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长安城礼制建筑种类繁多，相关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有哪些？

雍五畤。（1） 雍五畤遗址。西汉初，祭天的场所，在继续沿用秦四畤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北畤，从而使五帝之祠趋于完善。目前只知道在應地，其确切位置，尚未找到可靠的考古线索。

这里需要提及的是秦汉高泉宫的吴阳下畤遗址。美阳故城在今陕西扶风县北法门镇美阳村，城址平面略呈三角形，南墙长700米，西墙长500米，北墙长850米。城址周围地带曾出土“美亭”印文的陶器。而且《小校经阁金文》、《陕西金石志》均著录有“高泉宫共（供）厨铜鼎”盖，当与吴阳下畤的祭祀活动有关。所以有学者推测吴阳下畤应该就在美阳故城附近。

（2）羽阳宫鼎。1973年11月，在陕西凤翔县长青公社马道口大队发现了一件带“羽阳宫鼎”铭文的铜鼎气铜鼎有附耳，三蹄足，原应有盖，岀土时未见。鼎通高17.1、口径14.3厘米。铜鼎有修补痕迹。

按原报告所称，这件铜鼎的口沿下有三段铭文。第一段：“容一斗二升，高唐，六斤一两朱五十三。第二段：“君邸鼎一，合容一斗二升，并重七斤十四两，名丑”。第三段：“雍羽宫鼎，容一斗二升，重六斤七两，名件九，今可共厨”。

据李仲超先生的研究，这三组鼎铭为西汉帝王郊雍五畤时所刻，其年代分别为汉武帝太始四年祀琏五畤（公元前93年）、汉宣帝五凤二年祀陈宝祠（公元前56年）和汉元帝初元五年祀吴阳上畤（公元前44年）前二组铭文姑且不论，推测第三段铭文与郊雍活动有关，应属无虞。

2、 好畤遗址与“好畤鼎”。按照《史记秦本纪》、《史记秦始皇本纪》、《史记.封禅书》、《汉书郊祀志》等的记载，汉唐时期除了雍四畤和雍五畤以外，雍地一带的畤祠设施还有不少，好畤即是其中之一。

1988年，咸阳市文物普査队在今陕西乾县乾陵西北五公里处发现一处名为“瓦子岗”的秦汉宫殿遗址，总面积达24万平方米。遗址中有一处高大的夯土台基，台基底部东西37.4米，南北25米，高5米，台基周围仍是大面积的夯土。该遗址一度被推测为秦始皇所建的“梁山宫”遗址，但后来在陕西乾县故城西关西环公路人称“整盖”的地方发现了梁山宫遗址（遗址出土带篆体“梁宫”戳记的瓦片），所以有学者转而推测瓦子岗遗址为秦汉好時遗址。

金石著录中，有三件“好畤”铭铜鼎，它们是祭祀好畤时的供厨之器，我们从铭文可以看出，这些铜鼎属于“好畤共厨鼎”，系祭祀用具，属于太常（太官、大官）掌管。从一件铜鼎有两次编号的情况来看，它们曾被反复编号使用。又从第一件、第二件铜鼎的编号达到四百余号的情况来看，当时的祭祀仪式规模很大。

3、 甘泉泰畤。秦汉甘泉宫遗址，据有关学者的考订，在今乾县东北注泪乡南孔头村。遗址北部中央有夯土髙台，东西残长100、南北宽80米，高约4米。台基两侧各有一高约11米的台基，似为阙台。再往南，又有东西相对的两座台基.在遗址范围内采集到陶井圈、陶水管、空心砖、绳纹砖等，均是典型的秦汉时期遗物。

按文献的记载，甘泉宫是黄帝以来祭天的场所，汉武帝时在此设立泰畤。甘泉宫地望得到确认，那么泰畤遗址或许以后也是能够发现的。

4、 汾阴后土祠。汉武帝祭地祇的汾阴后土祠，已经无迹可寻，很有可能己被汾水或黄河冲毁。不过，后世易地重修的后土祠庙，还是有案可寻的。山西万荣县庙前村后土庙献殿前保存有一通“后土祠庙貌碑”，立于金天会十五年，历代修缮后土祠的历史，其中就包括了汉代设立汾阴后土祠的情况。此碑虽是晚近之物，但对于我们推究汉代汾阴后土祠的地望，进而探讨汉代汾阴后土祠的祭祀情况，仍然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5、南北郊（圜丘与方丘）。汉长安城的南北郊坛，迄今尚未找到考古线索，不过，文献中倒是有一定的记载，清人徐松考订汉園丘在唐长安城居德坊东南隅。并称隋开皇三年，于汉圜丘故址建宝昌寺。何清谷先生考证，汉園丘故址在今西安市莲湖区大土门村以南。王学理先生的观点与何清谷先生基本相同，他认为汉園丘遗址在今西安市西郊周家围墙附近。

北郊的位置，迄今也未找到考古线索，成帝建始年间将甘泉泰畤、汾阴后土祠迁于长安城南郊以后，到平帝元始年间，祭天场所又在甘泉宫与长安南郊之间反复迁徙了五次。

由上述文献记载，我们可以获知：长安城南郊圜丘遗址位于唐长安城居德坊东南隅，约当今西安市莲湖区大土门村以南的位置。南郊坛的建筑形制为圆坛，高二丈，周回百二十步-上述关于汉长安城南北郊坛形制的记载，均出自今本《三辅黄图》，但我们发现，《隋书》卷六“礼仪一”所引《三辅黄图》关于西汉南北郊坛形制的材料，与之有出入，这里也摘引书》卷六“礼仪一”所引《三辅黄图》关于西汉南北郊坛形制的材料，与之有岀入，

平帝元始五年，按照王葬的奏议，行南北郊之礼，可以看出，当时南北郊的祭祀礼仪为：正月上辛，合祭天地于南郊，以高帝、高后配，天子行礼；冬至日祀天于南郊，高帝配，诸天神（“群阳”）从祀，以有司行事；夏至日祭地于北郊，髙后配，诸地神（“群阴”）配祀，亦以有司行事。

6、渭阳五帝庙。1956年，在汉长安城东北角正东偏北5700米处、今西安北郊阎（闫）家嵌现了一处方圆数百米的大夯土台，其位置正在瀟渭之间。有学者认为，此处遗址即是汉文帝十五年所立的“渭阳五帝庙”但也有学者持反对意见，汉文帝立渭阳五帝庙和长门五帝坛，

阎家村夯土基址按昭穆顺序排列，其地点在咸阳城南，与文献记载的秦始皇极庙似有一定的联系。文献记载汉文帝所立的渭阳五帝庙在“霸渭之会”，地点当在西汉长安城之东北。所以阎家村夯土基址似乎不大可能是汉文帝十五年所立的渭阳五帝庙。

宗庙遗物的考古发现

西汉宗庙编磬见于考古报道者一批计14枚，见于金石著录者一枚。80年代，有关人士在珠海收购了一批西汉皇室宗庙编磬，共14枚，其中3枚光素，11枚有刻铭。14件编磬造型基本一致，编磬的股、鼓大致接近《周礼考工记磬氏》所载“股二鼓三”的比例。

李学勤先生经过考证后认为，这些铭文的内容包括西汉宗庙名、乐舞名、律名以及表示悬挂位置、堵次、编次的内容等。王子初先生对这批编磬的音律作了测试，发现这批编磬不是一套完整的乐器，而是数套编磬的杂合物，尽管如此，他仍然认为这批保存完好的西汉编磬是中国乐律学史上难得的物证。约当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罗振玉、王国维曾对一件类似的西汉编磬作了考证，按照罗、王二氏的记述。

2、 高庙、西庙（惠帝庙）瓦当。传世的汉代文字瓦当中，有“高庙万世”、“西庙”瓦当，前者当为西汉高庙遗物；后者当为汉惠帝庙遗物，因惠帝庙在高庙之西，故称“西庙”。

3、 成帝、哀帝庙编钟。李学勤先生在考释西汉宗庙编磬铭文时，还从金石著述中找到三件西汉宗庙编钟。

4、 孝文庙铜熏炉。1988年9月，江苏省邢江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征集到一件铜熏炉，据调査，这件铜熏炉出土于N江县甘泉镇姚湾村秦庄组，出土地点距汉广陵城遗址约5公里鸟铜熏炉通髙17、口径9.5、底径8厘米，为典型的汉代博山炉。在博山炉炉身腹部刻有四行铭文。

上述带铭文编磬、编钟、铜熏炉的发现，说明文献中关于西汉宗庙制度的记载，诸如庙号、庙乐一类的记载，并不如后世学者所言纯为纸上空文，而是真实可靠的。

5、 “王莽九庙”遗址。“王莽九庙”遗址于1956年由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发现，并进行钻探1958年10月开始，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城发掘队对该遗址进行了大面积的发掘和勘察。

“王莽九庙”遗址共有12座建筑。其中，编号为1-11号的11座建筑四周有方形大围墻，围墙边长约1400米。第12号建筑位于大围墙外的南侧正中位置，距大围墙10米。这12座建筑的建筑结构与布局基本相同，每座建筑都由中心建筑、围墙、四门和曲尺形配房所组成。中心建筑和围墙平面均作方形，轮廓如“回”字形，规矩方正、整齐划一。

1-11号建筑大小相仿，间距相等，分南北三排排列，北排与南排各四座建筑，位置互相对应；中间的一排有三座建筑，11座建筑的中心建筑基址均为方形，边长约55米，四面对称。“太室”地面涂朱红色，整个建筑外围则环绕有河卵石铺成的散水。

中心建筑的四周有方形的围墙，使11座建筑各自形成独立的单元。围墙边长260-280米。围墙四面的正中各辟一门，四隅各置曲尺形配房，门房与配房的形制同明堂辟雍遗址相同。第12号建筑围墙范围同1一11号一致，但其中心建筑的规模要比1一11号大一倍，其内部结构也稍有区别。

在围墙四门分别出土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纹瓦当。遗址中心建筑和四门门道内岀土了大量的建筑构件，大都是西汉晚期流行的形制纹样。此外，还有一些带时代标志的遗迹和遗物，这是特别值得注意的；

第12号址中心建筑石柱础上有朱书“始建国”题记；笫3号址中心建筑小方台石柱础上有新莽改佑的“节飾”地名题记；第2号址中心建筑地基内的土坯上有压印的“货布”钱文。

一般认为，该遗址可能是“王莽九庙”遗址。顾颉刚先生和黄展岳先生还依据文献对九庙昭穆的排列作了复原设想。但也有不同的看法，如王恩田先生即认为这十二座建筑应属西汉宗庙遗址，同时也对诸庙的昭穆顺序作了复原设想。

我们以为，文献记载中明确提岀王莽所立新室宗庙为“九庙”，发掘出来的“王莽九庙”遗址却是十二座建筑，二者之间确实存在一定的矛盾。“王葬九庙”遗址的发掘报告正在整理岀版中，我们期待着在正式发掘报告面世以后，能对这一重要遗址进行全面的了解与分析，

“明堂（辟雍）遗址”

1956年7月，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在今西安市西北郊、大土门村北发现了一处汉代建筑遗址。1956年7月270-10月15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单位对该遗址进行了大面积发掘（前者自1957年3月中旬开始接管工地的发掘工作），发掘面积达6678平方米。遗址位于汉长安城安门外道东，北距汉长安城南墙约1.5公里，由中心建筑台基、方形围墙、门楼（四面各一门）、四隅曲尺形配房、圜水沟等组成。

遗址正中为主体建筑所在，座落在一圆形的夯土台上，台面直径62米，发掘时尚髙岀地面0.3米，厚2.9米，主体建筑基址平面呈“亞”字形，方向正南北，四面对称，每边长42米左右。台基正中为一方形夯土台，边长约17米，发掘时尚髙出地表15米，但台面遗迹已经荡然无存，在方形夯土台的四角，各有二个方形的小夯土台，大小一致。在中心方形夯土台的四面有东、南、西、北四个厅堂，每边通长24米，北堂岀“抱厦”四间，其他三面各出“抱厦”八间。其基本情况为：

北堂面阔为三间，间距5米；出“抱慶’四间，间距3米。南堂面阔四间，中央的两间间距3，4米，两侧的间距2.75米；出“抱厦”八间，间距3.1米。南堂的东西两侧，还各有一小室。西堂面陶五间，正中三冋间距5米，两侧两间间距3.33.1米。东堂被唐代河道打破，仅余“抱厦”东侧2米多，从柱础观测，“抱厦”为八间，与西堂的情形完全相同。

在中心建筑的外围，有方形围墙，每边235米。围墙与中心建筑距离为96米。墙体夯筑，墙基宽18米，残高0.15-0.30米。围墻内外侧有方形柱础石，排列有序，墙基内外有防水坡，清理前北门己被破坏，经过发掘的东、南、西三门结构基本相同，门道宽4.5米，长12.5米。门道中央有木质门槛和门框柱。门道两侧有夯土台。复原后，门道上方应有楼观式的两层门楼建筑，门楼下应上部木架构造的门阙。

方形围墙的四隅有曲尺形配房，每边长47米。配房紧靠围墙，房前未见门、墙痕迹，推测应为单坡顶的敞廊建筑。环绕围墙外侧有園水洶，直径360米左右，宽约2米，深1.8米，沟壁砖砌。正对四门的水沟上又各有长方形的小圜水沟，北边的小水沟与西来的昆明故渠相通。

该遗址的建筑形制与地点同文献记载中的西汉明堂（辟雍）较为吻合。西汉明堂、牌雍的建筑形制，关于该遗址的定名，发掘报告的执笔者唐金裕先生倾向于称其为“西汉辟雍遗址”，黄展岳先生也持相同观点。杨鸿勋先生认为西汉时期的明堂与辟雍是一体的（辟雍所指为園水），所以称其为“西汉明堂（辟雍）遗址”也该遗址发现之初，许道龄、刘致先生也曾就此遗址的定名展开过讨论。

杨酒勋先生对该遗址中心建筑所作的复原情况为"依中心台周围设单坡屋盖，四面堂、又另出复窄重屋；中央土台顶部四边向外扩大至与大台对角相接的四隅四小台，即包括下部暗室顶的范围，以便设在西部暗室的扶梯登台；台中央布置圆形的太室一一即《大戴礼》所谓的通天屋，在中心建筑的外围，还有方形院墙和圜水沟。院墙的四隅并有曲尺形廊庄。刘致平先生也曾对该遗址作过建筑复原，并提出了圆形屋顶和方形屋顶两种复原方案。

社稷遗址

五十年代，汉长安城的社稷遗址曾经作过考古发掘。清理时，主体建筑已毁，仅存四周廊庄建筑。发掘表明，遗址始建于秦或汉初，西汉中期重修扩建，西汉末年废弃。官稷遗址在官社遗址的西南，现存两重围墙，平面呈“回”字形。外围墙边长约600米，内围墙边长273米。内外围墙正中各有一门。门道建筑与“大土门村北遗址”的门道相同。未发现中心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