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赵氏王朝-承前启后，终结乱世，华夏民族文化的新高峰

国运维艰的宋王朝，从开封到临安，前后持续了320年，两度亡于外族之手，这是人们认为宋朝“陋”的主要原因。

后世许多论者，往往把两宋军事孱弱，对外族入侵屡战屡败，最后亡于外族，简单地归咎于宋初强干弱枝、右文抑武等强化中央集权的基本国策。上述看法有一定的道理，但问题在于，中央集权的强化与国势的孱弱并无必然联系。

考诸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在中国历史上，真正称得上武功显赫、使周边民族臣服的时代，往往都是中央集权统治十分巩固之时，如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当政时期。所以，对两宋军事之弱，我们不能仅仅把眼睛盯在汉族政权的一方，同时还应该认真地考察与宋政权对峙的诸少数民族政权的特点和力量。

在我国古代，内地农耕社会与周边少数民族－主要是西部、北部的游牧或狩猎民族，我们一般称之为“骑马民族”－之间时有冲突。这种冲突，固然不乏中原王朝为炫耀上国的武威、开拓更大的疆域而引起的，但更多的却是“骑马民族”的军事力量侵入中原农耕文化圈所造成的，这与这些民族特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有很大关系。

恶劣的自然环境的逼迫、内地农耕社会巨大财富的吸引、落后社会制度所固有的掠夺性和野蛮性，这一切驱使着西北少数民族不断南侵。

此外，这些民族在长期的社会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培养起来的民族特性、社会组织形式等因素，使他们在冷兵器时代的战争中往往处于军事上的优势地位。这一切，都为其南侵创造了条件。另外还有两个必须重视的重要因素：

其一，是对战略要地的把握问题。由于古代中原的主要战争威胁，是来自蒙古高原和东北的少数民族，所以历代中原王朝都把其核心防线设在北方。而历代统治者总是不惜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来修筑或加固万里长城，也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在中国古代，长城不仅是一条军事防御线，也是一条自然与经济、民族的重要分界线。而长城南北的带状地区，则成为古代骑马民族与中原王朝的主要交战地带。

其中争夺最激烈的地区，不外乎是河套平原、河西走廊、辽东地区，及华北地区所谓的“燕云十六州”。这几个战略要地一旦落人骑马民族之手，中原王朝的边境就不得安宁，腹心地带的安全也会受到威胁。然而，就是在两宋时期，以上的这些战略要地都不在中原王朝的掌握之中。

尤其是“燕云十六州”的丧失，中原实际已无险可守，这就给契丹、女真、蒙古等骑马民族的南下，提供了极其有利的条件。于是，民族战争在两宋300年间一浪高过一浪，也就不是什么太奇怪的事了。

其二，是南侵外族内部的情况，即外族本身的强弱对中原王朝也是至关重要的。如唐太宗对突厥用兵之所以能成功，固然与当时中原的强盛有关，但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此时的突厥已过了其强盛期，分裂为东西两部，且其内部还有颉利可汗与突利可汗之间的矛盾。

北宋初期，它所面临的是代突厥而起的强大而又统一的契丹，是在其全盛时期；代辽国而起成为北宋强敌的金国，也正好处在女真族历史上的鼎盛时期；至于南宋后来面对的由蒙古人建立起来的元朝，又比以前的金、辽更为强盛。更何况，这三者都是深受汉文明影响、模仿汉制建立起完整的封建政权体制、已学会运用先进武器（如攻城的火器）的骑马民族，而非以往那些原始、单纯的游牧或狩猎民族。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宋朝统治者采取“守内虚外”的国策，也有其无可奈何的一面，至少在宋朝立国之初，他们不是不想收回失地，而是实在没有能力收复失地，以后则变成一种恶性循环。

另外，两宋时期，政治上的弊病虽然不少，但也并非一无是处。如当时的中央集权统治还是比较开明的，绝不比历史上其他朝代更“陋”。如宋太祖曾立有“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的“祖宗家法”，后来嗣君基本都能遵循。所以，宋代的士大夫以敢说话而闻名于史，尤其是敢于批评现实政治，批评皇帝。

在两宋300多年里，没有出现过如汉、唐、元、明、清那样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也没有出现过如汉、唐、明那样外戚或宦官专权的统治阶级的内乱。这些情况，在中国历史上都堪称鲜见，这与两宋的文官政治有一定关系。一些人喜欢用“积弱积贫”“冗官冗费”这类套话来形容宋朝的状况，这实际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有宋一朝，还有为其他朝代所没有的优势，那就是两宋经济的繁荣和文化的 昌盛。

宋朝国内的政治统一，为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一个安定的环境，而“守内”政策又为进一步优化这个环境提供了有利条件。无论是农业、手工业，还是国内商业、对外贸易，宋代都有长足的发展。

从唐代开始，我国南方的经济发展已领先于北方，到了宋代，南方经济的持续发展就远远地超越了北方。当时，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在东南即长江三角洲、宁绍平原地区，那里的经济发展状况已经到了足以影响全国经济形势的地步，所以时谚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湖熟，天下足”的说法。

宋代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标志，一是耕地数量的增加；二是耕地质量的提高；三是耕作制度的改进；四是耕作技术的提高；五是经济作物产区的出现和单产的提高。宋代手工业也比前代有了很大的发展。宋代手工业的新特点是各个行业的规模扩大，分工细密，生产技术和产品数量质量都有所提高，并出现了一些专业性的著名城镇。

在农业、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加上政治统一、水陆交通的便利，以及国家对轻商、抑商政策的修正，又促进了宋代商业的空前活跃。宋代商业的发达主要表现在：城市的迅速发展，百万居民以上大都市的出现；对外贸易十分活跃，除与周边地区的互市外，海上对外贸易发达成为特色之一；商品经济的发展刺激了货币流通的发展，纸币在宋代尤其是在南宋，成为主要的流通手段。

至于两宋时期的文化，更值得大书特书。深契于魏晋南北朝隋唐历史的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曾说过一句话：“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变，造极于赵宋之世。”（《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45页）在陈先生看来，赵宋的文化繁荣显然超过了他所熟知的李唐。

而宋史研究大家邓广铭先生认为：“宋代文化的发展，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达于顶峰，不但超越了前代，也为其后的元明之所不能及。”（《宋代文化的高度发展与宋王朝的文化政策》，《历史研究》1990年第1期）邓先生之语则指出了即便宋以后出现的封建王朝，在文化上也难以企及两宋。这都是很有根据的论断。

由于宋代确立了“右文抑武”的基本国策，使得大量读书人通过科举考试进入社会上层，从而逐渐构成了一个包括皇帝在内的，上自朝廷重臣、下至各级官吏，再延伸到地方乡绅的庞大的有文化教养的阶层。在言论相对自由的社会氛围和文化事业相对发达的条件下，这批人讲学论道，著书立说，热心于文化事业发展，促进了宋代文化的勃兴。

宋代文化的昌盛，表现在各个领域：

在哲学方面，两宋时期，学者众多、学派林立，一部《宋元学案》，所收录的人物百分之九十五是宋代的。而如胡瑷、孙复、石介、范仲淹、欧阳修、周敦颐、李觏、邵雍、张载、二程、王安石、司马光、三苏、胡安国父子、杨时、郑樵、吕祖谦、张栻、朱熹、陆九渊、陈亮、叶适、文天祥、王应麟等等，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

至于学派，举其荦 荦大者而言，就有“濂学”“洛学”“关学”“荆公新学”“蜀 学”“朔学”“象数之学”“中原文献之学”“永康之学”“永嘉之学”“闽学”“心学”“湖湘学”等等。两宋哲学的主流是“理学”，理学的出现，标志着传统的儒家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完成了更新的任务，重新成为中国的主导意识形态。

宋代理学的内部尽管十分复杂，可以分为理论及实践的几个不同派别，但它们具有一些共同的性质和特点，共同承担并体现了这一时代的民族精神。这些特点包括：

一、以不同方式为发源于先秦的儒家思想提供了宇宙论、本体论的论证；

二、以儒家的圣人为理想人格，以实现圣人的精神境界为人生的终极目的；

三、以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为根本道德原理，以不同方式论证儒家的道德原理具有内在的基础；四、为了实现人的精神全面发展而提出并实践各种“为学功夫”，即具体的修养方法。

在文学方面，宋代的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有其独特地位，人们通常用“宋词”来涵盖这一时期的文学主流。此说虽点出了宋代文学最有成就的一个方面，但却流于太简，缺漏不少。实际上在文、诗、曲、小说、戏剧等方面，宋人的成就也是相当高的。如唐宋散文八大家，其中宋人就占了六席，欧阳修、王安石、苏东坡的文章，决不在韩、柳之下。

而宋诗之美，在清瘦，在义理，在意态。这些方面中国文学史著作所论很多。而引发后世新的文学样式的小说与戏剧之雏形，也是在两宋时期出现的。

在史学方面，宋代的史学也相当发达。在官修史书中，有“起居注”“时政记”“日历”“实录”“会要”“国史”等类别，这些类别都有专职的机构负责。

但宋代史学的成就，主要是体现在私家著述的质量及其创立的体裁方面，这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编年体史书的质量很高；二是当代史的研究发达；三是史学体裁的创新。如在史学体裁创新方面，司马光在编写《通鉴》时，首先把有关资料编成“长编”，最后又把没有采入正文的内容或奇异记载，编成另册，名之为《考异》，与《通鉴》并行

这在中国历史编纂学上，开创了一种新的而且是很好的方法和体裁。其他如袁枢创立的“纪事本末体”，朱熹的“纲目体”等。

在教育方面，宋代的教育事业之兴旺发达、教育的普及程度之广泛，在中国古代史上都具有很特殊的地位。当时，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学校教育受到了统治者的高度重视。整个北宋时期，在政府组织下的大规模的“兴学”活动就出现了三次：

一是宋仁宗庆历年间的太学兴建；二是宋神宗熙宁、元丰年间的太学“三舍法”实施；三是宋徽宗崇宁年间的“三舍法”向州县学推广。宋代教育事业通过这三次大规模的发展而进入繁荣期。此外，私学方面在两宋也发展迅速，各种书院以及蒙馆、乡校、村学、私塾、冬学等启蒙学校遍布全国。重视知识、重视文化乃至“尚文”精神，成为一种社会风气。

在图书的收藏、编订、刊刻、整理等文化事业方面，两宋也出现了“郁郁乎文哉”的景象。当时，国家和私人的藏书丰富，整理精当。政府专门组织大型书籍的编修。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图书出版事业的兴旺发达。宋代是我国雕版印刷的黄金时代，而且还有活字印刷的发明和应用，这为大量刊刻图书提供了物质条件。

伴随着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社会风气普遍尚文，所以两宋的刊刻书籍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所刻书籍涉及各个领域，如儒佛道三家的经典、历史、天文、地理、农工、医药、诗文词集、小说、民间必用书籍、前人及当代人的著作等等，应有尽有。

刻书机构遍布全国，除了有官刻、家刻（私刻）和坊刻三大刻书系统外，还有寺院刻书、道观刻书、祠堂刻书等等。由于书籍的大规模刻印和流通，以至于刻书和卖书成为两宋新兴的行业。而书籍的大量增加，又反过来促进了两宋文化的发展。

至于宋代文化中的其他方面，如金石、书法、绘画、音乐、舞蹈等等，也都可圈可点。但还有一个方面却万不能忽略，那就是两宋时期科学技术的高度发达。

中国自隋唐至两宋600多年间，是我国古代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但就科学技术而言，真正发达的时期是在两宋而不在隋唐。相比而言，隋唐时期的人文文化堪称发达，而科学文化却黯然失色，人文与科技之间处在一个不平衡的状态之中。

但在两宋时期，这两方面则处在一个比较平衡的状态中。《中国科学技术史》作者、英国著名的汉学家李约瑟博士曾对此作过比较，他认为：“对于科学史家来说，唐代却不如后来宋代那么有意义。这两个朝代的气氛完全不同。唐代是人文主义的，而宋代则较重于科学技术方面.....每当人们在中国的文献中察考任何一种具体的科技史料时，往往会发现它的主焦点就在宋代。不管在应用科学方面或在纯粹科学方面都是如此。

两宋时期，在整个社会经济、文化全面发展的推动之下，科学技术也得到了长足的进步。两宋的科技成就，不仅成为我国古代科学技术史上的一个高峰，而且在当时世界范围内也居于领先地位。别的且不说，就对整个人类文明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影响的我国古代四大发明，其中的三项－活字印刷、火药、指南针－就是在两宋时期完成或开始应用的。

讲到两宋科学技术时，人们还常常提到沈括及他的《梦溪笔谈》。如李约瑟博士把沈括誉为“中国整部科学史中最卓越的人物”，而他的《梦溪笔谈》则是“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中国科学技术史》第1卷）。

然而，两宋时期的科学技术成就，决不仅仅是三大发明、沈括及其《梦溪笔谈》。如数学方面，两宋时期可谓在中国古代以筹算为主要计算工具的传统数学的发展过程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许多方面都取得了极其辉煌的成就，这些成就都远远超过了同时代的欧洲。如高次方程的数值解法要比西方早了近800年，多元高次方程组解法和一次同余式的解法要比西方早500余年，高次有限差分法要比西方早400余年，等等。贾宪、秦九韶、杨辉等数学家，堪称中国数学发展史上的杰出代表。至于天文学、物理学、化学、地学等等，两宋的成就也令人瞩目。

总之，有宋一朝，武运、国势的萎弱，与经济上的繁荣、富庶，文化上的昌明、发达，形成极其鲜明的对照，貌似不和谐地并存于一体，这可以说是两宋历史的最大特点之一。有人甚至把这一特点称之为“宋代文明之谜”，以为比古希腊文明“更难于解说”（详见景戎华《造极赵宋，堪称辉煌》，《读书》 1987年第5期）。如果把两宋时期置于中国古代历史的长河中加以鸟瞰的话，我们认为，以“承上启下”四个字来定位是比较确切的。

在中国历史的演进过程中，唐宋之际是一个重大的转折时期，许多重大的变化，包括政治、经济、社会结构文化等，都是在这一历史时期完成的，这可以说是史学界公认的看法。

大致说来，种种变化的萌芽在中唐以后就开始出现，但变化的加速和完成，基本上都在两宋的300年间，由此，直接影响到整个中古后期的历史发展和演变。

就政治而言，大家知道，中国封建时代实行的政治体制是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在这种政体下，国家的政治、经济、司法、军事等一切大权，最后都集中于皇帝一人之手。如果从权力的结构上来看，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包括了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两层含义。前者是指皇帝一个人的专制独裁，“天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后者则体现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即由中央政府直接有效地控制地方上的行政、财政、司法、军事诸权力，“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从制”。

中国历史上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萌发于战国时期，至秦始皇荡灭六国后正式确立。这个政体虽然在秦朝已经建立起来，但它的完善和不断强化却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可以这么说，至少在隋唐之前，皇权独尊、中央至上的地位，并没有真正完全确立，尽管在理论上它们早已经被确认了。

挑战主要来自统治集团的内部，其具体表现就是中央皇权与宗室、外戚、权臣以及地方豪族势力之间的不断较量，后者常常以违法犯禁、谋反作乱、分裂割据等手段，对中央皇权构成严重的威胁。所以，从总体上说，我们可以唐宋之际作为中国古代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历史演变过程的分界线。

在此之前，其主要特征表现为权力由地方逐渐向中央集中；在此之后，其主要特征则表现为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的权力逐渐向皇帝个人集中。而两宋恰恰就是处在这两者的关节点上，到宋代以后，则是君主专制独裁的恶性膨胀，到明清达到极点。以上可谓两宋时期在中国政治史上的承上启下。

就经济而言，唐宋之际最有代表性的经济变动就是土地所有制的变化。具体说就是均田制被破坏，封建的土地国有制进一步削弱。“不抑兼并”“不立田制”政策的推行，使得地主土地私有制普遍发展起来，土地买卖频繁、转移过程加速、商品化程度提高，及由此产生的官田私田化。

在土地所有制形式改变的条件下，租佃制取代了荫户制，地租的形式也从分成制变为按产量来固定租额的定额制。地租形式的变化客观上又造成农民对国家和地主人身依附关系的减弱，为进入手工业者行列提供了条件，再加上国家对轻商、抑商政策的修正，独立工商业者社会地位的改善，又促进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以上可谓两宋时期在中国经济史上的承上启下。

就社会结构而言，南北朝以来，统治阶层内部，士庶之间地位悬殊，界限森严，彼此隔绝，隋唐时期遗风犹存。但到宋代，随着经济制度的改变，士庶的界限也被打破了。

统治者“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统治阶层从贵族化向平民化转变，这是其一；

统治阶层内部升降沉浮的现象频繁，这是其二；统治阶层与皇权的关系变得密切，不再如南北朝时门阀大族可以不关心王朝的更替，而是与王朝的兴衰息息相关，进而对国家政治关注的程度大大提高。农民阶级的结构变化，则是自耕农减少，佃农大量增加，从而使得农民用自己的工具租种地主的土地，向地主交纳地租这一中国封建社会的典型形态 得以定型。

就文化而言，内容就更为广泛了。上到民族精神、价值取向，下到礼仪风俗、衣食住行，唐宋之际无不发生丕变。从总的发展趋势来看，中国文化的转折是向平民化、理性化方向靠拢，当然这是相对先秦、汉魏的文化而言的。如儒学的理学化、佛教的禅宗化、道教的内丹化、文学的散文化、知识的普及化、礼俗的通俗化等等。晚清的大思想家严复在写给熊纯如的信中曾这样说道：

古人喜欢读“前四史”（《史记》《汉书》《三国志》《后汉书》），是因为它们文字优美。如要研究政治、风俗和人的思想，宋代是最值得注意的。中国今日的许多现象，好坏不论，大多是宋朝开始出现的，这种说法离事实不会太远。（参见《学衡》第13期）

严复此言主要是针对思想文化来讲的，实可视为极有见地之论。