是，柳敏有非常高的名誉，勤学知礼，治理家庭就像为官一样。

名师讲授是隋代历史文化教育的另一种私学教育形式。在这些讲授的名师中，既有私人授徒者，也有官学教育的教员在官教之余私人授徒。

《隋书·儒林列传》中所记载的众多大儒，几乎都有私人授徒的经历。

如曾经担任国子祭酒的何妥、担任国子助教的包恺、担任国子博士房的晖远、担任太学博士的马光等等。

隋代的私学教育内容与官学相似，都是以经学为主，其中蕴含了历史文化教育。从事私学教育之人都博览经书、广涉经史，具有丰富的经学及历史知识。

如王通所著的《中说》则是在对《孔子家语》进行借鉴模仿的基础上所作，其内容也如同孔子一样是记录自己的讲课对答。

对于续写六经的旨趣，王通也有所交代，其核心观点是，通过续写六经，将六经所处时代之后所发生的社会历史变化记叙在所续六经之中。

由此可见，王通所续六经之中包含了大量的历史内容。

王通还提出“三经亦史”的思想，这一思想对明清所提出的“六经皆史”思想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

总之，隋代的私学教育既继承了前朝的历史文化教育成果，同时也大大拓展了私学教育的形式和内容，如家学教育、名师讲授等。

这些教育形式的拓展使得当时社会的文化教育更加深入和广泛。

三、奠定制度，储备人才

隋代虽然国运短祚，但其在历史文化教育上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

并且因其短命，所以这些成就以及文化教育人才都为唐朝很好的继承，为唐朝的历史文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隋代历史文化教育的发展对唐朝影响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隋代所采取的官修史书、禁止私修国史的修史政策对唐朝史馆修史制度的最终确立产生了深厚影响。

第二，隋代发展历史文化教育所储备的人才成为唐朝文化建设的中梁砥柱。

由于隋朝短命，所以唐朝很多优秀的文化人才皆出生于隋朝，接受了隋朝时期教育建设的培养。

如姚思廉所撰《梁书》《陈书》属于家学传承，是在前人撰写基础上续作而成，这便体现了对隋朝文化成果的继承。

再如唐《北齐书》也是以前朝隋代李德林的《齐史》为基础而撰写的。

唐代的文化发展也受到了隋朝经学研究成果的深刻影响。如隋代“二刘”刘焯和刘炫的“五经”学成就，对于唐初的一些著作就有很大的影响。

唐朝《五经正义》受“二刘”的“五经”学影响而纂成，它对于唐朝建国之初总结经学产生了很大影响。

同时在后来也被作为范文为官方科举考试的参考所使用，它同时也是全国范围内学校教育的参考范本。

结语

长期以来，在隋朝国运短祚与唐朝文化辉煌的双重背景下，我们常常忽视了隋朝短短三十八年的统治时期内，在历史文化教育方面所产生的关键作用。

它一方面对前代长期分裂背景下高度发展的私学教育成果进行了深刻的巩固和拓展，另一方面又在自身大一统的政治局面下突出发展了国家官学教育。

两者相互补充，使得文化人才得到了充分发展，历史文化教育得到广泛展开，这些都为后世唐朝的文化建设起到了直接的奠基作用。

参考文献：

《唐会要》

《隋书·儒林列传》

《五经正义》

《大隋兴衰四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