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狱背后的朱元璋：权力、恐惧与支配

自古开国君主专忌，满脑子“权力斗争”，毕竟自家卧榻之旁，岂容他人安睡？原是正常的心态和思维方式，不一定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式。比如宋太祖赵匡胤，就比较偏爱耍心眼儿、旁敲侧击的办法，众所周知他所上演的令手下大将石守信等“杯酒释兵权”的好戏。

可是朱元璋绞灭元宿勋臣，手法凶狠了些，但对专制统治而言，又算不上什么新东西。他的暴政，真正富有“个人特色”的，是在文字狱方面——一场权力、恐惧与支配交织而成的血雨腥风。

一、文字狱出现的原因

在元末乱世与诸豪强争夺天下中朱元璋能礼贤下士，吸纳和信用读书人，这是他英明处。到底他还是一个识大体的人，知道知识分子不用不行，不用不能成大事。朱元璋稳定政权之后，便将精力放在了如何治理国家上。此时的朱元璋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文官身上，具体表现有两点，一是开科取士，由于战乱，科考曾经一度废弃，朱元璋统一之后，恢复科考制。恢复科考意义重大，一方面文人可以参加考试，另一方面文人有了进入仕途的机会。其实朱元璋的意思非常明显，开始重视文人治理。

然而，这仅是他同知识分子关系的一个侧面，而完整地看，他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是：一方面为我所用，另一方面深为防范，甚至怀有天生的疑惧。

这就又说到他作为皇帝的那个特殊性：泥腿子皇帝。由赤贫一跃登上大宝，贵之已极，但社会身份和地位的这种天翻地覆，并未将先前低微的文化身份和地位同时抹去。他虽一直很努力，恶补文化，从目不识丁到能写能读，已相当不易，不过与幼读诗书的知识分子比，他对文化的掌握仅属皮毛，“门外汉”的感觉大约是难免的。

这种感觉就是他对自己感到自卑，此时的朱元璋虽然是皇帝了，但是朱元璋的文化知识水平并没有因为地位的升高而升高。

黄溥《闲中今古录》载，洪武初年，

朱元璋决定以后政策向知识分子倾斜，并说“世乱则用武，世治则用文”；这自是高明之见，但却引起那些跟他打天下的武人的不满：

诸勋臣不平，上语以故曰：“世乱则用武，世治则用文。”诸勋进曰：“此固然，但此辈善讥讪，初不自觉。且如张九四原礼文儒，及请其名，则曰士诚。”上曰：“此名甚美。”答曰：“孟子有‘士诚小人也’句，彼安知之?”上由是览天下所进表笺，而祸起矣。

“张九四”即张士诚，当年朱元璋的死对头。这个人也是起于底层的鄙夫，原来连个大名儿都没有，发迹后专门请文化人替他新起的，而改叫“张士诚”。眼下，那位进谗者吃准了朱皇帝文化素养有限，料定他不知道《孟子》里有“士，诚小人也”这么一句，故意下了一个套。朱元璋果然冒冒失失脱口赞道“此名甚美”，结果对方早等着呢，将这名字出处和盘托出，还加上一句“彼安知之”。

这个“彼”明里指张士诚，暗中讽刺的岂不正是朱元璋？朱元璋这个跟头栽得可不轻，他原来在文化上就自卑，此刻本来以为简简单单的“士诚”两字，无甚费解处，不料却寄寓了这样一个典故，而且里面包含了那样“险恶”的用心。自己一头撞上去，热脸贴了个冷屁股。这番羞辱非同小可，足令他记一辈子——看来，读书人肚里弯弯绕确实多，一字一句都可能包藏蛇蝎心肠——所以黄溥叙罢此事，归纳道：“上由是览天下所进表笺，而祸起矣。”

二、朱元璋手下的文字狱

朱元璋的手上有一个较为有名的文字狱是贺表案。当时地方的将领为了感谢朱元璋加薪，于是大家想一起写一个贺表交给朱元璋，由于这些将领们不会写贺表，所以他们就找了一个文人代写贺表。当朱元璋看到贺表当中的四个字时，非常生气，最后竟然杀了写贺表的文人。朱元璋所看的四个字是：作则垂宪。这四个字的意思是夸赞朱元璋以身作则。但是朱元璋认为则者，为贼也。朱元璋认为贺表上的文字其实是文人卖弄笔墨，实际上是在嘲讽自己。

《闲中古今录》亦载：

杭州教授徐一夔撰贺表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语。帝览之大怒曰：“‘生’者，僧也，以我尝为僧也，‘光’则薙发也，‘则’字音近贼也。”遂斩之。

从贺表案当中，可以看出朱元璋手下的文字狱纯粹变成了一种捕风捉影的文字游戏，只因秉政者对某句话乃至某个字眼生出异想天开的想象与猜忌，就丧心病狂地施以杀戮。

还有太祖私游一寺，见壁间有题布袋佛诗曰：“大千世界浩茫茫，收拾都将一袋藏。毕竟有收还有放，放宽些子也何妨！”因尽诛寺僧。

布袋佛，即那位笑口常开、大肚能容天下事的弥勒佛，几乎每座中国佛庙都能见着他那令人忘忧舒朗的形象，深合中国人对于达观哲学的追求，但到朱元璋这里，也变成时政的讥刺。

最奇的是高僧来复的遭遇。这位江西和尚，应召入京建法会。其间朱元璋赐宴，来复也是多事，席间呈诗一首作为谢恩。诗云：“金盘苏合来殊域，玉碗醍醐出上方；稠迭滥承上天赐，自惭无德颂陶唐。”这诗不献还罢，一献，小命丢掉了：

帝曰：“汝用‘殊’字，是谓我‘歹朱’也。又言‘无德颂陶唐’，是谓我无德，虽欲以陶唐颂我而不能也。”遂斩之。

这可真是冤大头！来复和尚明明拍马屁，说朱元璋赐以异国上天的美食玉液，款待自己这么一个“无德之人”，他只有倾心献上对圣明君上的歌颂之辞……这些意思，倘他不用诗的形式来说，断不会招祸，千不该万不该，不该酸溜溜地写成诗，那朱元璋已经习惯成自然，一见你来“雅”的，他就犯嘀咕——这狗娘养的大概又绕着弯儿骂我哩，“遂斩之”。

有时，引用古诗，竟然也丢性命。洪武二十六年的状元张信，被朱元璋任命为皇家教师。教学内容自然包括习字。这天，张信从杜甫诗集中取四句，书成字帖，命学生临摹。老杜史称“诗圣”，他的句式历来认为最讲究、最精炼，也最工整，这四句是：

舍下笋穿壁，庭中藤刺檐。地晴丝冉冉，江白草纤纤。

对仗极工，意象独绝，兼得瘦劲与空灵之妙，诗家评为“语不接而意接”。张信对此诗的喜欢，一定是唯美的，但杜甫诗中往往有些“忧患”的滋味，这也是他所以被称“诗圣”（试体会与李白称“诗仙”的区别），此时，张信虽然疏忽了，朱元璋却足够敏感，一下嗅出杜诗中的苦难气息：

太祖大怒曰：“堂堂天朝，何讥诮如此？”腰斩以徇经生（儒生）

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这些事情可以看出朱元璋时期文字狱的几个特点，一是带有主观性，二是抠字眼，三是处罚重。

可见文字狱的确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文人的创作自由，阻碍了文学的繁荣发展。此外，朱元璋也因此制造了很多的冤案错案，乱用权力，滥杀无辜。因此文字狱本身实际上就是错的，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阻住了别人的议论。

但是这样一来，会引起明朝廷和社会更大的矛盾。这给社会安定和治理带来了很大困难。在此背景下，明朝时期的文学创作缺乏创造性和多样性，这也影响了民族文化的长远发展。

古猫ly

历史是一面镜子，它照亮现实，也照亮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